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雅文 宗城

2019年是达尔文诞辰210周年，《物种起源》发表160周年。达尔文是进化论之父，也是生物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在神创论占据主导的年代.迭尔文冒着巨大风险推动了进化论的传播，彻底改写了人类看世界的眼光。达尔文的学说不但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通过斯宾塞等人传播到社会学界，促成了遥远的东方的思想革命，时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要评选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必定榜上有名，在神创论主宰天下的年代，达尔文和赫胥黎、华莱士、胡克等学者一起颠覆了神创论，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仅凭这一点，他就足够被载人史册。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年少时却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甚至是老师眼中的“低能儿”。

低能儿与兴趣背后的天才

事情要从达尔文的少年时光说起。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什罗普郡什鲁斯伯里小镇的医生世家，是当地医生罗伯特·达尔文的第五个孩子。他8岁开始上学，9岁进人中学（当时英国的学制比较随意，读一年小学就可以上中学）。但他对课业毫无兴趣，不但成绩糟糕，还连连逃课。有时候，他逃课竟是为了看树林里的昆虫，也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看蚂蚁搬家，看一棵小草的变化，这让老师觉得不可理喻。

老师认为他是个低能儿，把他在学校的表现告诉他父亲，父亲训斥他：“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以外，你什么都不操心，将来会有辱你自己，也会有辱整个家族！”

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博物学已经开始流行，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有了广泛的参与。这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古老学问门檻低，没有学历也可以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进行探索和发现。

毫无疑问，达尔文志在于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求学，达尔文都把生物学作为自己最大的爱好，一边潜心研读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书籍，一边做动植物的分类研究。

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英国国教牧师，因此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但他却在生物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年以后，达尔文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涯，直言自己在课业上的时间都浪费了。但这是达尔文的谦逊说法。实际上，他不但在基督学院的毕业名单上成绩名列第十，而且发表了关于生物学的报告和论文。

达尔文在大学时期展现了他在生物学上的天赋，他精心挑选了34只甲虫和一只蛾类标本，寄给伦敦的一位昆虫学家，其中有几个品种被收录在《不列颠昆虫图录》中，备注“由达尔文君采集”。也是在大学期间，他结识了自己前半生的贵人——植物学家亨斯洛教授。

得益于优厚的家庭条件，达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外出狩猎，搜集甲虫，研究动植物或走访朋友，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但在父亲看来，这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他希望达尔文好好读书，毕业后做一个合格的牧师。

1831年秋天，达尔文一生的转折点出现了。一艘名叫“贝格尔号”（又名“小猎犬号”）的英国皇家军舰准备远航，舰长费支罗伊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信奉上帝，又热衷于生物学研究，为此他计划免费让一位专长于此的学者上船，进行一次全球考察。亨斯洛教授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达尔文，他建议达尔文说动父亲，允许其成行。

达尔文父亲起初不同意，但达尔文软磨硬泡，甚至鼓动亲戚说情。父亲不耐烦地说，如果有任何一个有识之士赞同此事，他就放行！结果，达尔文的舅舅充当了这个有识之士。父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22岁的达尔文就此踏上了“贝格尔号”的甲板，开始了这趟改变人类认知的环球之旅。

1831年12月27日，“贝格尔号”从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的德文港启航，穿过赤道，抵达巴西圣萨尔瓦多城;然后沿大西洋海岸航行，再穿越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进入太平洋，到达加拉帕戈斯群岛;最后横渡太平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法耳默斯港。

历时近5年，达尔文先后踏上了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国家或地区，看到了他从未见到的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鸟类标本、古生物化石。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面，他发现了巨型树獭化石;在阿根廷草原，他看到牧民对土著人的杀戮;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他开始思考相邻小岛上的海龟或知更鸟的亲缘关系;在军舰停留南美洲西海岸时，他横跨了安第斯山脉。

