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彪 刘序友 陈沅然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消化内科 广东 广州 510220）

肝硬化并发昏迷期肝性脑病，危害性大，病死率高，是肝硬化患者常见的死亡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仍不断有新的进展、发现，本文通过检测昏迷期肝性脑病患者血清白介素-6的变化，初步探讨其在肝性脑病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月-2018年12月收治的30例诊断为昏迷期肝性脑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8例，女12例，平均年龄(60±14)岁。肝硬化类型为：乙肝肝硬化20例，酒精性肝硬化8例，丙肝肝硬化2例；肝性脑病的诊断主要依据急性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和(或)广泛门一体分流病史、神经精神异常的表现与血氨测定等辅助检查，并排除其他神经精神异常[1]。

1.2 治疗方法[2]

积极消除肝性脑病的诱因，常规予限制蛋白、保护肝脏功能、防止水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门冬氨鸟氨酸注射液、乳果糖降氨治疗，治疗后1周复查相关指标。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治疗前后白介素-6、血氨、谷丙转氨酶、直接胆红素、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治疗前、后白介素-6、血氨、谷丙转氨酶、直接胆红素、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指标变化，见表。

表 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s）

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比较：P＜0.05

IL-6(pg/L)NH3+(μmol/L)ALT(U/L)DB(μmol/L)PT(S)治疗前46.07±5.7599.27±14.9253.83±5.449.67±2.0716.19±1.70治疗后14.99±7.8857.90±8.2850.47±5.617.45±1.4413.06±1.56

从表可以看治疗后血清白介素-6、血氨比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有统计学意义；Pearson相关分析提示IL-6水平与血氨呈正相关（治疗前r=0.538，P＜0.05，治疗后r=0.383，P＜0.05）。

3.讨论

昏迷期肝性脑病，危害性大，病死率高，因此防治肝性脑病特别是昏迷期肝性病，对于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具有重大意义。肝性病变发病机制复杂，多因素参杂在其中，目前氨中毒学仍占主导位置，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有一部分肝性脑病病人血氨升高不明显或血氨升高而没有发生肝性脑病，予降氨治疗后病情并没有好转甚至加重，因此可以推测氨中毒学并非是肝性脑病发生的唯一机制，可能其他参与肝性脑病的机制尚未被发现。近期的研究发现TNF-α、IL-6等引起的免疫或炎症反应可能参与肝性脑病的发病，IL-6参与肝性脑病的机制较为复杂，可能涉及多个途径。肝脏内Kuffer细胞在肝脏中有重要的免疫地位，肝脏内Kuffer细胞等免疫细胞受到不同诱因刺激被激活，释放出TNF-α、IL-6等大量炎性细胞因子，IL-6也是适应性免疫的重要调节因子，其诱导T细胞分化并调节自身免疫，它可以增强抗病毒适应性免疫反应，减轻慢性感染期间T细胞的疲劳[3]。IL-6可显着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巨噬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TNF-α等的表达，改善LPS/d-Gal（脂多糖/d-半乳糖胺）诱导的急性肝损伤[4]。肝硬化患者易合并中容易发生肠道细菌移位可导致血清IL-6水平进一步升高，IL-6有可能影响血脑屏障通透性，使血氨或其他毒性物质进入脑内，进一步发生肝性脑病,内毒素能够与Toll样受体4(TLR-4)结合并激活巨噬细胞，使之表达和分泌IL-6等炎性细胞因子，参与到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中[5-6]，因此体内不同细胞因子的表达对肝性脑病的发生、发展起得重要的作用。

本结果显示昏迷期肝性脑病患者血清IL-6明显升高，其水平均与血氨浓度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病情好转后IL-6水平亦随之下降。近年多项研究发现IL-6具有多方面的预警作用，终末期肝病患者血清IL-6水平与90天和1年病死率相关，其预测值与MELD评分相当[7]，IL-6具有迅速合成及迅速降解的特性，可反应出病情改善或恶化情况，因而是反应病情及疗效的敏感指标[4]，从本文的数据分析，肝硬化代偿期患者IL-6水平与血氨无明显相关性，而昏迷期肝性脑病患者IL-6水平血氨呈正相关，提示IL-6很可能参与肝性脑病的发病并与血氨一起起协同作用。

综上，IL-6可能参与到昏迷期肝性脑病的发生和发展，IL-6对昏迷期肝性脑病有一定预警作用。因此，除了上述的治疗外，监测肝硬化患者IL-6的变化对防治肝性脑病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