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

北大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在那里遭遇了古典音乐。

音乐与我，注定缠绕一生

这几日大雪封门，难得工作上暂时清闲下来。哪儿也去不了，干脆躲在家里听听莫扎特，围炉等雪化。

算起来我在海外已经度过了三十多个冬天了。离开祖国已久，对很多人和事的印象都模糊了，但有些记忆却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深刻。我生命里有许多的第一次都始于北大，且多少都与音乐相关，即便后来足迹遍及四大洲，燕园、音乐与我如同风、线与风筝，注定缠绕一生。

音乐一响起，便触摸心灵

第一次听交响乐是在北大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家。记得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去冯老先生家串门。冯友兰先生的孙子冯岱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说有位亲戚刚从海外带回一张唱片，让我一起听听，我说好。

音乐一起，我便再也回不去从前了。

我是听着样板戏和革命歌曲长大的，“文革”中跟小伙伴们一起偷偷唱过《外国民歌200首》，也基本都是些苏俄民间小调。这张唱片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最先飘进我耳朵的偏偏还是第二乐章那段诉说着德沃夏克哀伤乡愁和对伏尔塔瓦河畔故乡无限思恋的《念故乡》。

原来音乐可以如此直接触摸人的心灵啊！

那是得意张扬的青春时刻

虽然我一直对文科很感兴趣，但考大学的时候，父母不愿我学文科，非逼着我考理科，还用那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的名言劝我。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母亲是化学，我那时候叛逆，不愿走他们的老路，便选了物理，最后考上北大78级地球物理系，读大气物理专业。这么说来，我们家“数理化”就齐了。

那时的北大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神奇之地。我第一次在校园里举着火把通宵游行是1981年3月20日，因中国男排逆转战胜了南朝鲜队，获得了世界杯参赛权。那次电视现场直播因为中央电视台卫星租用到期信号中断，焦虑等待结果的同学们从收音机里得知中国队转败为胜，激动地冲到校园里连夜欢庆。大家点着笤帚当火把，敲着脸盆当锣鼓，在校园中游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

这个即兴事件成了当时激励全国人民奋进的时代契机。国内一批作曲家瞿希贤、谷建芬等来到北大采风，创作新曲，北大还与中央电视台联手举行了一场名为“五月的鲜花”校园音乐会，并拍成音乐记录片在电视台播放。有一段歌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是黄河的儿女，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的家。要在这里举起旗帜，要在这里奋勇进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是作为北大爱乐者合唱团的一员，参与北京高校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后来我去过无数剧院，但人民大会堂的音响效果到现在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演出前一天我们去走台，万人大礼堂里仅有寥寥几个工作人员，当绚烂的五星顶灯亮起， 杨鸿年手中的指挥棒轻轻滑下，又猛然一收，我们这些年轻的合唱队员的第一个合声“啊”在空旷的大厅中回响，那情景令人振奋，至今仍历历在目，音犹在耳。

我们不仅在学校唱，在人民大会堂唱，还到大自然去唱，于是便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刷夜”。那次，我叫上了一个手风琴拉得不错的高中同学，还有中文系、计算机系、物理系、经济系的几个同学，一起去圆明园废墟上点着篝火彻夜歌舞。我还和同学们一起平生第一次爬上尚未修缮的古长城，面对断壁残墙、清风皓月尽情欢唱。

现在回想，我们这代人后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跟中国一起成长，大家合力把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变成今天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虽然我们青春已逝，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确是在我们这代人的青春里实现的。

北大校园学习气氛浓厚，同学们的大部分精力都在专业课学习上，大多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但兴趣的火种是压抑不住的，我的文科情怀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变得更为浓厚，不仅参加了校合唱团，还成为五四文学社中为数不多的理科生之一。

我第一次看大海，也是在北大读书时。

1980年夏天，北京市团委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北大去了十几个学生，由中文系77級孟晓苏带队，我也有幸位列其中。在夏令营里，我跟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的学生刘克清、王宪生结为好友，一起在北戴河边逐浪放歌。当时唱的是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男主人公鲁道夫的咏叹调《多么冰凉的小手》，引得同团的女生们频频侧目，那是三个年轻人得意张扬的青春时刻。

多年以后，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聆听中国著名指挥汤沐海指挥罗西尼歌剧《奥赛罗》，在演出结束后的酒会上我竟与刘克清不期而遇，谈起当年北戴河的海风、白浪和放歌，我俩都唏嘘不已。风筝以为自己脱离母体日久，追求自由飘荡，殊不知那根隐形的线犹在，才能牵绊出种种因缘际会。

