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欣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此过程中,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速度”。 但同时,少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不愿、不信、不敢“脱贫摘帽”等精神贫困问题,日益成为脱贫路上的“拦路虎”。 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扶贫干部,愈加强调精神扶贫的重要性,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等要求,也引发学术界对精神贫困问题的广泛讨论。

事实上,早期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贫困观念往往兼具经济与道德层面的双重含义。 穷人被视为道德精神上的怠惰者,是“不值得救助的穷人”。 这种基于道德判断的贫困认知,成为后续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起点,并长期影响了减贫策略的选择。 直至19 世纪,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都假设贫困是由穷人异常的价值观或品格缺陷造成的,或者将穷人不能理解教育等重要投资的收益视为致贫原因,并据此调整减贫政策。 进入20 世纪,一些研究者从社会排斥、生活情境等方面进一步探讨贫困问题,从而将精神贫困理解为穷人因应贫困境况时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精神贫困被视为一种贫困表征或贫穷陷阱的产物。 到了21 世纪中后期,英美等国在消减贫困过程中产生的福利依赖与底层阶级问题愈益引发贫困动态问题的讨论,个体精神文化因素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脱贫等不同流动形态中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 一方面,研究者关注贫困与减贫实践的关系,提出精神贫困亦有可能是不当的减贫项目或过高的福利水平造成的,也即精神贫困源于福利陷阱;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精神层面的无力感、失落感等内部框架成为重要的贫困解释机制,反贫困愈加重视解决贫困人口精神层面的问题,强调改变穷人精神状态及其认知、思维、决策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

作为一项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精神贫困不仅揭示个体由于道德品性、价值取向、文化和社会规范、知识素养、思维模式、行为策略等方面的偏差、不足或欠缺,进而陷入贫困的生存状态,也意指穷人陷入贫困境况后所呈现的上述特殊精神状态,甚至是减贫策略影响下产生的意外后果。 贫困研究历史上,形成了精神贫困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等不同解释维度。特别是伴随人类对贫困以及反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贫困不再仅仅被视为单一的经济或文化现象,而表现为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匮乏的综合现象。 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反贫困过程中的影响和意义不断得到研究和讨论,道德缺陷致贫说、贫穷文化理论、社会排斥理论、情境理论,以及对贫困者实施品性改造、人格培育、精神生活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反贫困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了精神贫困或精神扶贫的维度。

就国内而言,“精神贫困”概念在20 世纪90 年代已被一些学者提出和讨论,但由于长期以来贫困研究大多停留在经济层面,加之扶贫开发主要集中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对精神方面的研究也往往将其视为经济研究的附庸,很少从其他角度进行独立的分析和解释[1]。 当前,针对脱贫攻坚进程中出现的精神贫困现象,特别是国家扶贫战略有关精神扶贫、扶贫扶志、激发内生动力等政策话语和实践推动下,学术界产生了大量围绕精神贫困与精神扶贫的“鼓”与“呼”。 然而,既有研究在探讨精神贫困问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以心理学为主的一般性研究,倾向于将精神贫困界定为思维、意识和一般心理状态的不健全、不健康状态,忽视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身份差异而专注一般精神特征,不利于客观、公正认识精神贫困问题,甚至带来精神贫困的污名化。 同时,一些研究存在学术语言与政策话语、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杂糅,缺乏有关精神贫困理性、深刻的认识,或割裂减贫话语实践与贫困生活世界的联系,模糊了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与作为贫困表征的精神贫困,实难为扶贫开发行动提供科学导引。 因此,本文着眼于贫困研究的理论本身,梳理和讨论西方贫困研究历史脉络中的精神贫困或精神扶贫问题,尝试澄清精神贫困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揭示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及减贫实践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而提出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理解和解决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关照和政策启发。

二、从“道德缺陷”到“贫穷文化”：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

自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寻找“致贫原因”就成为贫困研究及贫困治理的出发点。 而早期道德缺陷的致贫观以及将贫困归因于个体或家庭“价值”“态度”与“行为模式”的贫穷文化理论,实际上都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缺陷或偏差视为导致贫困发生或贫困维持的重要原因。

(一)道德缺陷与精神致贫

贫困者的道德品行被用以解释其贫困状况,是早期有关致贫原因讨论的主要观点。 即道德偏差或残缺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反贫困上也主张强制性工作以及对个体品性的培养与精神改造,据此形成了以工作为导向的早期济贫策略。

