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近十年以来，美国发生的大事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然后复苏；奥巴马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并连任两届；又凭空杀出一匹黑马特朗普，其特立独行的作风举世瞩目。

美国的兴衰问题以及美国何去何从，又提上了日程。

美国的绝对硬实力，不论遇到何种困难，还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并将继续相当一段时期，而美国的软实力较之“二战”后的巅峰时期的确有所削弱。

当前面临的问题

1.中产阶级的困境

20世纪美国，最主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无论在有形的物质生产、生活，还是无形的思想文化、价值观方面，它都是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甚至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的“定海神针”。对于下层大众来说，经过努力进入中产阶级，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两极分化又迅速加剧，各种数据的图表显示，差距基本上是一路上升，极少有回落或曲折。这种情况终于危及中产阶级。到世纪之交，惊回首，发现橄榄型的社会已经在变形。有人将美国比喻为一座外表看来辉煌的大厦，只有高处闪亮，不但底层已经进水，中层也在颓败，更严重的是，电梯坏了——已无流动性，主要是下面的人上不去了。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主要不是当前的物质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前景的焦虑，看不到希望。

如有的报刊文章所说，中产阶级失去了存在感，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实现美国梦的骨干，反而被认为是发展的障碍。他们的失落使美国作为“机会之地”的光辉黯然失色。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使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参与到“使美国再伟大”的事业中来。

2.遏制金钱腐蚀民主的改革倒退

从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美国就面临着大财团或个人操纵政治的情况，这造成了美国式的腐败，从而威胁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试图遏制这种趋势的改革此起彼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07年的《蒂尔曼法》开始，到《1971年联邦竞选法》，经过多次修正，到1974年修正案基本成熟，与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包括税收法，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联邦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有很多详细规定，最主要的内容是提高候选人竞选资金的透明度。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组建“联邦选举委员会”，授权它解释有关法律、制定监管规章并履行监管和执法职责。至2002年小布什政府时期，国会又对该法进行修正，通过《2002年跨党派竞选改革法》，进一步限制参选人为竞选而筹集“软钱”。但关于限制“软钱”的规定仅用于公司以及其他组织，而对个人捐赠没有限制，这埋下了隐患。

资中筠先生在本书发布会上讲话

进入21世纪，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接近票数就“‘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做出了有利于原告——“公民联合组织”——的裁决。情节大体如下：

公民联合组织是一个保守组织。2008年大选期间，该组织发行了由它出资制作的纪录片，攻击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同时希望通过电视在竞选期间播出该纪录片。他们明知这一传播计划明显违反联邦选举法中的有关规定，一定会遭到监管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制裁，于是抢先把后者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对相关条款颁发“初步禁令”（即禁止实施选举法中关于制止“软钱”助选的条款）。所谓“初步禁令”，就是美国法院可以应起诉人的要求在法院就某一项现存的法律做出最终裁决之前暂时中止实施该项法律。在初审败诉后，他们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结果于2010年1月21日，9名大法官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其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把公司出资做政治宣传广告等同于个人言论自由，而且说明这一言论不会引起“腐败或腐败现象”。

这一裁决的关键性后果是为公司使用自己的财力在选举中进行政治宣传开了绿灯，而且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这样，就政治反腐而言，几十年几代人通过艰难努力达成的限制“软钱”助选的法律法规几乎失效。这是遏制金钱影响选举的大倒退，它妨害了选举的公正性，从而在实质上损害了民主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律与金钱的博弈中，反对限制金钱的作用的一方总是以“违宪”为说辞，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所以在维护和改善民主制度中，如何处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美国的一个问题。

