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张雅丽

钱钟书先生曾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而里面的人想出来。”而今医疗也是如此，不了解的人羡慕，了解的人想要逃离。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迷茫的路人，我想以思考来代替盲目奔走，也许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医生群体是当下中国就业占比中较高的职业之一，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并没能从自己的职业中感到荣誉以及尊重，反而常见到他们在各个平台发出“太累了”的声音。这些疲惫不仅仅来自于超负荷的工作、学术成就、生活成本、家庭压力等方面，还有让人更加避不开的来自于我们保护的对象：病患们。

几天前我和产妇及她的丈夫进行手术前的常规谈话，术前常规谈话是我们术科医生经常做的事情——不仅需要逐条给产妇及其家属解读手术条款，还需要病人及其家属在表示理解后签署同意书。在很多时候，我都会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解说方式以期他们能够理解，而且还经常会画一些简笔画向其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名词和手术过程。

但是那一天，在我已经使尽浑身解数并且口干舌燥之际，产妇及其家属却是一直斜着脑袋盯着我，虽是沉默，但表情却十分锐利，透露着一股戾气。我内心有些许不适，但我也尽量放松表情，本着自己的职业原则，在吐字清晰以及反复的说和画中与他们进行了再一次的解释。虽然过程中，对方的面色变化我尽收眼底，但我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

到了词穷再无可以发挥之时，我才端着微笑问产妇及家属是否能够理解了，是否可以在手术同意书上签署姓名了。

夫妻双方对看一眼，妻子赌气一般地抢过我手里的笔悻悻道：“签什么霸王条款，我有事你们绝对不会负责任！”

我的笑容有些僵硬了，任谁态度和蔼、付出劳动后仍然得不到对方的理解，都是会生气的。然而为了不激化矛盾，我还是得保持自己平和的心态——语调和缓地请对方慎重考虑。

虽然正在进行的谈话工作没那么完美，但是产妇和家属已经决定签字，我可以不用再与他们解释了。只是我有了好奇心，同时为了减少以后诊疗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决定“挖出”这对夫妇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是一对很典型的高知夫妻，对于医生反复强调的问题他们其实有一定的判断，按常理来说并不应该对医生的工作如此抵触。为了降低对方的防备之心，我首先转移话题打开了交谈的途径，“您二位是做什么工作的？”男方并没有吭声，反而低头开始玩手机，女方犹豫了一下，先是谨慎性地回答道：“我搞人力资源管理，我老公做IT。”

可能是因为与本次手术无关的话题，产妇开口之后表情开始放松起来。产妇打开话匣子之后开始从知道怀孕的犹豫，到怀孕过程中的辛苦、从知道孩子臀位时就做好了体外倒转术的准备，到了快生的时候知道没法转胎位时的失望、从本来做好顺产准备结果却只能手术时的心路历程、从担心手术后遗症到肚皮完整性被破坏的担心、从知道二胎时的欣喜到老大的教育问题，等等方面，滔滔不绝地开始诉说。

她的叙述间或夹杂着对丈夫的抱怨。这位男士是典型的理工男，十分粗枝大叶，他的妻子开始诉说后他玩手机的频率有所下降，但还是接了好几个工作电话，产妇为玩手机的事还和丈夫争吵了几句。

我全程保持着微笑，偶尔插几句自己的见解，来引导产妇和家属把自己的顾虑全说出来。产妇两胎的产检——第一胎的生产都在我们医院，第二胎选在我们医院生产已经表明了信任，只是她虽然胎位不正，但是一直期望试产。可是最后一次B超提示胎儿不仅臀位、头围大，而且有脐带绕颈并且脐带两端都有张力，不建议体外倒转后阴道试产。产妇在产检时医生虽然多次向他们说明可能存在的意外情况，但是并没有很肯定其必须手术。所以，当产妇入院后综合评估无法施行外倒转必须行剖宫产术时，产妇心态失衡了。

她想找医生详细咨询，只是当产妇说了自己的问题后，接诊的医生就立即强调她只能剖宫产。产妇和家属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花了钱还要受气”的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冒了出来，原来的信任和好感顷刻间变成了负数。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医生和患者的比例差距大，医护人员每天要接待很多的患者，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但是即便医护人员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也没法做到能安静地坐着听每一个患者倾吐心事。这次只是因为本来安排给我的手术因为特殊情况夜间急诊解决了，我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工作，才能在下夜班该休息的时候坐着和产妇聊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贡献了自己难得的闲暇时间。

