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死神的“拔河比赛”

2017年的暑气极盛，蒸得人都喘不过气来。而我急促的呼吸，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天热的原因。

8月底，一场疾病不期而至。医生说，正常人喘气一分钟18次到20次，我却一分钟要40多次，爬二、三层楼双脚都如灌了铅似的。我到几家医院照的胸片CT都是同样的影像：我的左右肺白茫茫的一片，没几片是正常的。不得已，我于9月6日开始离家入住医院，脱产治疗，从县级医院一天不落地转入到市级医院，再迅即转入广州华侨医院呼吸科。

在转入该院的第二天，即9月25日，我用鼻导管吸气还感觉没有氧气吸入。不得已，晚上12点，我由普通病房转入呼吸科的重症病房。医院随即给我妻子发出了病危通知。在重症病室刚安顿好，医生便毫不犹豫地、很“任性”地往我胸腔里插管子，当时痛得我天崩地裂，并撕心裂肺地大声嚎叫。妻子在旁边簌簌泪下、悲恸欲绝。我与她结婚二十多年，从没有见过她脸色如此昏暗阴沉。我顿时想，大限将至，死神已经在敲我的门了，正近距离地向我逼来。

《尚书》有言：人生有五福，长寿是第一福；也有六不幸，第一是早死。我与福非但无缘，人生第一个不幸却紧盯着我。从此，我开始了与死神的“拔河比赛”。

当晚，我由鼻导管吸氧改為用呼吸机面罩吸氧，供氧量迅即大增，我的大脑顿时异常清醒。凭我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我想，这就是常说的“回光返照”吧！而这紧接着的便是：“某某因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逝世。”“行乎当所其行，止乎当所其止”。天要你亡，你不能不亡。接受也是一种解脱，我只能顺天意，遵天命了。我当即要求妻子天亮时催我儿子和大哥赶赴广州。

当晚，我满脑子就是来日不长了，便急着准备“后事”，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我当即草拟了五条遗嘱：

一、妻子应改嫁，儿子当支持。

二、慈母尚在，妻子应尽赡养她老人家属我的份内事和份子钱。

三、我没欠任何人一分钱，也没借给他人钱。银行存折只有一个，是长行村镇银行我的工资卡，放在卧室的床头柜。妻子不要担心别人来要债，也不要去找我的私房钱。

四、除了工作原因，我没得罪任何人。若有得罪，主观原因在他（她），切不可上心。

五、死后葬于老家冬茅岭，面朝丁家村。

仅此而已，一清二白。

有生以来，我就是个坦荡率性的人，做人做事喜欢一剑在手快意恩仇，以吐为快，临死了也秉性不改。

最美是故乡。冬茅岭湘粤交界的宜章县里田镇，是我年少时朝夕相伴的地方。她山势雄伟，独自傲立。在其山顶，往南可远眺广东省乐昌市白石镇的巍峨群山。不到十岁，我就脚穿牛筋鞋，步行七、八里，经常到白石镇丹以坳村、自生桥村的山头田野砍柴、割草。冬茅岭的东面则朝着秀美的汝城文明乡，以及本县的瑶岗仙镇。那时，放学后我隔三岔五地跟着我的小伙伴坐在里田中学的操场上，两眼紧盯着从汝城、瑶岗仙方向开过来的红旗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总是想着哪天能坐上车走出家乡，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西边，一览无余的是一峰连一峰的赤石乡九子岭群峰，现在赫赫有名的亚洲第一桥——厦蓉高速的赤石特大桥，从九子岭穿插而过，而这桥、这山都在我们冬茅岭的视线底下。北则毗邻生我养我的丁家村。在这里，我度过了痛苦的、流血又流泪的、充满激情的、开心而又荒唐的青少年时代；在这里，我有过很多的理想、梦想、幻想，甚至妄想。

这座山头，没有坟地，我想独葬于此。这样，我就可以时常看看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可以报我魂牵梦萦、拳拳于怀的家乡之恩。这让我想起了黄永玉为其表叔沈从文墓志铭上写的那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遗嘱拟定后，我便反复琢磨自己的追思会怎么开。我知道悼词最难写，都是生者为逝者的溢美之词，既要简朴严肃，又要概括精准。每每捉刀者都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实话说，我写了半辈子的材料，自嘲自己“一生游戏长短句，不在人前争风光”，还真没为自己写过几页。好在我生病前的几个月，也即2017年5月，组织部门要求自己写一份自传，我认认真真写满了十页，组织部门发的纸张全部写满，一行不剩。这实在是种巧合，原来组织部门要我写的这份个人生平介绍，是为今天奄奄一息的我受用的。

但我又想，这篇文章太过拘谨呆板，如记流水账，难以起到“化悲痛为力量”的作用，也没有展现自己洒脱不羁、豪爽奔放的个性，于是想起了2006年8月我生日时为自己写的《四十岁感悟》。这篇文章写出了我的艰辛、我的性情、我的梦想。若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可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思来想去，我于是发信息给我的同事海国同志，要他找到这两篇文章从手机发给我。我还拿出我“校对纠错”的看家本领，修改了几个地方。我还想，现在不能开追悼会，只有追思会，并嘱托海国同志，我一旦走到那一步了，就请他找我的好友曾垂善先生，要他用正楷把这两篇文章抄写贴在我丁家礼堂的墙上。他字如其人，一竖一撇都工整完美。我们有几十年的交情，我相信他会帮我这最后一个忙的。

忙完这，我仍丝毫没有睡意，更没有恐惧，倒有一种“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的淡定。临近天亮，我知道我的同事和朋友该睡醒了，趁手机还有电，我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了两个我认为十分紧要的信息：

第一个，是发给我的女同学钟小兰女士的。是她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非常热情、毫不推辞地给我安排，从郴州转院住进了广州华侨医院呼吸科，也是她用轮椅把我推进病房。她的丈夫林医生是这所医院知名的脊柱外科主任。我刚住进华侨医院，他就过来看我，便马上与呼吸科的刘主任打招呼，恳求他关照我。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我给她的信息这样写道：“我昨晚转重症监护室，感觉还可以坚持两三天。有一个事需要麻烦你，我如果实在不行了，请你帮我联系一台救护车送我回老家，价格你不要考虑。”

紧接着，我又补发一条：“我在广州非亲非故，这是我当前最大的难事。不好意思，我又给你添了一个大麻烦。我知道这在广州是非常难办的事。”

她则马上回复安慰我：“你要配合治疗，挺过去就好了。”便答应我：“好！等你好起来。”我当时看了她的回复，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9月27日，我从华侨医院转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后听同学说，钟小兰同学在我妻子办完转院手续后，她绷紧了几天的弦终于放松了，我完全理解她当时的心情，接到我这个“单”太烫手了。患难见真情，在我大难临头、孤苦无助的时候，她主动向我伸出救援之手，我什么时候都感激她和她的先生。如果没有她在接我电话的半个小时便为我在华侨医院找到病床，我与我妻子就不会当即决定从郴州转院。事后证明，我的病情发展那么迅猛，如果当天上午我没有离开郴州，估计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紧接着又给我的老同事、家国局长发了一条信息：“家国，姚某某还要支付胡某某三万元钱，需你单位想办法支持解决，这是我召集的会议集体议定的，请你落实到位。”这是我牵头协调的一起车祸引起的信访纠纷案，姚某某无证驾驶致胡某某丈夫死亡，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胡某某不断上访，为此，我协调了六、七回。经多方筹资，双方已达成和解，我担心这三万元钱不到位，不能息事宁人，又会引起重访。思来想去，我工作上手头未了结的就这么一件事了。家国兄弟也爽快地回复我会落实好，并要我安心养病。濒死关头，我还在想着“专门利人”的事，世人又将怎么评说我呢？我既已求德求仁，死又何妨！