在西方,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紧密相关。 特别是伴随工业革命推进,私有财产成为经济成功和公民独立的基础,个人价值与物质财富紧密相联。 于是,人格缺陷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贫困的原因[2]49,穷人被视为“上帝的弃民”,是道德的怠惰者以及游手好闲者,具有懒惰、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知俭省等不良品性,“对于那些驱使上层人士奋斗的动机——自豪、荣誉和野心”知之甚少[3]23。 这种观点不仅导致公众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漠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济贫方法和策略。 于是,基于道德缺陷造成的贫困,对穷人进行道德规训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策略[4]4。

一方面,英国16 世纪以来政府主导的济贫改革在救济贫民同时,也强调区分出“不值得救济的人”,并采取强制性济贫方式,以迫使有劳动能力的穷人从事劳动[5]。 另一方面,19 世纪中后期广泛兴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认同贫困是个体性格和人性而非工业和经济组织的产物[6]33-38。 但不同于济贫制度的强制性工作改造,慈善组织开展的救助行动侧重以教育、影响等温和性方式对贫困者精神层面进行引导和干预。 如倡导增加穷人知识技能、丰富精神生活的“好的教育”,以培养自助与互助精神;提升受助者的个人品质,增加“人格力量”,帮助穷人养成节俭和自立的习惯等[7]。

时至今日,道德缺陷的致贫观仍然影响人们对贫困及其原因的认知和判断。 特别是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约下的乡土社会,基于道德的贫困归因也成为一种贫困识别和认定的非正式标准,扶贫开发往往将一部分具有道德缺陷或污点的人员排斥在外。 这与西方早期济贫政策对道德缺陷者的强制劳动相类似,反映出基于道德缺陷的精神贫困在实践中很难被纳入治理的范畴。

(二)贫穷文化与精神持贫

20 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贫穷文化”概念,以理解穷人及其因应生活困境的独特方式,进而从文化、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拓展了对精神贫困的认识。

贫穷文化被视为穷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法,为无法达到主流规范要求的人提供一种适应剥夺环境或自我安慰(报酬)与防卫的机制。 “贫穷文化是自有一些模式并对其成员有特定的社会及心理结果[8]”,代表着生活在阶级化、高度资本化、个人化社会下,贫困群体对其所处边缘位置的一种适应与反抗,即无法取得主流价值与目标界定成就时的一种应对绝望与无助的努力。 同时,贫穷文化所蕴涵的“价值”“态度”与“行为模式”会透过家庭机制传达给其他人特别是儿童,使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外界的机会与条件,进而产生贫穷代间相传情况。 处于贫穷文化环境中的人,即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往往也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利用新的机遇[9]215。

总之,贫穷文化侧重解释穷人何以长期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并在随后研究中演绎出文化贫困、信息贫困、知识贫困等,用以指称精神世界或文化素养缺失导致的贫困问题,逐渐形成了贫困文化归因的现代版本。 精神贫困既反映个体追求、信念等价值理性认识的偏差,也反映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等工具理性认识的缺失。 当前,国内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讨论亦集中在对穷人懒惰、好逸恶劳等道德缺陷或特殊文化取向的批判层面,提出通过弘扬优秀精神文化、树立典型形象等方式感化和影响贫困人口,实际上仍然延续了精神致贫的观点和干预路径。

三、从“精神压抑”到“认知消耗”：作为贫困表征的精神贫困

伴随有关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兴起,精神贫困不再仅仅被视为致贫或持贫的原因,也开始作为一种贫困表征而纳入研究话语和实践。 从19 世纪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的异化概念,到20 世纪贫困微观研究中的社会排斥与底层适应,以及21 世纪贫困的认知消耗观点,精神贫困作为一种贫困表征不断产生新的内涵。

(一)精神异化与心理排斥的精神贫困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首次从制度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进行反思。 他认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0]14,劳动者的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并进一步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指出“异化”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10]52。 因而资本主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743-744。 可以说,马克思“异化劳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深刻指出精神异化作为贫困的重要表征及后果。