和产妇的谈话中我们提到的专业问题并不多，基本上都是产妇心情上的发泄。显然这次谈话让产妇和家属十分满意，他们高高兴兴签了字。而当我做完手术送产妇回病房时，她的丈夫在电梯里深情拥抱了她，两人一直对我反复表示感谢。我们双方对彼此的工作都很满意，他们恢复了对医务人员的信任。

这对夫妇在之后的工作中都十分配合。这件事情并不曲折有趣，过程虽然长却平淡直白，只是这对夫妻告诉了我们，他们怎么样才能满意。

在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无数的病人，而这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仇医者，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无条件信任者，剩下的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对医疗有意见的人。

做久了医生这份工作，我们很容易判断病人的情绪，但是医生又太忙了，四十多张床的病房能加到七十多个人，还有更多预约手术的病人正在等待床位，所以我们能够感受病人的喜怒哀乐，却无法去做到共情。

为了减少病人的花费，我们会减少住院的天数；为了能让更多的病患及时得到治疗，我们会加快病床的周转率。但是医生和护士的总数却不会变，我们以永远不变甚至可能减少的配置一直超负荷完成自己的工作。

所以病人想找医生时发现医生总是缺席，因为他们不是忙着收病人就是忙着做手术，好不容易人回来了，但还没开口呢医生就又被叫走去处理更加严重的病患了。

求医的每个病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是医生最重要的人，应该得到护士最全面体贴的照顾，然而现实中却是病情最重的人和最难缠的人抢到了医护的大部分注意力。

一部分患者可能只要病情在好转就会扮好自己“流水线患者”的角色；一部分患者以“社会大哥”的作风来获取医护人员更多地关注和照顾；一部分患者则满怀怨气的把愤怒发泄在医院的设施上；还有一部分人直接在网络上倾吐自己的不满；更多的人一旦遇到与医疗有关的新闻就跳出来喊打喊杀……

医患关系渐渐变得畸形，双方都是怨气满满的，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呼喊出来的声音不同，加上太多的利益搅局，医患之间的信任渐渐被践踏。毁灭总是比建设要声势浩大，毁灭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再次重建可能需要的是数代人的努力。

听到朋友感叹道：“现在的人总会太过于理所当然，看到你就想到你应该付出什么，然后转变为必须满足其所有的要求，再到‘我已经给你了一个定义而你必须得按照我的定义来对待我’”。我想，如今的医患关系不就是如此，一位患者的中心思想是期望医生给予治疗，然后才期待得到医生的温情，再是希望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满足治疗期间所有的要求，最后享有独属于自己的特权服务。

然而，对于医生来说，患者只是患者，出于道义和本性以及职业特点给予治疗和温情是自己应该付出的范畴，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以提供，满足所有要求已是奢望，独属于个人的特权基本难以达成。

而病患的心理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升高已经越来越个体化和群体化，但是经济的增长又跟不上患病的消耗，所以患者们的隐秘心思变成了：

物美价廉——不要钱但服务跟上最好；

妙手回春——不检查少用药治疗效果佳最好；

悬壶济世——态度好、医术好、不花费、不用药、要治好是最好。

所以，医药费变成了医患之间关系改善的巨大鸿沟。无数人的希望是拥有美好的生活，然而疾病就像无底洞，因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的人那么多，有些人拼尽全力得到的却是人财两失，谁能接受这么不完美的结局？

医患矛盾其实没那么复杂，说起来就是僧多粥少、钱不够多引起的麻烦。至于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孔子一句话说的有道理：“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所以，当务之急能改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敌对情绪，可能主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病人要对医生有充分的信任；

其次，国家政策能够给与病患足够的保障；

再次，触犯法律的人应该得到惩罚，无论是医生还是病患；

最后，媒体应该正面引导。

作为一名医生，我希望医患矛盾能成为历史，患者病有所医，而医生能安心行医。由于阅历、性格、文化等因素导致的医患之间的误解，有时候甚至无法彼此理解，那都是很少部分，总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希望每个人都能过得很好，无论医生还是患者，没有必要用苦大仇深去成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