达尔文在航行中完成了368页动物学笔记、1383页地质学笔记、770页日记、1529个保存在酒精瓶里的物种标本、3907个风干的物种标本，还有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捕捉的活海龟……这些惊人的数字体现了此行的意义，但达尔文的收获远不止于此。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出版了一本名字无比长的旅行笔记——《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在舰长费支罗伊率领之下的环球航行期间内所访问的各国自然史与地质学的考察日记》，这算得上是人类最早的环球旅行“攻略”。“探险家”达尔文详细描述了路途中遇到的每一个村庄、岛屿，记录下各种动植物，还有鱼类、植物的手绘图，当然更多的则是他对美景的感叹：“在这个河谷里，有一条小小的河流，两侧植物茂盛，使人感到愉快……”

但远洋航行毕竟不是旅游，它伴随着焦虑和病痛。19世纪中期，出海人员发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贝格尔号”的上任船长就是在航海途中因抑郁而饮弹自尽，达尔文在考察中也饱受晕船和不明疾病的困扰。

他的身体从小就不好。考察智利时，又患上了胃肠道感染，长时间卧床不起;在安第斯山脉东部，他发现自己被一种叫“Benehuea”的虫子咬了一口，这种虫子被证实是侵扰锥猎蝽，它能让人患上恰加斯病（又称美洲锥虫病），造成呼吸紊乱、心力衰竭。

即便承受着疾病折磨，达尔文依旧完成了考察。他对自然的渴望、对真理的执着，令他具有超过常人的探索热情和惊人的耐力，在孤独的远行中，他如同一位苦行僧，为寻求未知世界跨越山海。

5年的环球科考是达尔文科学人生中决定性的经历。通过庞杂的采集、整理、观察、分析，他发现每个地区都存在着既相似又不一样的物种，这让他更加坚定了研究生物特性的决心，慢慢形成了后来科学思想的基础和来源——由此提出“生命进化理论”。达尔文认为，各种生物自从产生以来，就发生了变化进化，生物进化有其自然动力，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适应进化的生物生存了下来，不适应的生物遭到淘汰，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这个观点动摇了基督教的神创论基础。

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就是神创论。神创论有不同分支，比如有的神学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区别于万物。也有的神学家坚信：万物都是神的产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认可人间之外有一个更高的神，在基督教，这个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神创论支撑起了基督教的整个哲学和宗教信仰，甚至在中世纪助推教宗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当时，教皇的权力一度高于君主，直到文艺复兴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但哪怕是19世纪，大部分人仍坚持神创论。以至于当信奉上帝的妻子爱玛看着达尔文承受痛苦，她忍不住问道：“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将会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

挑战神创论

“痴人”达尔文不信神，他信奉的是科学。他否定了上帝在万物演变中的作用，而将其诉诸自然的力量，指出了进化过程的不可确知性。人类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在对神的尊奉中拥有美好的前程，但进化论打碎了这种幻想，提出物种是可变的，进化过程是不能被人类所掌控的。达尔文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使人类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生机盎然、缤纷多彩的生命现象，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创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以沉重的打击，这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842年，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又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研究，终于在1859年完成撰写。此时距离他环球考察已经过去了20年。这20年里，他一直都在犹豫是否写作出版《物种起源》，因为进化论太过于惊世骇俗，达尔文自己都不敢想象出版它所引起的后果。达尔文原本打算等自己离世后，由朋友将书稿出版，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改变了主意。

1855年2月，英国青年学者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23-1913）发表了论文《论控制新物种发生的规律》;1858年2月，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他悟出了“适者生存”这一思想，创作出《论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一文，随即将文稿寄给达尔文。一个奇妙的重合由此诞生——达尔文潜心研究20年的成果，竟然也是远方的华莱士正在思考的！

达尔文把这个巧合告诉了好友约瑟夫·道尔顿·胡克（1817-1911，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他们对达尔文说：“华莱士的想法跟你的很相似，而且你的想法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为什么不一起发表呢？”