3.党派政治的负面效应

在政府运作方面，美国的两党政治也在退化。过去，在竞选中两党互相揭短，争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尘埃落定，执政党和在野党总还能向中间靠拢。在重大决策上的差异并不完全以党派分，而是以观点分，投票的分野两党互有交集。而自奥巴马上台之后，几乎所有议案都是按党派投票。而且在讨论中似乎反对党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不问是非利弊，就议员本人而言，可以说“派性”超过了个人的判断和政治操守。结果本来为相互制衡而设计的制度，成了“否决”体制。特朗普政府的国会迄今为止的表现也是如此。国会向来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但是过去常有资历老而德高望重的议员，特别是参议员，作为党团领袖或议长，能够在重大问题上超越党派的利益，以大局为重，起到关键性的积极作用。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已见不到这样资深而有威望的议员以及可以称得起杰出政治家的人物，这也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衰退。

4.种族矛盾回潮与移民问题

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和进步，终于有一位黑人当选总统，世人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反种族歧视的一大成绩，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在奥巴马连任两届总统之后，种族矛盾并没有缓解，反而表面化、尖锐化，而他的继任者更是不掩饰其种族歧视倾向的人物。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就敢公开发表各种种族歧视的言论，而且最终还能当选，说明这不仅代表其个人的观点，还代表实际上一直存在的一种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奥巴马当选总统，一方面是种族问题的进步；另一方面可能更刺激了原本潜在的种族主义的反弹，增加了他推行政策的阻力。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也为之提供了土壤。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更加复杂，除非洲裔之外，还有西班牙语裔（以其人数众多）、穆斯林（与中东局势等有关），以及亚裔（争夺教育资源），等等。美国入籍宣誓的誓词中有不论来自何国，一旦成为美国人，必须只对美利坚合众国忠诚的内容。但是这么多抱着各种动机前来的移民，果真能切断对母国的联系和感情，只忠于美国吗？凡该国与美国矛盾尖锐化，或成为敌国时，这部分族裔就难免受到怀疑和歧视。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问题，过去存在，今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对移民的限制措施，绝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创举，只不过他更加高调，更加公开地针对特定人群而已。

在本书发布会上，资中筠先生和宋以敏女士

奥巴马壮志未酬

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需要一场深刻的改变已是朝野共识。所以奥巴马是以“变革”的口号当选的。

他提出了一系列施政目标，在内政方面涉及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各个领域，总的方向是扩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经济增长能惠及更多群众，缩小贫富差距，还有重视环保和新能源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打上奥巴马标记的，是医保法。为此，他几乎耗尽他所有的政治资源。另外，环保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上台之前他就发表过许多讲话，为节能减排大声疾呼。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专门为文表示全面拥护，称之为“新新政”，也说明从某种意义上，它确实继承了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在美国各种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可将奥巴马定位为民主党偏左的自由派。

从奥巴马的各种讲话，特别是离任前夕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长文来看，他对世界大势、美国历史和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了解的，他的各种主张，特别是对环保和新能源的重视，有一定的眼光和前瞻性，至少大方向是前进的。但是他在任八年，做得很辛苦，总的说来，壮志未遂。此中主客观原因都有。在内政方面，一个主要因素是他还是沿着传统的改良思路，着眼于底层，对中产阶级的危机关注不够。他的“奥巴马医保”，在扩大对底层的覆盖面的同时，却增加了一部分中产纳税人的负担。拥护他的是上层知识精英，而相当多的中下层白领阶层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抛弃。而且，白人认为他过于向少数族裔倾斜。所以，尽管实际上在他任内经济复苏成绩明显，失业率大大下降，但是美国人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并未缓解，全民的政见和党派分歧更加严重。

在本书发布会上，资中筠先生和杨天石先生

在国际方面，客观上任何小布什政府的继任所面临的任务都是收缩战线，撤出伊拉克，大幅度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有点类似当年尼克松政府停止越战，收缩战线，不再包打天下。奥巴马刚一上台，尚未有任何行动，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凭已有的成就，而是凭期待，事先授奖，这是没有先例也有悖常情的，受到世人许多非议，奥巴马本人也感到尴尬。这只能说明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非常希望美国新总统扭转小布什一意孤行的黩武政策，实现他竞选中的和平诺言。

