摘要：文章基于2016年版WIOD数据库利用WWZ法对中美高技术产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贸易结构进行研究。首先对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双边贸易总值进行分解，然后计算比较了全球主要国家的GVC地位指数，最后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地理方向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传统的贸易统计口径高估了中国对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贸易顺差规模，美国的获利能力远高于中国;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的GVC地位处于低端，远低于日美，短时间内难以赶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居高不下，而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较低。最后提出中国需提升创新能力，攀升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适度向日韩及部分欧洲国家进行进（出）口转移。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高技术产业;WZZ分解;GVC地位指数

一、 引言

全球价值链导致高技术产业分工日益碎片化，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专注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的上游环节，发展中国家负责生产组装的下游环节。这种南北贸易分工新模式催生出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业巨额贸易顺差。2018年3月，美国借助“301贸易调查”指控“中国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并发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美国对中国主动发起贸易战，表面旨在弥补其在科技领域遭遇的损失，实则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遏制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渗透及产品的蔓延。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深刻变革，贸易利益的分配方式逐步向价值链形式转变，传统贸易口径下的贸易差额大小并不是衡量技术水平和获利收益的标准。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美国并不是所有的高技术产业（如交通运输设备）都呈现贸易顺差，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的贸易顺差规模尤为突出（崔煜钰，2015）。本文首先基于增加值视觉分析中美两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上的利益分解，其次测算了典型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最后研究中国该产业的贸易地理方向变化，有助于明晰中美在国际竞争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利益分配情况以及中国为防止美国未来进一步打压更好地实现进口和出口替代。

二、 文献综述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对“高技术产业”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杜莉，2006）。OECD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版根据不同技术水平对制造业进行分类，这是目前在学界对高技术制造业较为权威的分类方法。

随着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中美两国日趋盛行的高技术产业贸易进行研究。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调整出口政策，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王勇（1996）发现克林顿出口政策调整主要是对计算机以及通讯设备放松出口管制，其余军事类，涉及核、导弹等政治类出口仍保留出口管制，目标则是针对当时生机勃勃的中国市场。李强、唐磊（2009）通过构建描述商品贸易收支差额和价值量比重指标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技术类产品周期性全面超过中技术类，相对贸易量超过低技术类，提出产品周期特征将最大体现在高技术类产品上。杜莉、谢皓（2010）指出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差额日益拉大。黄晓凤、廖雄飞（2011）运用HP滤波法对中美贸易差额和高技术产业贸易差额进行趋势分解，发现两者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杨高举、黄先海（2013）提出大量的加工贸易推动中国在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李奉芪（2013）从贸易结构层面出发，认为并非所有的高技术产业呈现贸易顺差，主要针对的是计算机与通讯技术领域（崔煜钰，2015）。

综上所述，现在已有的文献研究都是使用傳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存在“重复计算”带来的影响可能无法消除，而鲜有从全球价值链视觉对中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力求厘清以下问题：基于增加值衡量的中美两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结构水平比较;全球主流国家（美、法、德、英、日、韩及金砖四国）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GVC地位指数比较;基于增加值角度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三、 研究方法

1. 贸易总值分解方法。最早将一个国家（地区）的总出口分解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和国外增加值（FV）两部分的是Hummels等（2001），但该模型的前提假设过于严格。Wang等（2013）第一次将一个国家的总贸易流分解法扩展到部门、双边和双边部门层面的研究。和大多数采用KWW的增加值核算方法不同，王直等（2015）认为WWZ法更合理，因此本文采用WWZ法对中美双边贸易总值进行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

2. GVC地位指数。Koopman的GVC地位指数是用一个国家某一个产业的“中间品”出口额（用于他国生产和出口的“最终产品”），与这个国家该产业的“中间品”进口额（用于本国生产和出口的“最终产品”）进行比较。即一国某产业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品对数值，与本国该产业出口品中使用的进口中间品的对数值之差。用公式表示为：