而此時悲恸欲绝的是我的妻子，在医院的走廊上，她拿起手机不停地向我的亲人、好友发布这个不幸的消息。

到下午醒过来的时候，我从窗户上看到我的亲戚、同学、好友，从四面八方朝我聚集，他们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窗户玻璃，带着哀痛和忧伤向我招手挥手。我想，我这次确实病得难以救药，不然不会对他们震动这么大，催促着他们都在潜意识地开始为我举行告别活动。他们有朝我微笑的，有抹眼泪的，都流露出惺惺相惜、情真意切的肃穆表情。我两眼直盯着他们，强忍着泪水向他们点头致意。

随着病情的加重和药物的作用，我经常是头昏目眩、满脑充斥幻觉，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有节奏地在移动，同时奇怪地发现对面的床、窗、人都显出双重影像，我至今还有几段“梦境”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后，我把“梦中经历”复述给妻子听，她不假思索地说我信口雌黄。愈加清醒后，我也觉得那都是幻觉，但无论如何，我不清楚此时它为什么会比我往日的梦给自己留下那么深刻、那么清晰的记忆，梦则稍纵即逝。

什么是死？我觉得死不过是人长久的熟睡了、长眠了。佛教称死亡为往生，就同外出旅游一样，灵魂在做作欣快地飞翔吧。

10月5日，我从近10天的睡梦中醒过来，“死”了一段时间，又生了！

二、别了，重症病房

重症病房又叫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是医院中危重病人的抢救中心，有着极为严格的进出制度。那里展示着各个医院最先进的设备，但那里更分不清哪些是病人？哪些是动物实验？

我是9月27日下午转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直接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在这里，经过近10天濒临死亡的昏迷后，我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刚醒来，发现自己全身插满了管子，有气管、喂食管、导尿管，浑身上下缠着粗一根、细一根的胶皮管子，如一个“机器人”。我的身后是一排形形色色、不停晃动的生命体征监测仪。刚开始几天，我的双手被捆绑在床沿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防止病人或痛苦难受、或自暴自弃自己拔掉管子。这在重症病房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为防止我随意翻转身，造成背部腐烂，护士小姐以两小时为单位在我的左背或右背交换着塞上一个枕头，要我欲动不能。

清醒过来最难过的是自己不能说话，起初我以为自己已经成为哑巴，以后只能“比划比划、没得说了。”为此，我痛心极了，并时常以泪洗面。嘴巴是用来吃和说的，但我现在进食和交流两项功能都似乎丧失殆尽。要叫人过来，我只能敲击床沿；要与人交流，只能在纸板写字。写字板成了我与他人唯一交流的工具。妻子探视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在纸板上写道：“以后我就不能说话了吗？”妻子请来医生跟我耐心解释，开导我气管拔出后，就可以说话了。我于是时刻盼着医生给我拔掉那根26厘米长、有我手指头粗的塑料管子。医生每次查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都是毫不犹豫地在纸板上写道：“我已经好了，请拔掉管子。”医生总是笑笑，好像我在痴人说梦，但还是习惯性地安慰我：“过几天就拔了。”没经历过的人不知道，那是插进人体胸膛的一把刀，24小时都叫人饱受煎熬。

就这样，我成了不能说话、不能起床、不能翻身、不能吃喝、不能大小便的待死之人。其中滋味，只能用绝望来形容。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重症病房是一个很大的厅，病床都是平行的排列。我住的病房大概有30张床，因为我每次听医护人员称呼病人都是叫床号，从不直呼其名。床与床之间用机器和屏风隔开，床后是冰冷的仪器设备。我在重症病房近一个月，从没有看清过我邻床病友的真实面目，也没读到过我的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等指数，因为我整天都是仰面朝天、混混沌沌地躺在病床上。

重症病房每天24小时都热闹非凡。有的患者因为疼痛难忍，或怆地呼天，或嚎啕大哭。有的则因为郁闷难熬、孤寂无助，甚至来日无望，于是不分时段、旁若无人地嚎叫。我当时想，我的这些邻居或是大痴大癫，或是大彻大悟。

我转入普通病房时，我旁边住着一位汕头籍的肺癌患者，因药物过量神志错乱，一个人整天连续不间断地大声叫嚷、咆哮，我妻子问我：“听着难受吗？”我跟她说：“我在重症病房习惯了，随他的便吧。”重症病房那种血雨腥风的考验我都经历过了、修炼过了，这种场景我早已充耳不闻、置之度外，我又怎么会害怕？对他这种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我自岿然不动”。

重症病房的气氛永远沉重。病人或进或出，出去的或生或死。病人“没了”时，都是静悄悄地盖上一袭雪白床单推走了之。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病人匆匆忙忙、无声无息地“走”了。这与普通病房完全不同。在普通病房，只要是家属嚎啕大哭，我敢断定他（她）的亲人已经“没了”。而在重症病房因为不允许家属陪护，一个人驾鹤西去也是静悄悄的。在这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人的渺小和脆弱。由于自己对这些见多了，于是我对自己的“明天”感到很悲观、很茫然：我不知道自己的病是比他们更重还是比他们还轻。我更不知道自己也像他们样离死亡还有多远。由此，乔布斯曾说的那句“你即将死去”总在我脑际萦绕。“大不了一死”，最多如此罢了。我于是感到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吓倒自己了。

这有一例可以佐证，医院决定我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的那天中午，为进一步查明我的病因，医生为我做了一次活檢手术。手术其实就是从我右大腿上取一小块肉，当然手术前医生为我做了局部麻醉。但手术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从医生开始向我试手动刀到结束，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全程地看着他挥舞着手术刀一招一式地取我的肉。对此，我眼睛都没有闭一下。

重症病房的生活又很有规律、公式般。上午8点，医护人员准时会交接班，他们分别站在自己负责的病人旁公式般地、一项不漏地相互交代病人的体温、体征、用药……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充满希冀、逆来顺受的一天。

这一天的“幕启”就是医护人员帮病人洗漱。在我看来，这是自己最开心释怀、尽情享受的时段。护士们早8点上班后，便两人一组分别提着热水为病人抹身。

紧接着，室主任和专家们会鱼贯而入，带着一群年轻医生或实习生逐个为病人查房，一方面共同探讨病人的救治方案，另一方面把眼前的病人当成年轻医生和实习生们送上门来的教学标本。每每这时，我就感觉自己不只是一个病人，而且是一个病例。但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医生们的相互嘀咕，有时他们用我听不懂的粤语交流，我则用心地琢磨着他们所说的大概，并且总是找机会在纸板上用笔向医生询问我的病情进展和救命之道。而他们回答都是相当地简洁，没有重复。我于是又期待着他们明天的到来。