在任期内，奥巴马朝和平方向做到的事有：结束伊拉克战争，减少阿富汗驻军，击毙本·拉登，大幅减少美国海外的战斗部队，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还有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成为80年来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他一反小布什的“单边主义”，重视与盟国的关系，不再单枪匹马作战；他还推动实现了关于减少温室效应的《巴黎气候协定》。

但是他主张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却终其两任都没有做到。更重要的是中东乱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并未从中东的泥沼中脱身，在叙利亚问题上显得进退失据。美国在外的战斗部队人数是减少了，却更分散了；撤出了伊拉克，却卷入了更多国家。用于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达8600亿美元，超过小布什政府的8110亿美元（数据来自美国国防部的“绿皮书”）。这个数字不包括国防部本身的军费。以上还未把他的“战略再平衡”项下派往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计算在内。总之，美国战线并未收缩，反而更加扩张，实际军费不减反增。

就奥巴马个人而言，他是有历史意识和战略思考的，而且还有一定的理想主义。2016年《大西洋月刊》记者曾对他做过随行的深入访谈。此时他已临近卸任，这一访谈不是对外宣传用，所以他吐露心曲较多。其中有几点可算他的独到之见，鲜为世人注意，有两点值得一提：

1．他说自己最关心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气候变暖和新能源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实际上每年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还不如车祸的人数多。而能源问题实际上涉及美国的安全问题。如果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整个对中东的战略就可以发生巨大改变。

2．中东的矛盾是“部落主义”。在伊斯兰教没有发生像基督教当年的宗教革新之前，他们之间的教派冲突是无解的，也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别。美国何必为他们的部落之争选边站，长期陷在那里。相反，东亚地区是朝气蓬勃的，有前途的。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如腐败、贫穷，等等，但是那里的普通人都是想着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不像中东地区的某些人就想着杀美国人。所以，美国应该撤出西亚这个泥沼而转移到东亚。至于有人说这样俄罗斯会乘虚而入，取代美国的势力范围，那就让它陷进去好了，美国不必去救它。

从以上谈话中可以了解奥巴马长远的战略思想，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他的“太平洋再平衡战略”、“环太平洋伙伴计划”(TPP)。他力推《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在叙利亚突破化学武器红线后力排众议，坚决不对之动武，这些都不是权宜之计。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特别是能源计划，大部分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方见成效。也许作为学者，提出长远的思考可圈可点，但是作为执政者，难以在短期内说服多数人，使之见成效。

这些都有赖于其继任是否坚持同一方向的努力。奥巴马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他的一位选民——106岁的非洲裔老太太，他说他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儿女们如果活到她的年纪，会看到美国有怎样的变化，他们促成了哪些进步。他还说担心人去政息，“过去八年一切进步都飞出窗外”。

现在他的继任也谈变革，恰好就是应了这一担心。本来，钟摆来回摆动，选民过几年就想换换胃口，这是美国政治常态，不足为奇。但是政党更迭，大政方针一般还是有连续性的。这次的特殊之处在于，连续性似乎让位于颠覆性。首先现任全面否定前任——不是前一任而是多数的前任——的政绩，反其道而行。在外交方面，总统权力较大，已经做到的有：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刚刚建交的古巴交恶、否认与伊朗的核协议、强力轰炸叙利亚、大力支持沙特以及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立即付诸行动，乃至扬言要退出联合国……在内政方面，推翻奥巴马医改，由于拿不出替代方案，尚未能完全如愿。已经实现的带有特朗普本人标记的重大措施是推动通过减税法。有意思的是，奥巴马医改法是首先从惠及最低收入人群开始的，特朗普减税法却是首先惠及高收入人群，二者都声称长此以往将对全民有利。但是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危机，至少在当前，两头都够不着。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减税法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连锁效应，尚待观察。