20 世纪中后期,甘斯、罗德曼、雷恩沃特等人聚焦欧美底层贫困群体的情境研究中,指出穷人在心理和文化上遭遇排斥与隔离,呈现出“曲解价值”“忍受不完美”等具象的精神文化压抑现象。甘斯指出,穷人的贫困亚文化是“期待与现实不一致”抑或“期待不能实现”的结果[12]。 穷人由于内心期待与主流社会存在差距,不能遵守主流社会规范,或迫于不利因素而难以实现主流期待目标时,将会出现适应困境或发展出偏离主流的行为规范。 罗德曼、雷恩沃特也指出,穷人迫于实现目标的资源有限与被剥夺的生活情境,只好以“曲解价值”或发展替代价值及低阶级文化,忍受较不完美的或偏离主流规范的行为以因应困境[13],穷人的异常行为、价值与规范实际上是其适应环境的结果。 威尔逊“社会孤立理论”也提出,经济变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迁徙,制造了穷人集中的亚文化区域,从而产生穷人心理和文化被隔离的“集中化效应”。

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有关“精神异化”的抽象讨论,到情境视角下对底层贫困群体精神压抑与心理排斥现象的描述,精神贫困开始被视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结果。 在随后的研究中,心理层面的探讨也成为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面向。 精神贫困被描述为个体面对困扰和压力时产生的心理障碍或精神空虚,表现为缺乏自尊、退缩、悲观、绝望以及无力感[14],甚至思想、心理上的扭曲等等。

(二)思维钝化与认知匮乏的精神贫困

进入21 世纪,人类学、心理学等进一步介入贫困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思维、社会和行为”分析框架下,逐渐形成了“贫困认知消耗”观点。 即贫困被认为是一种认知消耗,处于贫困境地的人,往往表现出思维钝化与认知匮乏的精神贫困。

根据这一观点,贫困不只是物质的匮乏,也是对人的认知资源“征税”,影响人的决策质量。 贫困的认知消耗将会导致穷人过度重视当前而损害未来发展,钝化人们渴望或者抓住眼前机遇的能力,并产生额外的认知需求[15]92。 阿尔君·阿帕杜莱等人认为,贫困可能产生内部框架,贫困人口会感到无能为力、不受尊重,对生活改善不抱希望。 如果这类框架阻止他们抓住经济机遇,贫困人口可能由于愿望不足而错失脱贫良机[16-18]。 大量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也表明,贫困不仅“消耗”了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也使穷人产生一种特定的心态或心智模型。 穷人透过它来认识自己以及面临的机会,可能丧失想象更好生活的能力[15]93,甚至做出使贫困永久化的经济决策[15]92-93。

因此,减贫发展过程中纳入对贫困认知消耗的考虑,可以提高既有干预措施的效率[14]93。 即通过恰当的政策设计来改变穷人的心智模型、思维和决策模式,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或避免其时刻想到自己的困境,将有利于产生良好的发展成果。

从贫困的“精神压抑”到“认知消耗”,精神贫困逐渐被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结果。 它揭示了个体陷入贫困后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心理机制以及心智和思维模式,不仅拓展了精神贫困的研究内容,也为治理精神贫困提供了更多理论启示,包括通过赋权赋能克服贫困者的“习得性无助感、疏离感与失去自控感”,形成一种高度自尊、效能以及自控感的心理状态,使贫困者由精神萎靡的状态转变为自主自强的状态;以及基于对穷人思维和行为的微观认识,开发新的干预工具,建立必要的程序来改善穷人心智模式,提高减贫工作成效。

四、从“济贫懒汉”到“福利依赖”：作为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

20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贫困研究日趋成熟,贫困认知开始从对穷人道德文化缺陷的指摘转向对环境、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的批判反思。 由此,人们愈发认识到,精神贫困不仅作为一种致贫原因或贫困表征而存在,也可能是减贫干预实践带来的非预期效应或意外后果。 从早期英国济贫政策的社会批判到现代福利国家有关福利依赖现象的反思,作为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的精神贫困逐渐走向理论化,成为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取向。

(一)早期济贫政策的“养懒汉效应”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济贫救助的国家之一。 1601 年,英国制定《济贫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社会救助制度。 但伴随实践发展,济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不仅产生了大量“养懒汉”现象,也加剧了国家济贫开支的财政负担。 同时,由于济贫政策实施的地域限制,导致一些具有劳动能力者为获得政府救济选择生活在教区,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而不愿到工厂劳动。 这在当时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因此,早期济贫政策的“养懒汉效应”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广泛批判。 特别是重商主义思潮影响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济贫法本身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批判济贫法违背自然法则,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济贫效果,反而加剧了贫困现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而加剧个人的懒惰和堕落,让人缺乏独立性和进取心,丧失对贫困的羞耻心。 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说的,“济贫法的趋势是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操作除开提供最低的生活资料以外不做其他任何事情,使一切智力上的差别混淆不清,使人们的精神不断忙于满足肉体的需要,直到最后使一切阶级染上普遍贫困的瘟疫为止。 这种趋势比引力定律的作用还要肯定”[19]91。