GVC_Positionir=ln（1-）-ln（1+）

其中，GVC_Positionir代表r国i产业在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环节，那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方式是通过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或者中间品，它的间接价值的增值（IV）占这个国家总出口的比例就会比国外价值的增值（FV）高;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的环节，那它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方式是大量使用来自其他国家的中间品，从而生产最终品，这时，它的间接价值的增值（IV）占这个国家总出口的比例就会小于国外价值的增值（FV）。

四、 实证分析

1. 数据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都是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包含了2000年～2014年间世界43个主要国家（地区）56个行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该数据库具备连续15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可对各国各产业的产出及出口增加值进行描述性统计与趋势性比较分析。

2.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总值分解。本文对2000年、2014年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贸易总值进行分解，其中包括双边贸易对出口国影响、进口国影响。具体从如下方面进行阐述，DVA表示的是一个出口国的国内增加值最后被其他国家所吸收的部分，它既包括直接进口国的吸收，又包括其他国家的吸收部分;RDV表示最初出口但最终回到国内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MVA表示FVA中来自直接进口国的部分;OVA是FVA中来自第三国的部分;PDC是纯重复计算部分。其中DVA部分可以进一步根据被吸收的渠道具体分解三个部分DVA=DVA_FIN+DVA_INT+DVA_INTrex，即最终出口品的DVA_FIN;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品的DVA_INT;被直接进口国再出口，并最终被第三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品的DVA_INTrex。

以贸易总值衡量，中国对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的出口规模呈指数型增长态势，从2000年的164.86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 159.53亿美元，增幅为603.3%。通过对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的双边贸易产值研究发现，两国双边贸易存在严重的失衡情况，中美贸易差额同期从101.2亿美元扩大增加到986.46亿美元;但时如果以增加值衡量的角度分析，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双边贸易规模由120.3亿美元增至860.73亿美元，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从70.3亿美元扩大至726.64亿美元，这可以说明传统的贸易统计口径对中国美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顺差规模存在较大的高估偏差。

将总出口拆分为最终品出口及中间品出口，发现美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高于中国（美国是39.9%，中国是32.0%），说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获利能力比中国强，与现实相符。从该时段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占比由20.3%提升至32.0%，升幅11.7个百分比，美国出口的中间品占比由38.4%升至39.9%，升幅仅1.5个百分比，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领域发展速度远快于美国，但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异。

从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的国内增加值角度看，美国的DVA占比始终高于中国;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从国内增加值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最终产品（DVA_FIN）、进口国直接吸收的中间品（DVA_INT）、被第三国吸收的中间品（DVA_INTrex）方面进行探究。数据显示，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出口的DVA中，比例最高的细项为最终出口品的国内增加值（DVA_FIN），中间出口品的国内增加值中，被直接吸收和再次用于出口（DVA_INT和DVA_INTrex）的比例都比较低，特别是再次用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只有3.9%，远远低于美国同期13.8%。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出口品增加值结构确有改善，DVA_FIN占比从56.4%降至50.6%，DVA_INT占比从10.8%增至18.8%，DVA_INTrex占比从3.4%增至3.9%，反映了我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上正努力攀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另外，中国出口的FVA比例（MVA+OVA）超过美国，其中中国出口中的OVA份额尤其突出。也就是说，相比美国来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隐含着大量的国外增加值，尤其是来自第三国的增加值，从占比份额来看，美国只有5.9%来自其他国家，但是中国有高达22.5%。

3. GVC地位测度。上一节通过出口值分解初步判断了美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上的贸易获利高于中国，本节通过GVC地位指数判断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能够更为精确。

（1）中国GVC测度。根据GVC公式计算2000年～2014年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的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中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GVC地位指数在-0.282～-0.101之间波动，并且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1年）：中国仍以一般贸易为主，GVC地位指数略微上升。第二阶段（2001年～2007年）：GVC地位指数逐年下降。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承接了国际制造产业转移，开始以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新贸易模式，主要通过先大量进口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中间产品，然后再进行加工组装再出口，直接低端锁定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第三阶段（2007年～2014年），GVC地位指数开始恢复性提升。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及人口红利的消退，中国迫切需要产业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支出，再加上来自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溢出及渗透效应，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技术提到较明显的提升，正逐步由价值链低端向两边中高端延展细化。