民主的危机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利弊和方向现在做出评论还为时尚早。一般说来，在美国的制度下，当选的领导人物不一定是优秀的，但是制度的设计正好是使总统个人品质的影响有一定限度。用通俗的话来说，做好事效率不高，做坏事也难得逞。不过，像当前的总统这样，上位一年之后反对者态度还如此强烈，嘲讽备至，完全没有尊重，甚至总统本人还要辩称自己精神健全没有毛病，实属罕见。另外，如前面提到，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由于党派斗争，制衡白宫的作用受到削弱，现在只能指望司法系统可以起作用。但是总统有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如果一位总统在法官出缺时，依照自己的政治偏好任命法官，而国会又根据“派性”予以批准，致使法官的成分向一边倾斜，法院就会有失去主持公正的庄严角色之虞。过去，法官都是资深的法律专家，对宪法有敬畏感，一旦坐上这个位子，不论本人政治倾向如何，大体能秉公判案。如果政治进一步功利化，如果被任命的法官也劣质化，致使政治倾向盖过法律公正，那才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威胁。这是极而言之，也是美国有识之士的担心。目前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的制度使总统在内政上不能为所欲为，但是在对外行动上权力较大。总统是三军司令，只要不正式宣战，可以不通过国会而对外用武，或退出某项国际义务。当然，像退出联合国这样的大事，恐怕不能由总统轻易决定。不过，美国已经有过故意连续多年拒交联合国会费的历史，今后不排除再这样做的可能性。“二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做法之一，是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建立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推行其利益和政策。特朗普比较明确的倾向却是与此背道而驰——藐视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更愿意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交涉处理国际问题。

美国前白宫助理、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为文批判特朗普，说他把世界看成由敌对国家组成的黑暗而充满威胁的危险场所，把美国与他国的关系视为零和关系，只有损人才能利己，非黑即白，根本没有共赢的观念，也不承认美国的价值观，完全抛弃了“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运用自己举世无与匹敌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实力，通过有原则的领导，发展繁荣、自由与安全。这一批判有一定的代表性。

特朗普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全球战略？还是他没有章法，率性而为，信口开河？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改革力量在民间

当前，全世界由工业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美国也不例外。它的确又走到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一次重大的变革。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所以它的改革方向、步骤都为世人所关注。不过，一般关注的焦点都在高层政治，而对实际上作为推动改革的根本的民间力量较少留意。社会推动变革的力量正在大洗牌，诉求的方向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改革的主导力量还是来自民间社会各阶层，然后反映到政府决策层。

一般说来，草根大众对现状的不满在代议制的框架中不足以充分表达时，就会诉诸街头政治。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在纽约，华盛顿等其他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活动）就是这种表现。但是这一运动没有明确的诉求，没有组织和改革纲领。其作用是引起全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注意，然后考虑改革，提出方案。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和提出各种对策。处于金字塔尖的顶级政、商、学精英已经悄然发起并运行着一场新的改革运动。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深知其既得利益来自健全的市场，如果底层和中层都塌陷，他们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久，其改革动力就来源于此。当然，不是所有精英都有同样的旨趣，必然有更重视眼前利益的保守力量形成改革的阻力。这不仅涉及美国，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将是一个长远的博弈过程。

总之，就美国本身而言，其实力远未衰退，但是美国的任何领导人、任何政府，不论其口号和战略思想、政策倾向如何，都不可能放弃维护美国作为唯一的世界“领导”这个终极目标，而会设法阻止任何可能的，或想象中的，足以挑战这一地位的力量。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多种力量此起彼伏的形势下，美国如果内部改革不成功，软实力得不到回升，对外却一味围绕此目标行事，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运用硬实力，很可能正是自取衰落的转折点，那么其20世纪的风光将难以持续。美国人自己比任何人对软实力的下降都有危机感。关于如何重振“美国精神”，意见也两极分化，如20世纪初那样的思想界的大辩论可能再次出现，其过程和可能的结果都值得世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