整个病房没有电视，所有病人不能随身带手机，自己每天看着医护人员不停地来回穿梭，看着病人被推出推进，看着对面墙上那个挂钟秒针有规律地移动。

失眠是我在重症病房最难过的一道坎。麻醉药醒后，我一直很难入眠，有时连续两三天都难睡十几分钟。每天都是从漫漫长夜到漫漫长昼的轮回。意识在回忆和恐惧之间游移，心灵则在入世和天堂之间漂浮。白天或跟着对面墙上那挂钟移动的秒针一圈又一圈地数数，或把写字板贴在胸口一眼不眨地看着起伏数肺活量。晚上又常常闭目遐思，抚今追昔，尘世种种，历历在目。

而我越是生怕睡不着，心里就越紧张，脑子则又变得更清醒。但，夜里的清醒、夜里的想法如同夜里的气温般都是悲凉的、心有余悸的。

因为长期失眠，我不得不向医生索要安眠药。起初医生断然拒绝，并反复跟我解释：“副作用太大，会影响疗效。”我则在写字板上写道：“请求医生，第一，拔掉管子，我好难受；第二，给我安眠药，我好痛苦。”医生考虑再三，在我醒来的快十天吧，于晚上10点左右从胃管给我喂食一种叫“思诺思”的安眠药。为此，我每到晚上八、九点钟就敲击床沿，呼叫医生过来，要求医生给我早点下药，那心情几近乞求，似乎那就是救我命的灵丹妙药。或许我整天太恐慌焦虑，或许那药性太温和，那药要一两个小时才见效。而每天早上的四点半护士就要轰轰烈烈地为病人抽血检查，其实自己每天入睡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

在重症病房，自己的生活都是被安排。三餐不用吃，那营养液瓶挂在自己头顶，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从胃食管输入；口不用漱，值班护士夹着棉球每天五六次定时为自己弄来弄去；大小便想排就排，导管和护士会帮自己处理。自己再不用顾及面子，只能随波逐流。护理人员每隔两个小时要为自己测血压、量体温、翻转身，从气管里抽痰。隔三差五地照胸片，推到其他楼层照CT、照B超，做着各式各样的检查。

10月20日中午，气管从我的身体里拔出，这根管子就像一把枷锁戴在我的身上达25天。插管的时候我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拔管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盯着医生，他两三秒钟就从我胸口拔出。我当时热泪盈眶，因为自己为此盼望已久，根本没有疼痛的感觉，兴奋不已。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可以离开笔和纸板与人交流了。尽管起初嗓子有些嘶哑，但我可以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了。

妻子和亲友来探视我时也异常惊喜，因为这是我病情疗效见好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我肺部的化痰功能明显增强，不再需要医护人员通过管子为我吸痰抽痰了。另一则，我不再承受医生往我心肺插管的锥心之痛，因为每次我都会痛得全身抽搐，似乎就要一死了之。

拔掉管子后，我给医生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尽快将我转入普通病房，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重症病房里那种生死掠夺的恐怖、室友痛苦连天的呻吟、自己与世隔绝的孤寂。

10月24日下午六点，我终于转入普通病房。当时妻子和小妹用移动病床推着我离开重症病房，我情不自禁地持胜利的手势向其他医护人员和病友挥手告别。

别了，重症病房，我在这里起死回生、躲过一劫。我在这里对死亡的理解变得更加达观和通透，对活着的意义有了更多认识和感悟。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在痛苦的煎熬中，生命力变得更加强大了。

后来这家医院重症病房的一位女医生对我进行回访，是妻子接的电话。

“你先生现在在干什么？”

“都上班一年多了。”

“恢复怎么样？”

“很好，身体康复得可以，还经常加班加点。”

“像他在重症病房住这么久的患者，有些已经不在了。”

医生也是不无感慨，接着又问：“你先生有抑郁症、恐惧症之类的心理后遗症吗？”

“一点都没有，比病前还开朗，还阳光。”妻子说得都是我如今的真实写照。

“他怕提及他住重症病房的经历吗？”

“他不仅不怕别人向他提及这段经历，他现在已经把其中的记忆一点一滴都写出来了。”

医生还说想请我到医院去给病人作励志教育，妻子坚决不同意，那里何尝不是她的恐惧之地、伤心之地！

三、最期盼的事

广州医科大附属一医院的重症病房，规定每天下午三点至三点半为探视时间。我住院期间，这半个小时可是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更是我享受亲情、友情的精神大餐，是我一天中最期盼的事。

每到下午三点，我就眼巴巴地守望着重症病房的那扇电动门，进来的探视人员都是准时鱼贯而入，他们戴着口罩，神情肃穆。每次最先拿号探视我的几乎都是我妻子，她进来便告诉我：又有哪个亲戚、哪个朋友已在门口等候，我微微点点头，她便出去。紧接着来探视我的亲朋好友便分批纷纷来到我的病床前，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祝福、同情和关切。他们都给我说着好听的话，说我“气色很好”“眼睛有神”，还说“这种医院没有治不好的病”“好人总会有好报”……我则用笔在纸板上写着感谢的词句。同时，泪水常常情不自禁从我眼里奔涌而出，好像把我满肚子的苦楚、疑惑、忏悔和感激、感动、感恩，都一起溢泄出来。

广州高铁站实在太大，焦虑不安地我对这么宽敞气派的广州站顿生仇恨。何时才能出站呀？我当时差不多有110斤，而年过半百、一直拿粉笔站讲台的郑周明同学，背着我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汗水直流。走了几十米后，把我放下，说道：“歇歇吧，我前几年闪着腰了，今天背起你感觉非常沉。”听着这话，我心怀内疚，忍不住得热泪盈眶。我想：手无缚鸡之力的郑教授，今天真的碰到不能割舍的兄弟了。妻子见状，迅速又把行李箱替换成凳子让我坐，也让他歇歇。

就这样边走边停三、四个回合，我们终于走出车站，坐上他的小车。所有的苦难恰似命中注定，但都有结束的时候。我刚落脚繁华无比的广州大都市，似乎就要“献身”于她，要了我的小命，没想到有了周明同学的及时相助，使我第一次从死神中挣脱。

我们到达广州华侨医院，钟小兰同学推着轮椅在院门口等候多时。住进重症病房后，我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每次都是“前呼后拥”，由几名医护人员和我的亲属左右护卫，我静卧在病床上，眼睁睁地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如同过去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在游街示众，接受着他们的“审判”。此时自己感觉低贱到了极点，人虽没死，但尊严扫地。

在这段艰难的求医路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也一览无余地看到了世态的炎凉。正如杨绛先生说的：“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大病之后，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朋友不是实用之物，而是慰藉自己心灵、增强自己信心的奢侈品。

