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绪芹，吴秋怡

（1.南京体育学院体育产业与休闲学院；2.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种矛盾与摩擦中，社会内部原有的守望、互助、互信、互利的纽带被不同程度地割裂，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逐渐面临着公共信任断层、公共精神匮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空间变窄、公共生活失序的基本事实，出现了“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时代思考。

“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面对当前的现状，如何引导我们社会从地理意义上的“在一起”到文化意义上的“在一起”是重要的时代命题。现代社会需要以茶馆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为公共生活提供丰富的场域，提供地理意义上的“在一起”和文化意义上的“在一起”。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最有力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近代中国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

1 茶馆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

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一书中提到，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密码。不同的文化密码对应着不同的公共空间需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由于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国家中存在着不同偏好的城市公共空间类型。

以中国、欧洲和美国为例，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王笛笔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茶馆，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作者王笛看来，茶馆扮演了复杂的社会角色，是宗族、职业、社会等各种组织用作聚会、解决纠纷之地。哈贝马斯笔下18世纪欧洲的咖啡馆，代表着理想之境：自由、平等、开放、包容。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平等地参与公共讨论。Duis笔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酒吧，上演着城市民众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每个人自由结交朋友、谈论生活和工作中的点滴。

茶馆的政治功能由来已久，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茶馆因有公共活动场所的性质，因此明清时代，人们还选择茶馆来解决日常社会生活的纠纷，即所谓的“吃讲茶”。当事人双方和调解者到茶馆边喝茶、边谈判，若调解成功，由中间人向双方茶杯各斟三下茶，谓之“凤凰三点头”，各自喝下，表明都认可谈判结果，然后由理亏方出资，问题得到解决；如若不成，则要诉之武力，茶馆就要受损。在浙江，城乡一般纠纷，往往到茶馆，由地方头面人物主持，边喝茶边谈判，俗称“吃讲茶”。

在民国时期，对于传统的南京市民而言，茶馆依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场域，因此也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说法。根据1935年南京市商会同业会的分类统计，南京各类茶馆总数近300家，这样的数量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南京市古雄镇现隶属于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新城，在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模范镇，宋美龄曾多次到访古雄镇。古雄镇延续着茶馆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多家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影响广泛的茶馆。

茶馆对于城市公共空间而言存在重要的政治价值，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场域价值。笔者在南京市板桥新城古雄社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地民国时期的当地纠纷，都与茶馆记忆息息相关。据地方志编修者吴正华老师、古雄当地居民吴在炳回忆，民国繁盛时期的古雄老街上有不少茶馆，最有名的四家茶馆各具特色，分别是谢家茶馆、陈老二家茶馆、毛家茶馆和王兴名家茶馆。古雄人将其视为解决邻里冲突和纠纷的场所，称为“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在不需要政府机构办事人员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古雄德高望重的乡绅主持，从中调节矛盾与冲突。

“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成为民国时期古雄居民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吴正华老师介绍道，现在有人情世故方面争执不清的问题大家优先会到社区居委会里进行协调，以前民国时期就惯常在几个热闹的茶馆协调。民国时期的南京，居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一般是不到法庭上打官司的，居民更倾向于到茶馆去评理。据吴老师描述，“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的程序如下：首先，冲突的甲方乙方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充当调解员。在古雄，一般从最有影响力的戴氏家族中选取调解员。其次，由冲突的甲乙双方各自陈述各自的道理。再次，在茶馆中的茶客们纷纷说几句自己的观点。茶客们说好之后，由这位调解员进行评判并提出建议和解的方案。最后，由理亏的一方端茶赔礼道歉，并赔一部戏。

“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具有高度的认可，是民国时期古雄长期实践的方式。茶馆里甲乙双方邀请来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茶客们的监督下，在习俗的引导下，尽可能地保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如果存在偏袒，这位老先生的声誉可能会受到损害。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受众茶客关注的甲乙双方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很高，双方会根据调解员的建议进行和解。如果调解之后仍有所间隙，也鲜有发生暴力事件。即使有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在众茶客的劝说下被制止。在民国时期的南京，政府对于这样的“民事法庭”采取不予以干涉的态度。

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提到“吃讲茶”会难以避免地引发斗殴，如1914年大观茶园讲茶失败、1941年泗泉茶社讲茶失败等等。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上海《申报》曾记载：上海城不但茶肆蚁聚，“吃讲茶者亦呼朋引类，暮晨无休。此等半皆无赖游民，动辄争殴，每至毁及碗盏器具。故凡大茶室皆有奉宪禁止讲茶之牌，大书悬挂焉”。与文本描述不同的是，古雄现有的民国地方志档案中没有记录过古雄镇茶馆曾发生如此恶性的斗殴事件。根据笔者的调研分析，古雄镇茶馆有序的讲茶也许与传统乡镇的伦理秩序有关，与熟人社会交往模式所孕育的习俗型信任相关。

习俗型信任是一种基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定联结，在特地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在伦理体系中，习俗型信任发挥着重要角色。在南京古雄镇的文化背景下，“吃讲茶”在当地井然有序地化解着家长里短的各类矛盾、为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媒介。翟学伟在《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中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三维）一体，它们彼此包含并各有自身的功能。人缘平衡人们在人情和人伦操作中的各种心理。人情是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家族制度的直接体现。人伦是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情的规定。”