其实，达尔文那时已经是欧洲知名的博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学术界的名望和话语权都远超华莱士，如果自私一点，他完全可以独占这份成果，但达尔文并没有这么做，他决定联系华莱士，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对方，促成进化论的进一步研究。

正是这样的慷慨，让华莱士后来与赫胥黎一道，成为达尔文最忠实的捍卫者。

人类历史会铭记1859年11月24日。就在这一天，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第一批印刷出来的1250册在当天就销售一空，震惊当时的学术界。一场自然科学史上的地震，就这样拉开帷幕！曾经备受尊敬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一夜之间成为上帝信徒眼中的罪人。

《物种起源》的出版也引起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注。1859年12月12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正在读着的达尔文的书，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提供给了庶民信心——原来，我们的命运并不是神安排的，我们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从来没有天生的奴隶，也没有高于自然的上帝。教宗、君主及通过宗教信仰笼络人心、攫取利益的庞大群体颤抖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当时最为激励工人、农民的学说。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认为《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但同时，关于进化论的反对声音也如同巨浪袭来。达尔文的老师、地质学家塞治威克非常愤怒，他在《观察者》杂志上批评《物种起源》是“理智的腐化”。他写信给达尔文说：“你的伟大原理——自然选择——除了是由一些假设的、或是已知的初步事实所得到的次级结论以外，它还能有什么呢？……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感谢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就会受到损失，人性就会因此受到摧残，人类就会因此堕落。你的书大大地震撼了我的道义感。”

达尔文一度孤立无援，就连“贝格尔号”舰长费支罗伊也说：“我亲爱的老朋友，我实在不觉得做一个猴子的后代是件体面的事情。”

按常理来说，面对这些潮水般的质疑，达尔文应该站出来据理力争，但达尔文选择远离风暴中心，静心养病和继续做研究，即便是一年一度重大的科学促进会议，他也没有参加。反倒是赫胥黎和胡克在报刊与会议上据理力争，旗帜鲜明地支持进化论的观点。

国外最先支持达尔文的是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他通过《大西洋月刊》发文，呼吁学者放下偏见，对《物种起源》进行更充分的讨论。随后，赫胥黎与神创论的拥护者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在科学促进大会上进行了一次大辩论，赫胥黎笑称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犬”，“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他“准备接受火刑”。

威尔伯福斯问赫胥黎：“这个声称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祖父那边是猿猴，还是祖母那边是猿猴呢？”赫胥黎高昂着头道：“相比于一个在严肃科学讨论中以一己之才华来混淆科学真理的人，我更愿意跟一只猩猩有血缘关系。”

在科學促进大会上，进化论支持者和神创论拥护者都视对方为荒谬。博物学家欧文声称他掌握了推翻进化论假说的证据，但赫胥黎用详细的医学报告给驳了回去。威尔伯福斯主教表达了对赫胥黎的不屑，但后者毫不惊慌，而是反唇相讥，让神创论支持者颜面难堪。

不过，和一些科普读物描绘的不同，威尔伯福斯主教并不是只会引用宗教经文，辩论也不是简单的进化论对神学的胜利，而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对此进行报道的《星晚报》说：威尔伯福斯的辩论“雄辩而有力”，赫胥黎的话语则“充满争辩性，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媒体夸大了辩论在当时的影响，尽管《物种起源》激起了一些讨论，但在1860年，对它的争议还局限在自然科学界。

从1860到1870年代，神创论支持者继续攻击达尔文，甚至用漫画恶搞达尔文。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漫画发表在1871年3月号的《大黄蜂》杂志上，在这幅题名为“庄重的猩猩：一个非自然史的贡献”的漫画上，达尔文硕大的头颅被安插在一只猩猩的身体上，他鼻子肿大，面色严峻，蓄着大长胡子，像猩猩一样在丛林里游走。类似的漫画还出现在《笨拙》《乐趣》《小月亮》等杂志上，达尔文的形象在上面都是滑稽可笑的。