五、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

这次大病，虽然我一个人在病床上孤军奋战，但医院外，我的亲人、领导、同事、朋友坚定地、不约而同地、竭尽全力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血缘亲情。它没有杂质、没有距离，更没有虚伪。我兄妹共五人，我在家排行老二，从小就身体不好，就像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一样，他们就如四个天使一样一直伫立在我周围，总是照顾我、支持我，对我宠爱谦让无度，是我一生中的无上恩典。这次生病后，他们更是对我呵护有加。

我在广州华侨医院呼吸科转入重症病房的第二天早上，我哥哥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赶赴广州，帮我稳定妻儿情绪，搞好后勤，共定要事，一道为我办各种手续，作为一个久居乡下、没见过世面的普通农民，如“陈涣生上城”般，在广州那样的国际大都市忙这忙那，想象得到他是多么地小心翼翼、沮丧惶恐。但直到医院宣布我脱离危险后，他才回家。

屋漏偏遭连夜雨。我弟弟邦梁9月24日送我入住华侨医院，因弟媳身怀六甲，加上家中母亲老年痴呆需要照顾，他不得不急匆匆地往回赶。我大妹夫贺建平在郴州铁路电务段工作，驾车到郴州西站接邦梁回宜章，连夜又返回郴州宿舍。在洗漱间不小心脚下一滑，妹夫贺建平摔成脊椎重度骨折，由此住进市人民医院，仰面躺了三个多月。我住在广州医院，他住在郴州医院。我出院后他都还在医院。就这样我的大妹润兰则守护在他身边，但她们每天总要打几个电话询问我的病情。

我的小妹素兰从我大哥回宜章后就赶赴广州，一直陪着我那恐惧、悲痛的妻子，她们一起护理着我。我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后，我小妹夫欧乐成夫妇就在医院照护着我，直到陪护我离开广州回到宜章。这使我妻子在最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孤苦无助。

剪不断的是手足情深，割不开的是血脉相连。全世界和你最亲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转入广州后，我的四个兄妹义无反顾地把他们的银行卡让我哥哥带上，要他转交给我妻子，并告诉她：只要我治疗用钱，尽管拿去取。这可是给我妻子最强有力的帮助。因为，疾病是倾家荡产的危机，而金钱是救命的依靠。有几回医生下药前习惯性地问我妻子家庭经济情况，我妻子都很有底气地跟医生说：你们只管治疗，别担心我家的经济能力。

给予我关怀的不仅仅是家里的亲人，单位上的领导、同事也让我感恩、感动。9月6日下午6时，我最开始是在宜章县中医院住院治疗，晚上8時县委建球书记就到医院去看我，并要我什么事都不要想，专心治病和休息就可以了。9月12日我病情不见好转，又转入县人民医院，我发信息给他：“我的病未完全痊愈，还需请几天假，对不起了，自己身体不争气，影响了分管的工作。”他回复我：“没关系，好好休养。”9月21日，这是我转入了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第二天，他又与他的爱人以及县委景龙副书记来到我病床前，看望慰问我，他还风趣地对我说：“你就当外出学习两个月，单位的事就全脱产吧”。顿时，我为有这么善解人意、关心下属的领导而感奋、感激、感动。

10月24日，我不得已转入广州华侨医院，并入住其呼吸科的重症病房。26日，建球书记得知医院向我下达病危通知后，便与润槐县长商量，派县政法委秀芳书记连夜驱车赶赴广州。秀芳同志与我的好兄弟新红第二天上午便找到我的主治医生，询问我的病情和救治方案。当听到秀芳同志报告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后，建球书记立即打电话给在广州的宜章籍知名企业家、阳普医疗董事长邓冠华先生，要他给我对接由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领衔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出院后上网得知，这家医院的呼吸科连续十年排名位居全国专科第一。并拜托他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我。正是因为他与润槐县长的精心安排，冠华先生、秀芳同志在广州为我开启了一场极其艰难，但又迅速快捷、稳妥安全的转院历程。

27日下午6点，我转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医院急诊科。晚7点又转入重症病房。要知道在广医附一院是一床特别难求的。要住进医院必须排队苦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如愿，而如我这种呼吸已经十分微弱的病人，如果要靠正常排队才能入院的话，早就死过几回了。这为我赢得了最佳治疗时间，找到了最佳治疗方向。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救我，秀芳同志几下广州。我在广医附一院治疗的一些需求，很多是由我妻子跟他联系，再由他和邓冠华先生一一想办法解决。他跟我妻子说，只要涉及我救治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是这么说，也完全是这么做的。

我的老领导、在市里工作的阳锋秘书长得知我患病后，随即委托还患着感冒的、他的爱人刘志辉教授专程到广州看望我。刘教授捎来了他手书的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写道：“平心而论，人吃五谷杂粮，加之年近半百，您我还常年很累，有病有痛实属正常情况，因此不能讳疾忌医。”并要我：“尊重科学，尊重医生，谨遵医嘱、科学治疗。快快康复，等您回来！”在重症病房，刘教授逐字向我读完了阳锋秘书长的信。我当时泪如泉涌。我想，自己虽然被困病床，但获得的快乐比那活力四射的健康人还要多。我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感恩之念。同时，也一直想：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的来生来回报大家。

余敏女士是我的老同事，这几年她常住珠海。当她从耕樵同学处得知我到广州住院后，立即赶赴广州华侨医院来看我，还动员住在医院附近她的妹妹余君一起照顾我。余君真的很用心，每天绞尽脑汁、极尽耐心地为我熬一宗美味可口的诸如椰子汤送给我吃。我因大量用药、口味一直在变，喝了她做的汤羹，我的食欲又被它常常唤醒。余君还似乎很懂医，每次与我妻子在一起总是给她说：老丁的眼睛很有神，一定没事的，放一百个心，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回宜章了。每次喝着余君做的汤肴，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芳艳同学由于工作时间限制，但她坚持要去广州看我，以免少了那再也“看不到老丁”的遗憾。她到广州华侨医院时，我已入住重症病房，我们没有面见，或许在窗户上我们对视了。但我真的没有了记忆。后来我回宜章康复时，耕樵同学把她手机拍下的几张照片给我看，我顿时惊叹：芳艳同学正在高铁上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那神态非常专注。

还有，我的同学郑周明和王亮发、谭助英夫妇隔两三天就到了广州医科大附属医院探视我。可能是凑巧，他们每次去都碰上我被运到其他科室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他们便与我妻子和小妹一道，从重症病房推着我挤电梯，来回穿梭，并非常小心地将我从这个病床平移到另一个病床，检查完后又移回原病床。这移来移去，没有四、五个人齐心协力是无法完成的。我当时总是问我妻子：“他们不上班吗？”我妻子告诉我：“他们一有休息就会来看你。”而且王亮发夫妻每次都是从顺德打的过来。时过境迁，我后来想，我这一病，拖累他们的太多太多。

还有，我的一些同事、同学、朋友去探视我时的场景很多都成为我劫后余生的笑谈。高孝书同志国庆节那天见到我时，我还在昏睡，他后来告诉我，我虽然两眼紧闭，不言不语，但我总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放下。陈小玲同学去看我时，她说我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我妻子后来跟我开玩笑说：“我伺候你那么久，呼唤你那么多，你都紧闭双眼，一言不发，但漂亮的女同学来了，你就两眼放光。”