民国时期，南京古雄镇的茶馆不仅具有充当民间“民事法庭”的政治功能，通过“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的方式实现良善地方治理。列维纳斯指出，“共同体给予我们道德判断和政治互动的持续性，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共生共在”，共同体的建构在每一个阶段，对于如何从个体转变为共生共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茶馆还兼具喝茶会友、听书看戏的文化功能。

2 茶馆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功能

在讨论中国想对缺乏特征明显的城市文化时，牟复礼在《南京的变迁，1350-1400》中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缺少通常与城市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视觉要素——市政厅、城镇广场以及公共纪念物。而且，这种情况造成的部分结果，就是城市的“共同特征未能发育”。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1796-1895》中写道：在活动中心里，最重要的还是城中的茶馆（茶坊、茶室）和酒店（酒坊、酒肆），这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非常适宜的理想聚会地在汉口各区都能找到，江岸、主要市场、居民区以及著名的后湖岸边。

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其中，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南京的茶馆最先是产生在寺庙里，后来才逐渐普及开来。六朝时期，秦淮河两岸的大小市上茶铺已经很兴盛，最初它们是人们休息饮茶的主要场所，而后逐渐形成各行各业人士联系交往的场所，茶馆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从唐宋至明清时期，秦淮地区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已经成为秦淮这块繁华胜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夫子庙是南京历代茶馆的集中地，也是我国旧时茶馆的典型代表。

民国时期，南京的茶馆数量丰富，提供的文化服务也是多种多样。据记载，夫子庙地区大小茶馆几十家。有名的茶馆有问渠、迎水台、万全、大禄、雪园、奎光阁、新奇芳阁、永和园、六朝居、饮绿、市隐园、得月台、义顺、鸿福园、春河园、文鸾阁、天香阁、麒凤阁、飞龙阁、天韵楼等。夫子庙的很多茶馆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有的还是戏茶厅，可以一边品茗，一边看戏。得月台、迎水台、万全是文人雅集之区，饮茶之余，吟诗填词，高谈阔论，情趣盎然。民国时期，南京有两处著名的湖，一处是玄武湖，另一处是有金陵第一胜迹之誉的莫愁湖。两处的茶楼都很繁盛，茶客们喜欢在湖边寻一处临窗的茶座，泡上一杯茶，看岸边美景、共享美好时光。

茶馆是明清时代社会的缩影，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抱着不同的目的到茶馆喝茶，因而也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茶馆饮茶文化。喝茶是一种休闲、放松，但到茶馆仅仅喝茶是无法让市民们满足的，于是，伴随喝茶、说书、演戏、讲评书、弹词，或赌博等在茶馆兴起，市民们边喝茶边看戏或边听说书、弹词，或赌博等，使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得到满足。

据古雄当地居民戎荣林回忆，在茶馆喝茶会友、听书看戏是常有的事情。民国时期，古雄镇上陈老二家茶馆最有名，茶馆里说的都是古书，如穆桂英挂帅等。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喜欢到茶馆边上玩，有时候可以听说书，有时候也可以看到皮影戏。讲的精彩的时候，说书人有时候会停下来请茶客们付钱的，这时候小孩子们就都跑走了。

据古雄当地居民吴在炳回忆，在他小的时候，南京板桥一带有很多茶馆。一个茶馆一般有七、八张八仙桌，在那边的主要都是老爷子，每人一个小茶壶，大家坐着高谈阔论，传播四处听来的各类消息。文化的治理性的实现与传播通路的关系极为密切，茶馆是当时重要的渠道。

茶馆的种类繁多，有一类茶馆是兼具说书、演唱的书场馆，是人们娱乐的好场所。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记载到当时南京就有茶社千余处，有一条街就有30多处。南京的不少茶馆不仅有点心供应，而且允许艺人在这里说书、卖唱，以招揽顾客，明末的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就曾经在这一带说时书。乾隆年间，南京著名的茶肆“鸿福园”、“春和园”都设在夫子庙文星阁附近。“各据一河之胜，日色亭午，坐客常满。或凭栏而观水，或促膝以品泉。”茶馆还供应瓜子、酥烧卖、春卷、水晶糕、猪肉烧卖等等。

茶馆的城市公共空间为文化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文化治理是“经由文化的治理”，它一方面将文化领域视为“关乎规约、统治机制与知识型式之间的复杂丛结”，视为社会规约管理的一个独特治理领域；另一方面，将文化视为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和特征的治理工具，“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在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的协商与共治，形成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并以“合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冲突，营造社会生活中和谐的行为关系。人们本是散落的珠子，文化是行动体系中的柔软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良治社会。茶馆通过文化生活的引导，促成居民从地理意义上的在一起到文化意义上的在一起。

3 结语

民国时期，茶馆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发挥着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茶馆的“茶馆讲理”或“献茶赔礼”、茶馆的文化公共生活促成的社会关系，如帕特兰所描述的“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并“使所有人受益”。

在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实现人的共生共在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回答“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有赖于培育城市公共空间促进社区治理和文化治理，有赖于通过城市公共生活培养城市居民之间更为稳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