事实上,早期英国对济贫政策的批判集中在其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及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等方面,济贫政策造成的“养懒汉”现象尚未被作为一种精神贫困问题而提出。 直至随后福利依赖概念提出,引发了人们对以物质援助和救济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反思,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被加以分析和阐释。

(二)现代福利依赖中的精神贫困

二战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和防范贫困问题。 但随着全球化、老龄化、经济危机等挑战加剧,过高的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不仅削弱了经济竞争力,也造成一种依赖文化,冲击了原有的工作伦理。 “从摇篮到坟墓”的现代福利制度在满足民众社会保障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低效率、高浪费、养懒人的代名词,制造了“等靠要”等精神贫困现象。

面对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失败,新保守主义学派代表劳伦斯·米德从非预期效应层面对减贫过程中产生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行阐释。 在他看来,福利方案集中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偏离了社会整合的目标。 由于现实提供的工作不能满足穷人的期待,或穷人本身被动、无望的失败主义心态及其造就的经济宿命,造成了穷人不想工作的现实。 一方面他们与主流社会隔离,缺乏主流的工作伦理观念,另一方面,过于宽大而无权威性的福利给付,忽略了领受者的回馈,使穷人产生依赖心态或强化其偏差行为[20]。

虽然米德对福利依赖现象的研究仍存在责难穷人生活困境或预设穷人具有精神心理缺陷等问题,但与早期道德批判的简单精神致贫不同,他开始反思精神贫困作为福利政策的非预期后果,并将减贫推向更广阔的方向,即强化政府扶贫的引导教养责任以及市场和个人分担济贫责任,这对精神扶贫的干预路径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和方向。

因此,从早期济贫政策的批判到福利依赖现象的解释,精神贫困不再仅仅从现象上描述为一种主观的致贫原因或贫困表征,而逐渐作为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提出并加以理论化。 同时作为一种福利陷阱的产物,精神贫困在治理和干预的主体上也指向穷人以外的政府和社会,从而推动反贫困策略从主张满足贫困人口的“需求导向”,转变为反思减贫政策和行动本身的“工作导向”。

五、结论与讨论：精神贫困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发

从早期的道德缺陷致贫说到当前贫困分析的内部框架,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等不同流动型态中的影响不断受到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等三种不同的解释维度。 正如贫困研究理论指导下,反贫困策略从“工作导向”发展到“需求导向”,继而重回“工作导向”,以及减贫实践中社会救助模式与社会保护模式的交替出现[21],上述理论观点在解释现实世界的精神贫困问题时仍然具有各自的解释力,甚至同时存在。 直至今日,精神贫困仍然是导致一些地区和人群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物质经济贫困的显著后果,穷人维持或延续贫困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抑或是减贫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或非预期性效应。 精神贫困会导致物质等其他方面的贫困,贫困以及消减贫困的不当手段同样也会加剧精神贫困甚至制造新的精神贫困。 因此,梳理贫困研究历史中的精神贫困,对于探讨贫困问题的多样性以及解决精神贫困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一方面,精神贫困研究拓展了有关贫困及减贫内涵多样性的讨论。 西方贫困研究的内容经历了贫困认知(认识和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到贫困解释(探讨贫困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意义)以及贫困治理(采取何种措施来预防、减缓和消除贫困)的基本路径,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贫困定义、贫困类型、贫困测量、贫困功能、反贫困策略、反贫困评估以及贫困与人类发展主体间的关系等具体的研究主题,形成了一系列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成果[22]。 但由于精神贫困的复杂性和难以测量性,贫困研究的主流话语仍然集中在经济维度的物质贫困层面,也使得有关减贫的研究和实践均以解决物质性贫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目标,精神贫困更多作为一种致贫的原因,或一种贫困的表征,而很少被当作一种需要干预和治理的问题。 精神贫困研究问题的提出,将有利于拓展有关贫困及减贫内涵多样性的讨论,从而补充和弥合既有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多学科研究话语之间的割裂和冲突,推动形成精神贫困的研究共识。