还有很多很多，我当时实在是失去了记忆，后来清醒过来，又因麻醉药注入过多，记忆也是十分模糊，实在是难以一一记起。但，这也使我欠下了太多太多的人情。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隐隐的不安。“情之厚如斯，百世不足还”。

但我的妻子后来总是跟我念叨，无论是在广州住院急救，还是回宜章康复治疗，我全心全意服务过的老领导、朝夕相处的老同事、情如手足的老同学、素未谋面的老乡、以及我接待过的上访户都纷纷致电来信安慰我、劝慰我，或到医院病房开导我、鼓励我，这些都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减少了肉体的痛苦，获得了心灵的安宁，重启了对未来的向往。

在重症病房住了近20天，可我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并且持续发着低烧，医生也感到困惑。10月15日，妻子探视我后，按惯例找我的主治医师杨纯咨询病情。杨纯医师说：她与医院院长何健行教授一起讨论了我的病情，何院长提出我的免疫抵抗力一直上不来，需要加强用药，而我又感染了一种叫鲍曼不动杆菌的细菌，耐药性很强，而国内产的此类抗菌药已经用到了极致。他建议给我用从国外进口的丙种球蛋白试试。但这种药产于德国，国内很难买得到，而且价格非常昂贵。紧接着，她又没把握地告诉我妻子，不知道这种药对我的药效有多大，只是给我们家属提个建议。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用上费尽周折买到的药物之后，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医生很有把握地给我预报了转入普通病房的大概日期，我与家人都欣喜万分。要知道，这五瓶药总共只有500毫升，而我能用上这些药，这其中的艰辛和艰难只有亲历者钟平宝先生、秀芳书记和我妻子知道。难怪钟平宝先生事后说：他真的不知道接秀芳书记这个“单”要费这么大的劲。如果他知道有这么难，很有可能会婉拒的。因为他与我从未谋面，也因为这件事整整折磨了他5天。

村上春树说：“你要记得那些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对他们我铭心刻骨，终身难忘。

六、最坚强的后盾

应当说，比重症病人承受更多压力和痛苦的一定是他的妻子或她的丈夫。对重症病人康复最重要的也是他的妻子或她的丈夫。

我从住进县中医院起，妻子小月就与我形影不离，一直陪伴在左右。在县城医院治疗时，她每天就是为我做飯，陪我打针，帮我熬药，替我治病求医参谋。晚上看着我睡着，自己却睡不着，白天给我送饭，她自己却吃不下饭。随着我的病情加重，自理能力每况愈下，我就完全依赖于她了。她把我照顾得一丝不苟，为此所吃的苦，所受的委屈，早已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极限。

到广州后，妻子一直做“两面”人。为减轻我心理和精神的痛苦，她一方面总是强颜欢笑，极度地克制自己的情绪。而在人背后的另一面，她满肚子苦水都要往肚里咽，她那种难以言表的强大内心无不令人惊叹、心痛。

每天吃完晚饭后，她经常一个人呆坐在医院八楼的重症病房门口，以此消磨孤寂难熬的时光，并随时作好医生传唤的准备。我后来转入普通病房可以站立眺望珠江时，她告诉我：“你住在重症病室，我每天早上或傍晚独自一人沿着医院所在的珠江边来回蹒跚。”满腔伤心泪，只对珠江说。“你进去重症病房那么多天都昏睡不醒，自己真想跳入滚滚珠江一死了之。”她还告诉我：“只要你能活着，哪怕你全身瘫痪、哪怕你只是一个植物人，我也高兴，我也心甘情愿地永远伺候在你身旁。”

挥之不去的是积郁在她心间焦虑不安的苦闷。她唯一在乎的，就是我能活着。她远比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的我更痛苦。我受的苦只是皮肉之苦，而她受的苦却是心痛之苦。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待，不离床”。我转到普通病床后，她便24小时贴身为我护理。在医院做陪护最难过的是夜晚。因为不能挤着我，她只能租陪床。这种简易折叠床只有一米多长，40-50公分宽。广州的医院都是寸土寸金，病房非常狭窄，她每天晚上只能把折叠床塞在我的床下绻缩。但凡我轻轻地往床边轻轻敲动，她就如弹簧一般跳起来。

病床是考验一个人的考场。有人说：人生有三大幸运，上学时遇到好老师，工作时遇到好师傅，成人时遇到好伴侣。这些我都遇到了。她磨去了自己的棱角，毫无怨言地由着我、让着我、护着我。“苗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我正是沾着妻子的福气成就了自己、活到了现在。

与妻子结婚二十八个年头，一路走来，也是磕磕碰碰，悲喜交错。妻子上对公婆，她极尽孝道；下对儿子，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也正因为有了她，我才有了事业小成、夫妻坚守、儿子可教、家庭幸福。

但凡有一个好妻子的家庭，其子女自然也会很懂事。我很幸运，此生遇上这么好的妻儿，这真是上帝派给我的天使。

这次我从患病到治疗，儿子一康承受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2017年9月11日，儿子去东莞的新单位上班，我原本与妻子一道打算送他去广东，可惜我正在医院住着，只能拖着羸弱的病体在宿舍楼下为他送行。那情那景，我反复压迫自己强忍泪水，不停地跟儿子说着一句话：“我没事，你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则要求我：“你要多听医生的，把身体的事当成最大的事。”此时此刻，我感觉儿子真的长大了，我也真的是病并幸福着。因为创新工场CEO李开复给了我答案，他说：“人生真要留下什么，那就是为世界留下心存善念的孩子。”

我转入广州华侨医院的第二天，儿子就赶到医院一起照顾我，主动跟我说着他在新单位的新鲜事，千方百计让我开心，就像他年幼时我总是挖空心思哄他大笑一样。我一直以为，儿子一直是讷于言的。没想到，儿子在我病床前竟能侃侃而谈。我于是想：是他的新单位、新环境改变了他？还是我的病给他带来的恐惧改变了他？感谢上帝对我的厚爱，今生今世我已经得到很多，而且现在还让我得到更多，让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完全可以接班了，充当家里的“顶梁柱”了。

儿子第二次请长假来广州陪护我时，我非常地自责。儿子刚到新单位上班，还没站稳脚就请长假，领导肯定对他有看法，这都是因为我的病拖累了他。这次来，我发现他一直心事重重，我猜他是听了医生关于我病情危重的讲述，怕我很可能走不出这次噩运。而到此時，他还没有肩负过任何一件稍微大点的事情，没有体验过“对别人负责”是一种怎样的忧愁和害怕，全家的重担都将落在他稚嫩的肩膀上。加之他没房没婚，只身一人在离家千里的陌生地方谋生，这对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没经历过挫折的他，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听我妻子说，我住进重症病房昏迷不醒的那些日子，每次第一个到病房探视我的是儿子。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标准的植物人，他看我时总是握着我的手，对着我呼我喊我，只想面前这个闭眼闭嘴、又聋又哑的父亲能被他唤醒。未果后，他又走出病房，按着医生的交代，到医院附近的药房帮我买那些白蛋白之类的药物。我妻子每次要给他钱时，他就说：“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你们的钱，我的钱，为救我爸爸的命，我留钱还有什么用！”