可这些嘲笑者不会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进化论也冲破自然科学的学科限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激起共鸣。达尔文这个曾被讥讽为低能儿的生物学家，一手摧毁了桎梏人们数个世纪的旧信仰。

从神创论到进化论，达尔文不但促成了一次意识形态的翻新，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他之后，诸多学者前仆后继，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甚至传播四海，点燃起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救国革新的热情。进化论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它不但是自然科学界的革命，也是整个世界的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天演论》

让我们再回到19世纪末，当达尔文在家里观察蚯蚓时，他不会想到，进化论即将开始它的“跨界演出”。而主导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19世纪末，斯宾塞在《生物学原理》和《社会静力学》中系统地将进化论引人社会学，他认为社会通过劳动分工而进化，从无分化的游牧部落发展到复杂的文明社会，社会应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社会的利益而存在。

斯宾塞将人类社会看作自然演变的一部分，那些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社会生态会被淘汰，而能够留下的则是更完善的社会生态。他的观点被后人归纳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学说起初被用来支持政治保守主义，后来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也成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观念持有者的利用工具。

更令达尔文没有想到的是，进化论的思想会漂洋过海，唤醒远方沉睡的中国人。

清末，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也让中国知识分子陷入集体焦虑，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指引他们，需要有学说惊醒国民，让他们意识到国家救亡图存的必要性。当时，社会进化论风靡欧洲，正好呼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西方从制度到技术上全方位的优势，都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政体的落后、社会改造的急迫性。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随后，他用一部《天演论》震惊了学界。

严复在书中对达尔文、赫胥黎等人大加赞许，他惊呼“达尔文真伟人哉”，又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指，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并且在《群治》一章中提出：“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日物竞、日天择。”

尽管严复的《天演论》来源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但他的观点更接近斯宾塞，而非赫胥黎。赫胥黎和達尔文一样，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别，不应当轻率地把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但严复断章取义，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吹鼓手，从翻译伦理来说，严复的翻译是很有问题的，但从时局的角度，《天演论》来得恰逢其时。

严复翻译《天演论》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他呼吁变法，鼓励维新，他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既要革新技术，也要更新政治制度，不是中体西用，而应体用一致。他把国家比作人的身体，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教育、文化、科技等则犹如人体内的不同器官，而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在于他们有配套的民主制度、商品经济、契约精神和市场伦理等，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恰恰在于模仿了西方的技术，却没有配套相应的器官，这样人的身体就不能灵活运转。

因为进化论，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知识界爆发。这倒不是因为多少读书人真的看完了《天演论》，而是进化论的思想给了国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他们听惯了天朝上国的说辞，此刻却如人丛林社会，面临国家存亡的恐惧。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1873-1933）在当时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

紧随着严复，大知识分子梁启超也加入了研究达尔文的行列。他在阅读《天演论》后，用“适者生存”四个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说：“因为物竞天择的公理，必要顺应著那时势的，才能够生存。”在《新民说》《新史学》等作品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进化论的认识，并以此为思想指导，轰轰烈烈地加入了改造中国政治的行列。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影响中国较深的学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有趣的是，胡适本名胡嗣糜，受“适者生存”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胡适。而当时的另一位舆论领袖康有为，也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大同书》中扬言：“（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

在当时，很多像胡适这样的青年受到进化论的感召，加入到传播新思想、颂扬新制度的浪潮中，清朝的统治被扫入历史坟茔，自由、民主、代议制、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这些新潮词汇，成为青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新”的向往已融入一代人的血液中，他们挣脱旧礼教的藩篱，成为“五四”关口的急行军。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犹在。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主张振兴中华，需要保留“兽性”，他说：“进化论者之言日：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

