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萃雯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天津）

天津自古因漕运而兴，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历经六百多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兼收包容的独特城市文化，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文化风格与影视文化特色。经过研究和调研发现，当下天津文化主要呈区域化、小众化传播样态。文中立足天津本地的文化样态，从传播学、影视学、文化学角度，在新的媒介传播的背景下，对天津在影视作品中的文化形象，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和杨柳青版画作为分析对象展开研究。

1 天津影视的前世今生

1.1 影视溯源

天津的影视文化产业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在1905年中国第一部影戏《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诞生后，1906年12月8日，美国平安电影商人租用天津法租界的权仙茶园放映电影，成为天津第一家电影院——上权仙影院。期间放映影片主要以美国电影为主。建国后，1958年建立天津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了系列影片，其中包括第四代导演谢飞拿下金熊奖的《香魂女》，何群导演的《凤凰琴》以及《黑眼睛》、《女帅男兵》等优秀影片；2000年后，较早的开始了于海外合拍片的历程，如鲍德喜执导的《天脉传奇》；同时还和香港电影人合作拍摄了《大城小事》《了不起的爸爸》《无间道三》等影片。天津的电影创作在当时电影市场发展中取得了较好成绩也创作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

需要注意的是2000年随着影视资源不断向北京集聚，天津的影视产业开始逐渐落后。直到2009年4月27日天津电影制片厂转企改制，成立天津滨海国际影业，之后又组建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公司。这时已经错过内地市场的两次飞跃。在被北京高速吸收资源的环境下，一方面是稀缺的应用影视人才，另一方面没有资本涌入和影视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天津的影视产业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在现在这种影视环境下，业内认识到“内容为王”的重要性，天津可以利用自身本土文化特色发现并加工可以融入影视剧中的文化素材和故事素材，发展具有“津派”特色的影视文化。

1.2 影视作品中的天津文化叙事

进入近代，天津迁入北京的诸多贵族和西方的外来文化，城市在文化繁荣上一度超越北京成为北方文化最为繁荣和多样的城市。其中的有很多民间文化、话本传说、俗人奇事等都是影视剧挖掘应用的宝库。

2015年徐皓峰导演的《师父》，整个故事以1932年的天津为背景，片中人物行为基于当时天津武行的规矩设置，天津武行文化观参与并影响了故事叙事。外来徒弟成名，既可以挑战其他武馆，也可以打败自己师父，小拳种想要开馆扬名，需得踢赢八家武馆，为了公正，赢家不受报复。在故事矛盾设计上，踢馆立派的规矩来自武学传统，本地人不得踢馆规矩来自民国天津武行。片中异族少女形象，性感展现，情感表达炽烈直白，茶汤女对耿良辰溢于言表的关心，舞厅里白俄舞女赤裸肤如凝脂的双腿和曼妙婀娜的舞姿，这都是结合了天津中西结合的文化特色。在人物设置上，影片两个核心的中国女性角色——师娘赵国卉和邹馆长。在师娘的角色设计上，诸如天津女人只嫁本地、吃螃蟹几十只起、死也要魂归天津故里等风俗约定，都是民国天津最平常真实的生活常态；师娘读洋人免费学校又在西餐厅工作，邹馆长作为武行代表人物也西装革履打扮自己，这正是民国时期的现实写照，西方人开始在中国生活，西方文化在民国深入流行，成为解构传统文化尤其是国术武行的一个重要现代因素。

从导演创作上，徐浩峰导演不仅仅致力于还原武行的真实，更希望展现民国时期天津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现状，把武行的草根气质灵活巧妙地展示出来，也契合平凡武人的性格。街头卖茶谋生的外族年轻女性、美食餐厅里赠送的大面包、街边销售二手书的草根平民、武林大会上断断续续放映的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卑微苦力谋生却恪守行规的脚行、隐退武行去巴西种可可的武学泰斗，全部都充满着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民国气息[1]。

如果说《师父》中天津本土文化作为背景和细节等重要元素的电影叙事，而网剧《河神》中编剧对于天津文化的置入更多获得了商业上的关注和引发受众的猎奇心理。

从创作背景来看，在清雍正二年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天津的城市地位后，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便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码头。“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是《河神》中经常会出现一句话。这其中便处处体现着天津在北方地区特有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河神》中的很多人物，如打捞队、码头商人集团等十分具有戏剧性集体和职业便衍生于码头文化中，一方面为作品增添了很多情节点和激励事件，另一方面其中涉及到的职业非普通受众所了解，具有奇幻、玄学、忌讳的神秘色彩，进而激发受众的猎奇心理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在特色文化方面，剧中呈现了很多天津的特色小吃、美食，如贴饽饽熬小鱼、福顺楼肘子等都象征着一种文化符号心理和性格天津作为海河之子，西方人长年驻此，“水”的魔幻和东西文化的融合趣事为天津增加了一份神秘感和文化厚度，而《河神》将此完美恰好的融进故事中，这便是天津本土传统文化与新媒介融合的最好例证，这种思路也值得影视工作者借鉴。

2 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回溯和变化原因

2.1 历史追溯

天津本土文化的实践项目选择的是对杨柳青年画的体裁挖掘。清代光绪以前是杨柳青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天津杨柳青镇及其附近村庄，大都从事年画作坊生产，“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成为当时的盛况。