他清醒地知道，他是我唯一的牵挂。所以，他回到东莞上班后，每天把他的工作日志、所思所悟编发成信息发给我妻子。他离开我的第七天，应该是10月21日，他是这么写的：

“一晃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短短的七天却喜事多多：一是，听医生说，您的病情越来越稳定，康复的速度很快。拔管之后就能恢复说话，过不了几天就将转到普通病房，那时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电视、看手机，二十四小时身边就有亲人陪伴，您不再孤寂孤单。二是，我收到了在这里的第一笔工资，工作虽才开始，但在另一方天地已经慢慢适应了。三是，我妈妈的心情、家里人的感受都好了很多。特别是他们听说您马上要转到普通病房，大家都非常开心。您要静静地养身体，工作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祝您快快好起来！”

妻子每次探视我时，首先都要把发在她手机上儿子写的日志给我看，我感觉这是我一天中最欣慰的时刻。她每次念完，我都要妻子代我回复我的读后感：“儿子，你的文笔不错，坚持，你又多了一把立身处世的刷子。”等等，都是溢美之词，我都不忘鼓励他、褒扬他。

儿子是自己的延续。我后来出院后，一些朋友对我说：“你病后，最累的是你的妻子，最焦急的是你的儿子。”确实如此，我妻子牵肠挂肚的是我的病情的走向。而我儿子一方面思虑着病床上的我何时能健康回家，另一方面，他又怕我的妻子因照护我身体累趴，精神崩溃。他承受的可是双重压力。

父子连心。我转入普通病房后，儿子有次从东莞来看我，戴着口罩，他到病房后总离我远远的。我就说：“儿子，你过来些，我们聊聊天。”他手抚口罩，向我挥挥手，说：“对不起，我感冒了。”我顿时不解，生气地对妻子说：“儿子怎么这么嫌弃我，是怕我传染他吗？”妻子站在一旁安慰我道：“你是误解他了，儿子是怕他传染你，怕你一旦感冒，又将祸起萧墙。”但我儿子不知道，我把自己这一生最看重的成功、成就都押在了他身上，有意或无意中，始终把儿子对我的态度和感情看作是我生活中第一位的东西。

事后我才明白，医生经常叮嘱她们母子俩，为治我的病，抗生素已用到了极致，如果感冒，将无药可治。我病后，儿子总是上网查找我的病因用药，似乎他也成了我的主管医生。他从这么远来看来，但又不愿靠近我，内心肯定是极度焦灼矛盾的。唉，有病的我，什么事情都喜欢往坏处想，对什么事情我都心存猜疑，因为我最怕失去所有。

我有一知己，足以慰风尘。歌德《神曲》有一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向上。我这次遭遇疾病“大风暴”，一直孜孜不倦给我添柴加火、给我以温暖，一直关心、帮助、激励、牵引着我走出困境的，除了我的家人，就数我的同学黄耕樵了。

我住进县中医院、县人民医院时，她正在贵州旅游。为了不给她愉快的心情染上一抹不愉快的阴影，我一直没有告诉她我的实况。那段时间，不断有人找我办事，我一概答曰：在休假。这话传到她那里，她百思不解，便从遥远的黔东南发信息给我：“你没什么事吧？你怎么会有时间休假？”心有灵犀总相通。她又说：“我总觉得怪怪的，是不是你病了。”我有史以來第一次向她撒谎：“没什么事，想休息一下，过几天就回。”

她回到宜章，就听说我入住医院已十来天了，便急匆匆与老牛一起赶来看我，说：“你休假就不正常，没想到，一病就如此严重，一定要自爱，岁月不饶人啊。”

她更没想到的是，我的病情会迅即恶化，从县城转郴州，又去广州。我转入广州医科大附一后，她三番五次向我妻子索要账号，要求向我注入一笔救治资金。到处为我收集与我疾病有关的医学信息，并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给我妻子提出这种那种建议。同时，她每天早上都要通过手机向我妻子询问我的病情。之后，她一方面，同样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及时向我的亲朋好友通报。另一方面，又耐心细致地开导我妻子不要急、不要躁，交待她应当这样做、那样做。在自己即将訇然倒下的时候，遇到她这么对我真心相待的人，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随着日子的推移，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除了我的妻子不折不扣地精心照料外，耕樵有着莫大的功劳。正因为有她们，我挺过了去年的中秋，享受了今年的春节，我们夫妻又与她及几个同学好友一起度过了我今年的生日。难怪人家说我一辈子总是遇贵人。什么是贵人？一个支持你的人，是贵人；一个和你共进退的人，是贵人；一个在你需要时陪在身边的人，是贵人。他们，她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七、活着就是孝道

我的母亲于2018年9月去世时，离我从广州出院回家只有330天。在这些日子里，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而她的各个器官日趋衰竭，最终油尽灯枯，离我们而去。

在她老人家的葬礼上，前来吊唁的耕樵同学对我说：“你不要过度悲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对你来说，好好活着就是很尽孝了。”她一语中的，我听后两眼婆娑。是啊，去年我没有出现“訇然倒塌”的悲剧，在她老人家仙逝的时刻，子女媳婿个个健在，着实是她最大的心愿，免了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莫大悲哀。这更是她积德积善八十三年最大的福报。

在与这场疾病搏斗的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反复告诫自己，无论如何，我要活下来，我要为生我养我的母亲履行生养死葬的为人子的责任，而不能让她老而无依。尼采说：“了解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意外中，我这次坚强地活过来了。

2017年，我的母亲八十二岁，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落下个老年痴呆症。自我父亲去世后，她一直随着我弟弟同住，这些年又搬进了我所住的大院。每天早上八点钟前，在我上班的路旁她都要坐在自带的小木凳上，手里提着装有包子、馒头或饺子之类的食品袋守候着我。第一句话总是重复着那句：“崽，你吃了没有？我给你准备了早餐。”

而每每到了晚上，她都要到我住的楼下踟蹰蹒跚，看着我家的灯是不是亮了，由此判断我与妻子在家没有。一旦她发现我家黑灯瞎火，她就要我弟弟打电话问我们的去向。不得到我弟弟的详实答复，她是不会上床入寝的。

我从去年9月份住进医院后，她每天的期盼都未能如愿，虽望穿秋水，但怎么也看不到我白天上班的身影。晚上我家的灯也总是亮不起来。不仅我没跟她说上几句就“隐身”了，连我的妻子也久久不见踪影。这突然的变故使她非常的迷惘和不解。大院里一些老太太、老阿姨喜欢围坐在一起聊天，家里家外的事都会放在一起晒。因为年纪大了，说话一般都不会思量，毫无忌讳，有的关心地问她：“听说你儿子得重病住院了，怎么样？”有的还问她：“听说你儿子病得好苦，没事吧？”“外面传你儿子快不行了，是吗？”等等。灌满她耳朵的都是我病了、我得大病了、我快不行了。

