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声

“小城故事多，景色也不错。”这句邓丽君的歌词用来给安徽凤阳做标签也是十分贴切的。

恢宏壮丽明皇陵

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朱元璋一心想把将来的国都建在自己的家乡安徽凤阳，便派人在凤阳修建规模庞大的都城——中都。

朱元璋称帝第二年便在其父母坟墓处修建皇陵，历时十年。当时的皇陵分皇城、砖城和外土城三部分，占地两万余亩，城内殿堂房舍千余间，仅护陵的人就有3340户。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刻，其气势甚至超过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只可惜陵园内大部分建筑皆被毁于明朝末年。

走在明皇陵内的大道上，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大道两旁的32对排列整齐的石像生，而大家所熟知的北京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乾陵都只有18对石像生。陵园导游自豪地说：“这里的石像生数量之多、雕刻之精美，为历代所有帝王陵园之冠，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石像生自北向南成对排列，这些用硬度极高的青石雕刻的石像生，无论是麒麟、石狮、石虎、石羊，还是华表、文臣、武将、石马与牵马人，无不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1982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如今正在申请世界级文化遗产。

沿着石板铺就的大道继续往南走，过了金水桥就会看到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飞檐斗拱的凉亭。西侧的凉亭里放置的是朱元璋御制的皇陵碑，碑上镌刻着朱元璋亲自撰写的碑文。皇陵碑高6.87米，由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组成，碑额上刻有“大明皇陵之碑”六个大字。其实，建造皇陵之初已有文臣儒士撰写了碑记，但朱元璋认为这些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又亲自撰写了碑文，碑文共1105个字，内容主要记述了朱元璋的身世、僧侣生活、戎马生涯以及开创大明江山的全过程，阐明了昌运兴盛的道理，以作为子孙后代的训典。

在皇陵碑对面的凉亭里树立着一块无字碑，形态规格与皇陵碑一模一样，但碑体上没有一个文字，这是朱元璋专为其祖辈歌功颂德而立的，他认为其祖辈的功德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于是树立无字碑以彰显功德无量之意。历经六百多年风雨的皇陵碑和无字碑被后人称为“皇陵双绝”。

走过两座碑亭，大道两侧出现两片茂密的松树林，这里便是享殿遗址。享殿是皇帝祭祀祖先和休息的地方，明代皇帝在祭祀祖先时，为了躲避陵寝过重的阴气，到了享殿就不再前行，所有的祭奠活动都在这里进行，这里曾是皇陵中最恢宏奢华的建筑，可惜早已被焚毁。

享殿以南有座像小山似的大土丘，朱元璋的父母和兄嫂就埋葬于此。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曾多次考虑为父母迁葬，因有臣子劝说迁葬会破了“兴龙宝地”的风水，于是才就地建造了园陵。

皇帝扫地龙兴寺

凤阳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朱元璋当小和尚时，每天都要打扫寺院，他嫌泥塑菩萨碍手碍脚，便随口说：“你们都到门外待着去，等我扫好了再进来。”话音刚落，菩萨们竟真的跑出去了。等朱元璋扫完地，菩萨们又回到了原位。一天，方丈发现菩萨们都立在门外，问：“你一个小和尚怎么把菩萨搬到外面去的？”朱元璋说：“是他们自己跑出去的。”方丈不信。朱元璋便喊道：“你们还是回到原位吧。”果然菩萨们又回到了原位，这下可把方丈惊呆了，猜想这小和尚定非凡俗之辈。

朱元璋扫地之处正是位于明皇陵之侧的於皇寺，当年他在此出家仅五十天，寺庙便因荒年无以为继，朱元璋只得云游四方。三年后，朱元璋复入於皇寺，始知立志勤学，并与反抗元朝政府的红巾军有了来往。又过了四年，寺庙被元兵烧毁，朱元璋便投身郭子兴手下的红巾军，从此南征北战，直至1368年推翻元朝，统一天下成为明太祖。十五年后，朱元璋下令重建於皇寺，整座寺院气势恢宏，有“僧童骑马关山门”之说。

朱元璋对重建於皇寺相当重视，赐名“大龙兴寺”，还为其特别制定了一部《御制大龙兴寺律僧法》，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大大提高了龙兴寺在明代的名气和地位，数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国内名刹之一。

龙兴寺中房屋飞檐处的风铃与别处寺院所见大为不同，全都铸成了龙形，发出铮铮的脆响，让人顿时感受到皇家气派。

“东方芭蕾”凤阳花鼓

《凤阳歌》是凤阳花鼓的代表曲目，其产生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一说它来自民间歌舞，是安徽民间歌舞《打花鼓》中的歌曲。花鼓又称“双条鼓”、“花边鼓”、“花鼓小锣”，歷史上由于淮河流域经常闹水灾，老百姓四处逃荒，沿路乞讨，乞讨的手段之一就是身背花鼓、手执小锣边敲边舞边唱，所唱的曲子大都是当地的秧歌、小调，因这种歌舞形式最早流行于凤阳，故称“凤阳花鼓”。二说它来源于明代戏曲，依据是清乾隆年间的戏曲集《缀白裘》第六集梆子腔《花鼓》中出现过这首歌，唱词基本相同，并被称为《凤阳歌》，又因为这段词出自明万历年间周朝俊所编传奇《红梅记》，故有人说《凤阳歌》产生于明代。但从安徽与南京相距很近，且歌词中有直接讥讽朱元璋及明代文字狱的内容来看，后者的说法似乎不太可能，所以说它流行于明末清初较为妥切。

《凤阳歌》的曲调共四个乐句，首句中的两个乐句都以Mi作尾音，而后面的三个乐句都结束于Re音，形成乐句结束音一边倒的趋势，这在以起承转合为典型结构原则的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四句共同构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不仅掩盖了同音结束的不足，反而使之成为民歌文献中大胆创新的范例。此外，每唱完正词段落后，再一连补唱四句“咚咚咚咚呛”，并仍结束于Re音，既突出了花鼓的特征，又使结束音更加稳定。而在歌曲反复时，第一、二乐句的一些变化则是作曲家任光1935年在影片《大路》中引用原民歌时所作的改动，这一改动使原曲增加了新的光彩，也为后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