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中医药大学 长春 130117

“方证辨证”思想是伤寒学术流派中的方证派的辨证思想，其在《伤寒论》的研究、学习和应用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独特优势，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从“方证辨证”角度解读《伤寒论》的思想古即有之，随着近年来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方证派学术思想受到了中医界的广泛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涌现出来，但目前“方证辨证”仍存在诸多争论。笔者对“方证辨证”的研究方法及内涵、历史源流、现实意义等作一总结，并分析其发展趋势以及存在问题，现论述于下。

1 历史沿革

研究方证辨证思想历史沿革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确定方证辨证思想古即有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二是探寻其形成的理论渊源、发展变化、历史背景、各家学说等，有助于总结其研究思路与方法。

学界有人认为方证辨证思想源于神农时代，还有人认为其源于《五十二病方》，但中医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思想在这两个时代尚未形成，这种说法过于牵强。方证辨证思想应源于张仲景，在《伤寒论》原文中多处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柴胡证”“柴胡汤证”等共十一处。在原文中论到“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为“方证辨证”思想之源头。

唐代孙思邈[1]精研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数十载，将其按“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重新编次并载于书中，为“方证辨证”思想打下了基础，后世学者皆仿此“方证同条”之法。

南宋杨士瀛[2]在其书《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中采集《伤寒杂病论》中所述主要病症，并加以总结、概括，后列每一病症在六经中之因机证治，并附方药，做到“对病识证，因证得药”，此为“方证辨证”思想之体现。朱肱[3]也在书中提出“药证说”，书中云：“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契，易如反掌。”可作为“方证辨证”之诠释。

金代成无己[4]所著《伤寒明理论》的“方药论”中，选《伤寒论》中二十首方剂，以先论主治再论方剂的方法加以阐发，可视为发展“方证辨证”思想的一员。

到了清代，柯琴、尤怡、徐大椿均在著作中对“方证辨证”思想有所阐述。柯琴云[5]，“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徐大椿[6]在书中论到，“不论从何经而来，从何经而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此皆为对“方证辨证”思想的精辟论述。

近代医家曹颖甫、陆渊雷、张锡纯、恽铁樵等人均认可“方证相应”，亦在著述中有所论及。现代医家刘渡舟[7]曾论“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胡希恕[8]认为“临证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黄煌教授[9]则认为“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

综上所述，“方证辨证”思想在漫长的中医历史中早有根基，在《伤寒论》研究中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历代名家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和阐述。诚然，各家论述皆不全面，各有偏颇，亦少有对“方证辨证”思想直接、具体、全面的阐述，多在论述之中透露。虽然如此，但仍在思想中向后世传递着“方证辨证”思想的火种。现代之后学有以为“方证辨证”思想源自日本者，实在错误。亦有认为“方证辨证”思想自胡希恕、黄煌等医家始者，大错特错。

2 方证内涵

明确方证辨证相关内涵，是研究方证辨证的前提。方证辨证的内涵，主要是“方”“证”两个概念，学界尚未有被广泛认可的关于“方证辨证”思想的定义，文献中多称之为“方证对应”“方证相对”等等，其中少部分文献对上述词汇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说明。

李赛美教授[10]及其弟子林士毅[11]等，对伤寒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基本状况、传承等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认为“方证对应派”之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便可放胆使用而不必强求舌、脉、症的面面俱备。其中“证”并非证候的概念，乃是症状、天时、地域、体质等所组成的辨识疾病的“证据”，并认为“方证对应”不强调病机，甚至忽视病机。

冷伟[12]、简瑜真[13]等认为，方证辨证是指在对脉症等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比较、鉴别的基础上，辨别临床病证与方剂的对应和契合关系的方法，也称为“方证对应”[14]。

武开放、杨幼新[15]认为，所谓方证，简言之，就是方剂的适应证。

黄煌[16]64认为，“方不仅是指药物的特定组合，而且指具有明确应用指征的药物”，故还提出了“药证”。

季之恺[17]认为方应从法和术的层面理解，方不仅就药物的配伍而言，而且也是治则和治法的具体体现，有方法的意思。

胡小勤[18]认为方是指具有特定药味、药量、剂型、用法等内容的用药形式。还有学者认为方仅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或唐以前的经典方剂，等等。