她踉踉跄跄回到家便以祈求的口气问我的弟妹：“你二哥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哪里住院？”我弟妹以及我妻子便“合谋”跟她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儿子一康到东莞上班，我与妻子一起到他那休假，要在他那住上一段时间，帮他去看房子、买房子。并告诉她那些老太太说的都是胡编乱造的谣言。由于她不识字、不会用手机，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也只能相信我兄妹对她的“欺骗”。我妻子为安抚她老人家，坚持每天与她通一、两次电话，让她相信我们正在广东游玩，请她放心。但我老母亲总是质问她：“怎么我崽总不在电话里跟我说上一两句话。”我妻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她。因为从我住进重症病房，手机就一直不属于我了。

我住进医院那段时间，我的兄妹们每天都在对她撒谎，但那种谎言，其实都是兄妹们对母亲最真挚的爱。

为消除我母亲对我的悠长顾虑，10月24日下午，我刚从重症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便迫不急待地要妻子把手机给我，这也是我将近一个月没用过手机了。我拔通了弟弟的号码，要母亲接电话。我说：“妈，您还好吧？我现在很好。”她很惊讶地地问：“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广东，我过几天就回家了。”她又问我这段时间到哪去了，我都按我妻子精心设计的谎言一一向她作答。说着、说着，我声音哽咽了，眼泪禁不住往下流。要知道，我近两个月没见过她老人家了，没听过她唠叨了，我好想好想听她那慢条斯理的叮瞩了。而对她来说，她的儿子还健在，她又可以轻轻松松、开心快乐地与那些老太太、老阿姨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了。

谁都说最爱的是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对父母最大的爱、最大的孝，莫过于自己有个好身体，这可以免了他们对儿女的牵挂和焦虑，使他们的晚年真正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天伦之乐。这真是我这次大病以后收获的最大心得。

在我治疗和康复的那段属于自己的岁月里，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在有限的时光里孰轻孰重，痛感自己过去偶尔回家看看她老人家都是靠妻子的提示、催促，即使回去也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或静坐无语，或电话不断，心里想着工作的多，惦着母亲身体和心思的少。我在她那里，只是一个膝下有儿的虚名；她在我这里，只是一个礼仪式尊重的长者。自我成家立业后，我一直没有用实际行动好好孝顺她、报答她。

今年的五月，母亲开始不间断地打针吃药，神智也不时错乱。我与弟弟于是合计，两家一起与母亲同吃在一起。从这时起，我几乎谢绝了因公因私的所有应酬，坚持回家陪她吃饭，听她语无伦次的唠叨。老天待我实在不薄，在她生命最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我都是与她在一起度过的，这让我好好补了孝顺她老人家“这一课”。

现在，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我一直不得而解：是我的病，让我的母亲郁郁寡欢、忧郁成疾，使她不治而终呢？还是我一直念着我的母亲促使我坚强的活下来？但我想，更多的是我的父母积德行善太多，为我积攒了在世上多留下的时日。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现在我的双亲大人都已经升入天堂。往后的路途，我只能重新开启，只能自己摸索。

八、迟来的醒悟

我在重症病房苏醒过来后，总是两眼紧盯着那些走来走去、一言不发的清洁工，对他们由衷的羡慕。尽管他们工作没日没夜、没人搭理，但他们四肢灵活、行动自如，特别是下班后可以沉浸在儿女绕膝的天伦快乐中，可以看到太阳东起西落、明月或圆或缺，可以欣赏大自然美仑美唤的景象。而自己手脚不能动弹，只能落落寡欢地躺在病床上，每天靠输着各种各样的营养液苟活着。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全家人的累赘。

我转入普通病房后，我又嫉妒那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病友。他们真幸福，可以由亲友推着在病房的走廊上转来转去，生活可以自理，而我的吃喝拉撒睡都只能靠妻子服侍，俨然是一个十足的废人。

也就是在我久久不能下床的时候，我开始回味先辈常常告诫的那句老话：有些东西，你总要到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真的是世事无常呀！我入住医院的前一个月还在羽毛球馆健步如飞，与几个固定的球友打着羽毛球比赛；前半个月我在医院照X光检查，当时医生给我诊断为支气管炎，我不以为然，与朋友聚会时，仍然保持喝酒“来者不拒”的大侠风度；在住院的前一天，我还保持着近三十年的习惯：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迟。

病来如山倒，说倒倾刻倒。9月6日，我上气难接下气，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独自一人到县中医院去检查，曹元军院长建议我赶快照胸部CT，而那时那刻我连二楼都爬不上去了。结果一出，我就直接住进了医院。从此，我就以医院为家，在那里不出门、不“放风”，被“关闭”65天，不下床、不吃饭38天。直立行走、吃喝拉撒是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征，而在我近乎丧失殆尽。

10月26日下午，插入我身上的、那根卡着我喉咙的最后一根管子——胃管，终于被医生拔掉了。我像吐出一根粗大的鱼刺般浑身轻松。医生离开时扔下一句极其简洁但我却盼望了很久的话：“你可以下地了。”我随即要妻子搀扶我下床。我站在地上，两腿如同面条似发软，身体摇摇晃晃，脚下踉踉跄跄。

宁欢是我同事的女儿，她在这家医院做护理医生，这位姑娘非常聪明伶俐。她知道我可以下床行走后，第二天买了一副铝合金制成的扶手架送给我，这对我来说就如雪中送炭，没有比这更适合我的礼物了。我扶着它，开始在病床旁慢慢地恢复走步，三分钟、五分钟，慢慢增加到十几分钟。虽两条腿虚飘飘的，但我总想尽量延长些时间。由于我还必须借助鼻导管吸氧帮助，管子也只二米来长，我只能抓着扶手、靠着床沿左右三、五步、前后三、五步，像一个快满周岁、蹒跚学步的婴儿。

记得有一天，我被转入到靠珠江边的病房。那天早上，阳光透过窗户斜射在病房上，我异常兴奋，迫不急待地要妻子扶我起身，让我抓着扶手慢慢地挪动到窗子边。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江面客轮穿梭，街道车水马龙，这久违了的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呀！我当时心绪翻腾，心情似欣慰、似追悔；似惆怅、似向往。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入住医院不足两个月，世事沧桑，人事全非啊！但我又重新站起来了，对于我，在这出忽喜忽悲的人生戏剧中也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

在转入普通病房的第五天，我的主管医生就通知我办出院手续，回去进行康复治疗。第七天，也就是2017年10月31日，我坐着轮椅亦喜亦忧地离开了医院、离开了广州，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生我养我的宜章。

因我还得继续输氧、继续观察，回来后住进了县人民医院的“康复病房”。在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由行走，走久、走远，享受迈开双腿的滋味，竭力在家人和朋友面前表现自己。为此，我在床头备了一个笔记本，把每次在医院走廊上脱氧行走的时间、步数一笔不落地记上，每天晚上汇总，我把它当成一天的成绩单，自己不时为自己点赞。

记得回县城后的第七天，我请求妻子让我到野外去试试脚，看看外面的风景，吸吸新鲜的空气。她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的同学李志毅驾车，我在医院工作的侄女荷梅为我提着两个氧气包。那天我们选择的是城郊山清水秀的杨柳山庄，虽然秋高气爽，又有大驾护航，但我只走了十来分钟、不足千来步就双脚发软走不动了。