一个小砖头录音机，听得如痴如醉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日益开放，校园气氛也变得活泼起来。在北大的大饭厅，我第一次跳了交谊舞。当时的大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没有桌子，一到周末，大家就在那里跳当时流行的三步四步舞。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蓝衣蓝裤的少男少女翩翩起舞，真是饶有情趣。

同学中开始有人穿喇叭裤，听邓丽君的歌曲，但我听的更多的还是古典音乐。自燕南园受德沃夏克启蒙后，我就开始找一切机会接触古典音乐。考进北大后我住在41楼，跟系里几个爱乐的同学如张启东、谭晓光都交往甚密，我们几个手头略微攒点钱，就跑去王府井八面槽买原版磁带，商量好分别买不同的，回来互相交换着听。

磁带五元一盘，父亲每月给我25元生活费，一两个月能攒出一盘磁带的钱。我买了个120元的小砖头录音机放在宿舍里，一遍一遍听得如痴如醉。张启东那时候痴迷指挥，经常晚上对着录音机练习，仿佛面前是齐整的乐团，等待他发号施令，后来他如愿成为北大爱乐者合唱团的指挥之一，也不枉心中梦想。

我第一次听国际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出也是在北大期间。1979年，小泽征尔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红塔礼堂演出，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挖空心思到处弄票，费了很大力气也一无所获，于是早早就在红塔礼堂门外痴痴地等他人退票，居然等到了，票拿在手里，心怦怦直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天的音乐更让人难忘，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在小泽征尔那魔幻的指挥棒下，被演绎得深沉而绝望，尤其大号的声音，在我耳边萦绕许久。有位作家形容看过小泽征尔的演出后，“你从红塔礼堂进去可能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出来时你已是一个新人。”

因为爱乐，我一生交到的朋友数不胜数

冬去暑来，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在青春里的音乐萌芽非但没有在俗世中消逝，对音乐的热情反而越来越浓厚。现在有能力到金字塔尖去全球追星了，但我仍像那个在燕南园斗室里偷听唱片的懵懂少年，不时为受到音乐的触摸而颤抖、惊喜。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仍然片面，而音乐是宣扬中国文化的那个智慧的切入口，在工作之余，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中国音乐的海外推广上。

这些年我一直在支持被多明戈誉为“近年來罕见的男高音”的中国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2014年5月，作为主要赞助人之一，我策划了范竞马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国风雅歌”音乐会。这些年，为了向全世界展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情怀的音乐，范竞马一直在推广“国风雅歌”，由作曲家邹野用西方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改编，经范竞马用纯正的美声唱出，让许许多多的欧美观众感到新奇和震撼。

因为爱乐，我这一生交到的朋友数不胜数。有一年去台湾，一个朋友带我去台北101大楼的诚品书店参观，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喜欢旅游，专门给我推荐了一本叫《音符上的奥地利》的书，讲的是古典音乐及相关音乐人和奥地利人文地理的关系，我很喜欢，当时就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刘雪枫”。后来，我随范竞马的“国风雅歌”团队去欧洲巡演，在奥地利林茨的多瑙河畔，我见到了“国风雅歌”艺术总监刘雪枫，突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名字，一问才知果然就是他。原来刘雪枫是北大79级历史系毕业，只是我俩在学校时并不认识，随着聊天话题的深入，我俩就此结为好友。后来，我跟随刘雪枫在德国拜罗伊特聆听瓦格纳，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小山村参加舒伯特音乐节，在奥地利湖边探访马勒的小屋，在俄罗斯的白桦林中探寻柴可夫斯基的踪迹。离开北大三十年后，为了同一个梦想，两个风筝在风中相遇，真可谓奇妙的缘分。

多年前在科罗拉多，歌唱家田浩江就和我相识了，他现在在教外国人唱中国艺术歌曲。2005年，谭盾和张艺谋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合作了一场由多明戈主演的歌剧《秦始皇》，策划排演的过程我也参与其中。和许许多多的北大爱乐人一样，在维也纳、在纽约、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在休斯顿、在柏林、在德累斯顿……在世界各地，为将中国的音乐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朋友，我们作为幕后推手，尽己所能奉献着心力。

风起，筝飞，因北大而在。一生都能与音乐同行，与北大结缘，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