方证辨证中“证”的概念更是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张文选[19]认为证指特征性症状，但未明确特征性的内涵，也没有明确症状的概念是否包括体征。黄煌[16]65教授认为证指用方的指征和证据。此论涵盖了前一点，但仍欠缺明确的定义，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主流观点认为方证辨证之证是病机概念，或指疾病某一阶段的理概括，如脾阳虚证、肾气虚证。

方证辨证既然为辨证方法就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不应仅限于仲景方或唐以前的经典方剂，其思想适用于经方也适用于时方。但是，时方多不似经方之疗效确切、主治明确、配伍精当，不易形成确定的“方”“证”关系，故此思想多于经方中应用。叶超[20]等人所著“杏苏散方证论析”及宋成城等人[21]所著“温胆汤方证刍议”，都是基于“方证辨证”思想对时方的研究。方也不可归结为特定的用药形式，这种定义太过宽泛，因为任何方剂必然有其药味、药量、剂型、用法。方应指经过长期验证、切实有效、配伍严谨且相对较为固定的方剂，其中《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方剂即为最典型代表。

“证”指“方”所治之主证，即与“方”具有确定的契合关系的一组症状或体征。“方证辨证”思想，即指辨“方”之病机，辨病机之主证，方-机-证相贯，见“证”知方，因“方”识证。“方”针对确定之病机，病机又体现为某些特定的症状（即主证）及某些非特定症状（即兼次证、或然证），如此“方”与“证”之间便可建立确定的关系。临证时通过四诊等手段搜集疾病资料并加以辨别，得出主证，因证施方，随证加减。其中亦有某症状之特药、特方之特例，另当别论。

“方证辨证”思想不应以“方证对应”来表述，也不应限制于对《伤寒论》的研究。“方”与“证”之间不是“对应”二字字面上透出的对号入座的关系，两者中间有一个核心的“辨证”过程。若只是单纯的对应关系，那将沦为不可复制的经验积累，丢掉其思想内核。再者“方”“证”之间应是确定关系，否则必难有定见，难取定效。

3 研究方法

历代医家利用“方证辨证”思想研究经方时方法不一，各有优势。其发展至今，总体来讲方证辨证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类。

3.1 传统研究方法

3.1.1 以方类证，证以方名 以“方”为核心，归纳、总结、分析其相关原文，得出其针对之病机及主证，临床根据病机或主证开具处方，称为“以方类证”。此法易于掌握，便于经方脱离外感热病束缚、扩大应用范围，但是容易忽略病机，产生机械地对号入座的错误。

3.1.2 分经审证，方随证变 根据六经的主证将疾病归于各经，再将六经病进一步细分为“经证”“腑证”等，最后每一证对应处方，称为“分经审证”。此法注重各证内在联系，便于判断传变及预后，但是容易局限于外感热病，难于准确判断疾病归经，必须经过长期系统学习。严格来讲，不属“方证辨证”范畴，应为六经辨证的一种。

唐庆[22]在其论文中提出：以方剂为纲归纳相关条文；着重抓方证的主证；注意类似方证的鉴别；注意精析原文，理清辨证思路；将变化了的证候与六经主症作对照，反映病机的相应变化，从而知常达变[23]。此论为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提供了思路。

陕西中医学院曾福海[24]认为找出每一个方证的病因病机，是方证辨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杨国栋[25]认为方证运用要注重区别病机异同。两位前辈说出了方证辨证研究方法的关键，即病机。没有病机，方证辨证及就会陷入对号入座、守株待兔的尴尬。

3.2 现代研究方法 现代研究方法中逐渐出现了大数据统计学、数学模型以及“熵”等方法，虽有其显著优势，但多数学者对此知之甚少，更没有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设备作为研究基础，有条件使用此类研究方法的学者也微乎其微，无法广泛使用。多年来此类研究方法的结果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目前来看，意义不大。