这些言论固然有它激进的地方，但在中国危难之际，“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八个大字确确实实惊醒了中国的沉睡者。进化论被推崇，不仅是因为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也在于青年浪潮的崛起。尤其是在清末民初，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学人都热烈呼吁“新青年”，寻求新文化，批判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礼教，变革成为社会共识。怎么变是争议所在，各党各派为了争取舆论，积极把自己的主张向青年靠拢，标榜“新”和“进步”就成为很实用的策略。比起晦涩的康德、伏尔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加简明易懂，也更具有煽动力，整个社会，上至政治领袖，下至乡野匹夫，都意识到国家生存的紧迫性。正是因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陈独秀这些有魄力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中华文化才不至于堕入万古长夜，中国的社会改造才有了希望。

晚年达尔文，继续如苦行僧般做学问

当东西方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剧变时，达尔文在做什么呢？与喧嚣的外部环境不同，达尔文还和出版《物种起源》前一样，继续在宁静的角落做自己的实验。

达尔文说：“我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我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晚年，他深居简出，相继出版了《家养动物和培育植物的变异》等6部动植物研究著作，并且和赫胥黎一道对人类和古猿的关系进行研究。

达尔文成了众所周知的进化论之父，但很少人知道的是，他也是蚯蚓研究的领军人物。在19世纪，蚯蚓是一种被大众鄙夷的生物，它又丑又潮湿，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以至于学者也没有研究它的兴趣，但达尔文为了研究蚯蚓和土壤间的关系，认真地花了5年时间，他对着蚯蚓吹奏巴松管、弹钢琴、吹笛子，测试蚯蚓面对不同声响的反应，又采集松针洒在洞口附近，来观察蚯蚓的处理方式。

他把研究成果整理成《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一书，详细地描述了他观察到的蚯蚓的生态作用，这些其貌不扬的小生物，在达尔文的笔下成为“保持土地肥力的守护神”，“使地质巨变、抚平坡地的搬运工”。这本书是蚯蚓学界的经典之作，也是达尔文一生的封笔之作。

晚年达尔文还一度接触了遗传学。1866年，在写给华莱士的信中，他透露自己正在做豌豆杂交实验，来探究遗传的更多奥秘。只可惜，达尔文没有在这个研究上更进一步，而是暂时接受了拉马克关于器官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观点。

达尔文是一个安于淡泊的人，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谈自己的创新。在寄给华莱士的信中，他甚至谦虚地说《物种起源》没什么创新之处。晚年，达尔文不愿与教会发生冲突，但在1881年9月28日，他在接待两位访客时提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基督教”。

在自傳中，达尔文也态度鲜明地说：“我越来越认识到，《旧约》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或任何一个野蛮人的信仰更值得信赖……我逐渐地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启的。有许多虚假的宗教已经像野火般地传布到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事实对我也是重要的。《新约》的道德观看上去很美丽，但很难否认，它的完美是部分地依赖于那些我们现在视为象征和寓言的解释。”

1879年，一位无神论者写信问达尔文有神论与进化论可否并存，达尔文说：“若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我觉得似是荒谬的……我的看法，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既然你问我，我会说我的看法是反复多变……但无论何时，我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不会否定神的存在。我想，说我是个不可知论者会较为恰当。”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妻子爱玛的怀中告别人世。他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哥哥伊拉兹马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在一起。但英国人感念于他的成就，提议将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个提议最终被达尔文的家人允许。4月26日，达尔文长眠于英国最神圣的土地下，这位“教会的罪人”，葬在了最具宗教感的地方。

英国人为达尔文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胡克、赫胥黎、华莱士等好友，还有英国自然科学界最出众的人物都出席了葬礼。

送别达尔文之际，英国著名报刊《时报》评论说：“该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此时，距离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仅仅过去了23年。有媒体人则感慨道：“与这位震撼世界的思想家的成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日常政治的喧嚣大部分不过是尘土一般的贫乏。”

达尔文在争议和疾病中度过晚年，但他依然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上，而不是积极给自己造势，博取更多的地位和名誉。他的努力不是为了所有人认同自己，而只是为了朝真理更进一步。让他内心归于平静的恰恰是迈向真理的艰难和打开新世界的勇气。

正如达尔文的研究者所说：“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