鼎盛时期，杨柳青年画发展到以杨柳青镇为中心，包括周遭的南乡三十二村庄。清末民初，农村凋敝，石印年画兴起，杨柳青年画生产日渐衰落，但犹有十六、七家。到国内革命战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因为社会原因，年画业逐步转到天津，杨柳青年画印制上又逐渐采用洋纸洋色，作工日渐粗糙，虽仍然保持红火热闹之特色，但整个年画业已日趋衰替。杨柳青年画随即搁置发展，年画在生产销售上均受到很大破坏，画店相继倒闭，有些则主要以刻印神码勉强维持，至解放前已濒于艺绝人亡的境地。建国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又重新发芽。课题组成员采访的杨柳青镇的霍师傅便是年画的直系传承人，经历了年画的兴衰变化。

现在对于杨柳青年画的传播和宣传主要的途径就是电视台来对于霍师傅的纪录片式的采访并播出，或者以霍师傅为主的一些制作年画的老师去传统文化试点学校讲课，以高校为主；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还会有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从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霍师傅的反馈来看，年画还是无法较好的被年轻人所接受和喜欢，面对后继无人的困境。杨柳青年画从全国性的购买和热衷变为了现在的小众化、边缘化地位。笔者综合采访内容和相关理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从文化角度分析，一方面杨柳青年画的内容主要以很多故事或者吉祥的成语为变现内容，每幅画都有着背后的寓意和象征。而年画的接受者购买者多是老一辈的人准备过年过节时买来张贴，但是那一代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而且思维较保守，守旧情结比较明显，在过具有风俗色彩性质的节日的时候不易改变本地的风俗而张贴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另一方面，在媒介、娱乐致死的时代氛围下，杨柳青年画传统的审美和传播途径，已经不足以对年轻人形成吸引和获得关注。天津杨柳青年画最具明显的特征应是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发展到社会审美作用。早期，先人主要把年画当作能够辟鬼的神物，替代神灵之用，审美则处于从属的位置。中期，人们对于年画加以生活化，把现实生活和理想融入到年画之中，形成一系列富有生活向往的年画形式。比如，“年年有余”、“竹报平安”等富含生活民俗内涵的寄予。现代社会对这种年画的内涵的解读，主要也还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审美为特征加以丰富，对于年画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表层理解。但早期人们对年画理解至少来讲认识较为深刻。正如汉郑玄《仪礼疏》仪礼·卷第二十三载：论宾上介使还，礼门神及奠于祢之事。知门是大门者，以其从外来。先至大门即礼门神，故知门是大门也。汉郑玄《仪礼》卷十二载：君礼门神也，必礼门神者，明君无故不来也。南北朝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四分律》四分律卷第三十二载：门神遥见童子来，见已便生是念。此童子来必欲见如来，更无余道我。由上述可见，现在门神被视为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礼节方式，先人在早期对其就进行了注解。现代社会较少从这个方面考虑，而是把它纳为生活的一部分。以烘托节日的气氛或家庭的居住环境。以此，传统意义上的年画正在逐渐失去了其的实用价值，传承的审美价值日益凸显。

从时代特点来讲，近年来随着工业化时代下机械产品的单一化、标准化、可复制性等，人们的文化投入主要集中在现代性娱乐和旅游上，对于年画本身关注度和传播力不强，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肯投身于见效慢、投入多的手工行业，传统手工艺面临技术和从业人口流失。

2.2 杨柳青年画传统遗存的突围

天津传统文化的重绘与变革要结合新媒介的力量，一方面让文化本身发挥其应有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让天津的本土文化重新找到一条适合时代的发展之路。面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尊重文化的发展轨迹，对于杨柳青年画来说就是如何在当下更好的开发其艺术价值，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

首先，人物原型的挖掘。基于中国影视市场的分析，人物传记片是属于可以尝试的创作领域，如《中国合伙人》、《梅兰芳》以及早年的《阮玲玉》，人物传记片可以挖掘的影视创作类型。基于项目组对于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人的采访，以年画传承人为原型可以讲述年画故事，开发影视项目。在较大的时代背景中，反映传统文化的兴衰，折射出在大时代下文化观、价值观。

其次，慢综艺下的参与叙事。2019年广电总局下达一系例规范综艺节目制作的文件后，以湖南卫视首先推出的《向往的生活》标志着中国进入慢综艺为标志的后娱乐时代，接着诸多大型的文化类节目应运而生，而杨柳青年画正好符合当下的大潮。可以以杨柳青镇为创作背景，以年画为创作线索，将杨柳青年画正式搬上流媒体和大众的视野。

最后，故事片外壳下的年画价值。年画与影视融合可以将画年画的哲学，世代传承的规矩，年画人所坚守的价值观融入影视作品中，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反映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中的年画生存路径。

在天津的传统文化版图内，除了杨柳青年画还有其他文化内容可以被开发，挂甲寺庆音法鼓、卫派河北梆子、魏氏风筝、杨村糕干制作工艺、京东大鼓及北少林武术等。可以与当今的影视媒介融合，这种融合也不仅是进行硬性推广，而是将文化传统中的价值标准融入故事中去参与叙事，形成人物、时代价值观下文化呈现与价值传承。传统文化遗存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旅游观光，应该在文化领域创造相应价值。这些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蕴含了丰富的电影素材和中国故事的讲述材料，可以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人物色彩去吸引人。利用天津的文化遗存结合到影视创作中去，一方面传播天津文化，讲述天津故事，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天津影视文化发展，对推动天津影视产业深度与长远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归根结底，就是在媒介与艺术的融合下，寻求传统文化及传播方式的变化和突围，在打破与重构里重绘天津的文化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