另一方面,基于精神贫困的研究有利于构建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贫困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贫困研究形成了结构和文化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前者将贫困视为一种客观状态,主张从制度、政策、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寻找致贫原因,强调责任外推以及外部援助对减贫的重要意义;后者则将贫困视为一种特征,包括贫困人口的态度、价值规范、主观心理感受、行为模式等等,认为文化资本、成功动机的缺乏以及固有价值规范的影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强调责任内推以及社会和穷人“责任共担”,在反贫困上主张穷人的内在变迁以及内生动力的驱动激发[12]。 而基于道德文化、福利政策以及贫困本身的精神贫困研究,不仅将这一现象置于贫困的动态研究之中,也超越了以往文化与结构的对立分析框架,将二者统一起来,尝试从社会、文化、制度、情境以及贫困人口本身寻找致贫原因以及减贫策略方法,形成了一个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当前,精神贫困问题不仅影响中国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也埋下了返贫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和隐患。 国际减贫经验也表明,缺乏有效目标以及主流价值规范的偏离是造成发展援助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 解决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依靠外部物质资源的输入,也需要对贫困者进行行为方式的塑造以及精神层面的引导干预,精神扶贫正成为全世界扶贫的大趋势。 因此,解决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市场意识、现代理念,提升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参与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是精神贫困问题提出和干预治理的现实意义所在。西方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不同研究视角和维度,可以为我国认识和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关照和政策启示。

其一,基于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检视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伴随贫困问题而产生,在漫长的贫困研究历史中,它不仅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也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 当前,国内关于精神贫困问题的既有研究中,贫困人口道德缺陷或扶贫政策的意外后果成为主流的分析范式,即批判贫困人口存在“等靠要”、不思进取、懒惰等道德层面的精神贫困现象,或指出“输血式”扶贫方式产生的福利依赖弊端。 这些研究与早期西方历史上精神贫困研究不谋而合。 但基于道德批判或福利陷阱的简单归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贫困群体的特殊性以及对其所处社会和生活情境的微观和动态考察,造成贫困人口的污名化、隔离化。同时,不加反思地将精神贫困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大难题,甚至过分夸大减贫实践的福利依赖效应,都将指向不当的扶贫决策。 基于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应当正确认识和分析精神贫困在当前致贫、持贫及减贫过程中的不同影响作用,理解不同类型精神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表征和过程机制,防止陷入一刀切的道德文化批判或政策批判,从而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减贫措施。

其二,有针对性解决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意外后果的不同精神贫困问题。 如前所述,精神贫困问题具有复杂的多重面向,它既是一种基于道德或文化缺陷的致贫机制,亦是贫穷陷阱甚至福利陷阱的产物。 特别是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特殊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精神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维面向更加突出,因而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更加需要精准分析、分类施策。 如增强减贫干预行动的前置性,预防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问题;强化政府扶贫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以及市场和个人的责任,规避扶贫政策干预带来的福利依赖效应;以及重视改善穷人心智模式,防止贫困人口陷入认知消耗的“贫穷陷阱”等等。

其三,反思和重建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减贫治理行动。 扶贫在本质上是扶贫者帮助贫困对象建立和提升自主性,共同寻求发展道路的过程。 以往基于贫困问题的干预和治理往往包含一种社会工程师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预设贫困现象并非偶然或没有规律的社会事实,而是个体或家庭的某些属性或特征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引发;一旦消除或改变这些属性或特征,就能够消除贫困或者缓解贫困状况。 中国贫困治理过程中所实施的“输血式”扶贫,实际上也包含这一思维模式,试图通过外部资源的强制输入,改变贫困人口面临的社区环境或市场环境,从而实现摆脱贫困。 然而,精神贫困问题的提出及其复杂性,突显了贫困问题的多维面向以及减贫干预行动剥离贫困人口所产生的意外和尴尬。 贫困问题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的问题,贫困人口也是减贫治理行动作用以及减贫目标达成的主体。 因此,理解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需要进一步反思以往贫困治理行动,重建更加精准以及更具人本精神的减贫行动和策略,以弥补扶贫话语与实践操作的割裂。

当前,我们需要从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找回和发现精神贫困问题,亦需要认识到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应用中的限度和不足。 作为对既往研究的回溯,本文重在对精神贫困研究脉络的梳理和把握,其概念内涵和外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阐释,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也需要进一步建构挖掘。 此外,限于研究主题的聚焦,本文有选择地搁置了国内有关精神贫困的研究历史和实践。 事实上,从古代“教养兼施”的社会救助理念到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我国减贫历史实践亦不乏关于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些观点也能够为理解我国减贫发展面临的精神贫困问题以及更好地实施减贫实践提供借鉴和启发,留待进一步的梳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