“方证辨证”研究方法应以“以方类证”为主，结合三阴三阳之六经，以病机为核心，以阴阳变化统领病机。将与“方”相关原文归纳总结，以原文为基，参考历代名家注解及真实可靠的医案，分析原文，得出各“方”之病机(如桂枝汤之病机为阳浮而阴弱)、主证、兼次证、或然证。亦可以方剂组成反推其病机和主证等，但须以与《伤寒杂病论》同时代之《神农本草经》及相关注解为依据。再将各方主证与六经主证对照，明确其中变化，做到突破六经而不离六经。主证即主要矛盾，兼次证属从属地位，为次要矛盾。临证时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自然解决，或然证为加减依据。

4 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1 不可对号入座 “方证辨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不知方之旨与方之用，实存有“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之弊，切记不可丢失病机及辨证过程的核心。

4.2 辨证要准确 “方证辨证”的特点就是强调“方”与“证”的紧密联系，必须抓住“独处藏奸”之主证，以病机贯穿，如此才能例不虚发[26]。如徐灵胎[27]所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

4.3 遣方精当，加减有据 加减用药必须有据，否则力不向一处，难以取效，经方之精，不可小视。加减用药要对证，而不是对症。经方的方证运用于临床已有千年的历史，不可随便加减，多余的加味，往往造成画蛇添足[28]。

4.4 针对病机，具体分析 主证实际上是病机的特异反映，在临证时不仅要看主证，更要看病机。有时虽症状相似但病机不同，有时主证不明显，但只要看准病机即可大胆应用。辨明每一主证背后的病机，方可扩大方剂所治病证的范围。

4.5 注意理清与其他辨证方法的关系 方证辨证看似是以“证—方”的形式分析疾病，但实际上是“证-机-方”的形式。如无病机，方证辨证就如同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失去了生机。而要准确把握病机，就离不开各类辨证方法。辨方证是继六经八纲辨证之后更具体、更详细的辨证[29]，没有六经八纲理论指导为前提，就不能正确把握方证[30]。而六经辨证与其他辨证方法实际上是相通的。

5 现实意义

5.1 临床 主证背后是病机，病机之后是针对性的“方”，临床只要抓准主证，即可快速认清病机，遣方用药，无需套用各种辨证方法的繁杂程序和运用多种辨证方法，避免了各种思想带来的分歧和干扰，加快了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和速度。

5.2 教学 曾福海、何大群[31]、钱峻[32]等人将“方证辨证”应用于《伤寒论》的教学中，反复实践体会，认为方证教学便于学生快速、系统掌握经方，更好地学习其辨证论治的精神本质，为临床打下理论基础，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得到推广应用。

5.3 促进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发展 《伤寒论》是有效而可操作的诊断“金标准”。经典方剂的构成是相对不变的，所以方证也是相对固定不变的，这有利于中医诊断标准和鉴别诊断的发展。

6 结语

方证辨证做为伤寒学派的辨证方法，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源流、内涵、研究方法、现实意义等。发展至今，其已不仅仅是伤寒学派的辨证方法，更可延伸至后世经典时方，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认识病证、学习方剂的思想。“方证辨证”思想以其准确的诊断、精确的用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近年来研究此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推动了“方证辨证”思想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其为中医的临床、教学、诊断及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供了思路。

“方证辨证”思想概括起来即是：每一首经典方剂都对应一个确定的病机，而此病机往往反映为一组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即证，如此方、证便形成了较强的契合关系，临床上见证知方，因方识证。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方证辨证”思想。

方证辨证发展至今，研究逐渐细化，如黄煌教授提出的“药证”概念，又如方证治法分类研究及方证治法用药规律。亦呈系统化理论化趋势，如《伤寒论》方证要素对应研究。更有学者借用现代的统计学、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如《伤寒论》方证对应规律的可视化研究、《伤寒论》方证对应规律的数学三维解析。

研究中发现文献中多以某方所契合的某证的研究或单一病症所涉诸方的分析，而几乎没有文献对《伤寒论》所述诸症及对各症所涉诸方进行全面分析、整理和总结，当某证对应多方时就会面临尴尬。另外，“方证辨证”思想缺乏系统全面的总结和认识，更缺乏准确的、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