（2）GVC地位指数比较。从全球主要国家的GVC地位指数变动趋势来看，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GVC地位指数几乎始终处于末位，甚至不如巴西。日本和美国一直是全球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的领跑者，GVC地位指数居高不下，原因是日美跨国企业仅将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工序转移至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核心技术仍掌控其中，中国也仅是日美跨国企业的代工厂。法国GVC指数一直在0附近徘徊，但总体大于0值，是在日美之后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高端价值链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2000年～2014年间GVC指数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原因是印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贸易结构实现了率先发展服务业的跨越式结构递进，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甚至出现倒退趋势。

4. 中国贸易地理方向。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贸易发展对中国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至关重要。由于美国频频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尤其对高技术产品的打击力度不降反增，中国在该产业上需进行适当进（出）口替代，以防范潜在负向冲击。

2000年、2008年和2014年三年我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进口排名前五位国家（地区）非常稳定，分别是日本、韩国、台湾、美国和德国。从变动趋势看，对日本的进口依赖度从2000年的17.5%降至2008年的15.8%并继续降至2014年的11.9%。而对韩国的进口依赖度同期由9.6%升至18.0%再升至22.7%，一跃成为我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进口第一国。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正逐步减小，2014年仅3.5%，排第四位。

2000年～2014年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出口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一直是美国，日本占居第二，德国/韩国占居第三/四。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由2000年的28.5%降至2014年的20.2%，但由于基数过大，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地位。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6年版WIOD数据库利用WWZ法对中美高技术产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贸易结构进行研究。首先对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双边贸易总值进行分解，然后计算比较了全球主要国家的GVC地位指数，最后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地理方向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传统的贸易统计口径高估了中国对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贸易顺差规模，美国的获利能力远高于中国;（2）中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的GVC地位处于低端，远低于日美，短时间内难以赶超;（3）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居高不下，而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较低，中国可向日本、韩国与部分欧洲国家进行适当进（出）口替代。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科研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是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世界主要国家的竞争，根本上是科技创新的竞争，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业又是美国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的攻击核心，例如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等等。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顺应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措施，是我国经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意义。从微观角度出发，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微观单元，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提升微观创新能力，中国新动能和旧动能之间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加速转变，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创新的能力不断提升，最终促使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目前而言，从全球价值链的领域优劣势分析，我国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劣势，我国的企业经常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位置，具体分析，是因为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设备和材料对于欧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仍然比较大。我国接下来应该要着重推进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争取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向中高端迈进，在战略性产业上实现竞争优势，需要通过培育更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关键材料、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现代制造业相互之间深度融合方面考虑，促进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跨越。

2. 做好出口转移准备，减少贸易战损失。我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产业出口对美国依赖程度较大，同时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向的贸易保护政策势必会对我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造业的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或者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应提前做好相应的出口转移战略，加深与其他贸易伙伴例如日本、韩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相应产业的出口贸易，以此分散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贸易风险。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伴随着两国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贸易失衡问题也逐渐凸显，中国必须减少对美国贸易依存度，提升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引导企业选择更广泛的市场，通过多元化的贸易市场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压力。

3. 正确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实现内外发展齐头并进。正确看待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全面对内进行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程度，创新现有旧体制，加快推进各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在国内，我们要大力推进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对现有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跨越。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品牌附加值。从外部角度出发，要进一步放宽市场进入准则，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部优质资本的注入。当前世界经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导致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挑战，在此形式下，中国更应坚决的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扩大开放的手段和措施，倒逼国内企业提升创新意识和能力，最终实现推动企业自身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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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淑颖（1995-），女，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金融及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

收稿日期：2019-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