由于自己在医院住久了，病态缠身，自卑与自尊相互交织，我不想见到人，也不想别人见到我，便要妻子每天下午陪著我到城郊野外练习走路，小隐隐于野，真正让自己在忙碌了大半生之后去享受散淡庸常之乐，去看日落夕下、云聚云散。在那里，所有的焦虑沉淀了，所有的伪装剥离了，所有的欲望远去了，所有的执着放下了。

在那里，我可以旁若无人地呼吸、贪婪拼命地呼吸、自由自在地呼吸。这既是一种身体的享受，同时我又开始了心灵的静候。

在那里，我冥想忏悔、冷静思考，是什么把我的免疫力这一防病堤坝冲得几乎荡然无存，硬生生地把我推往生命的终点站？

长期以来，我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处于废寝忘食、沤心沥血、追求极致的亢奋状态。我的日志里只有上班、加班这一单调、重复的内容，几乎每天都过着“铁人”般的生活，我就如同一辆从不熄火、从不维修的汽车，直到把自己各个零部件磨垮磨尽为止。

是啊，我太累了，我体内的各种器官也由此受着种种虐待、压榨，突然宣布“罢工”，我的生命之舟就这样抛锚了。

这次我大病一场，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除了加班，我生命中另一個标签就是喝酒。心情欢畅时，我借酒助我乐；郁闷烦恼时，我靠酒消我愁。我参加工作以来，总是沉浸在陶渊明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的虚幻而又期盼的快感中，津津有味，不舍不弃。

就在这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时，我真切感受到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欢畅与无奈。但，“酒徒往往成衰翁”，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的父亲在他临终前给我只叮嘱了两件事：其一，不要拿人家的钱，害自己害家人；其二，千万要少喝酒，坏身体坏形象。之后，我的母亲几乎每次见我都要用我父亲的遗训敲我劝我，要我限酒戒酒。但我总是以我唯一爱好为由痴迷如醉。我有时还笑侃她老人家：“您不能怪我贪酒，要怪的话，只能怪您自己，是您生的儿子肚里能装那么多的酒！”不听父母言，吃亏在眼前。我这次突然倒下实属是一个不听话、不孝顺的儿子必须付出的代价。

病来方知身是苦。我的同事弟阳同志有次到医院去看我，他说：“无论如何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若是病了，不管是你的领导，还是你的朋友，来看望、慰问你一两次就不错了，难受的还是你自己、你家人。”生病的经验让自己清晰的有了比较：走不动了，才知道活动自如的身体多么舒畅！困守病房，才知道你来我往的日子多么自由！

九、康复的三把钥匙

一场大病，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让我认识到科学生活的重要性。我在康复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就是要运动（养生）、淡定（养心）、积德（养神），这便是我康复的三把钥匙。

我在康复之路的每一天都是从散步开始的。早上，只要我定时了的闹钟一响，便和衣起床，在晨光乍明时振作精神去听鸟叫，去呼吸新鲜空气。碰到雨天，我便在家里伸展手脚，从卧室走到阳台，来回33步，每次走上一、两百个来回。可以说，这是我从娘始出生五十来年做得最认真、最执着、最坚持的一件事。

是的，我以前总是以百年寿龟静养为榜样，对运动嗤之以鼻，而且还总是嘲笑我的妻子、我的朋友那么起早贪黑的跑来跑去。但是适者生存，他们走出了健康，而我这么长期的“静养”差点出局。

痛定思痛，“生命在于运动”终于成了我的座佑铭。只要不加班，我都会强迫自己沿河道山涧、街道小巷走上一两个小时。我把散步当成自己康复最好的办法。每次散步时，总是神清气爽、呼吸顺畅直达肺部深处。已经失去的体能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病入膏肓的倦怠也渐渐消逝。而在那来来往往的走动中，我的心是“空”的、“净”的、平实的，真正领会到了“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爱。感觉自己日子很充实，内心很强大，脚踏实地，无所不能。

“虚静”，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和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过去的我，离“清虚静定”这四个字相差甚远。我的个性、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目标追求都与此大相径庭。所以，我要获得重生，除了健全体魄、不停地运动外，还要从这四个字一个一个做起、一个一个改起。

我想，我的第一步就是先学会“静”，让浮躁的心先静下来。我不再纠缠于那些不咸不淡应酬的喧闹，尽可能谢绝到酒店宾馆陪客消遣，不再与那些与自己工作生活无关的人磨蹭，不再汇入街上的车水马龙。母亲老人在世时，坚持陪她吃饭，尽表孝心；母亲仙逝后，坚持与妻子同餐，图个清淡简单。实在没法推脱的宴会，我也是踡缩一角，笑看人家杯觥交错，自己坚持不端杯，尽量不说话。我想起了前几年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日子能倒流重过，那可以成全芸芸众生多么美好的愿望，使多少人少走弯路，减少损失。就此类推，如果我以前坚持不喝酒、少喝酒，少去凑热闹，身体怎么会崩溃到如此不可救药呢？这次大病让我思考什么才是科学的生活？自己濒临死亡更刺激我思考如何才能健康的生活？

我更多的看淡了得失。记得我在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则感悟：“在属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里，自己又总以流水不争先的平明流反求诸己，胸怀平常之心，静观人生百态，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我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我根本没有这么做。过去的每天我都逼迫自己努力再努力，每件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热衷于用拼命的工作去追求浮名，也不乏用自我折磨的方式去探视名利场。这次大病，我更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太多太多，再不放下些，自己就扛不住了，就真的要倒下了，于是，我不再奢求功名利禄，远离灯红酒绿，放下七情六欲，走进属于自己的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人，满足自己对自己的肯定。

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有一句台词：“把手握紧，里面什么都没有；把手松开，你就拥有了一切！”这次大病后，我真正学会了听从身体的呼唤，放慢脚步，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不再强求什么，尽力而为，一切随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发生什么，不焦躁、不抱怨，微笑面对，一笑了之。

这一年，我坚持每天做到三个五（午）：走一万五千步、无论如何要睡个午觉、不加班的晚上写上500字的小小心得。这其中我重拾了年少时的兴趣，疯狂地读了一些书，结识了活着或已逝去的诸多病友。通过《此生未完成》，熟识了乳腺癌患者于娟；通过《病隙碎笔》，结识了身残志坚的史铁生，等等。只要病人自己写自己的东西我都会找来读，在同病相怜中，找到自己尽快康复的有效路径。我还读了余华的小说《活着》，书中写道：“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我还读了彭学明的长篇纪实散文《娘》，久久沉缅于这部对母亲最伟大的祭文；我还读了季羡林大师的散文集、朱光潜大师的《谈美书简》……

这一年，我除了买药，就是买书。我的爱好，除了散步，就是读书。耕樵同学有次发条微信给我：“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让你在未来，能独自混过那些漫长幽暗的岁月。”这段话不知是她写的还是她转赠给我的，对于病后嗜书如痴的我，真是说到心坎上了。精神的拥有，是凌驾世俗的美丽。慢慢地，在书香世界里，我找到了独处的方式，摒弃了病前的浮躁，我由此减少了很多的心负之累和物质之累，身心无比舒畅。

善恶报应，如影相形。人常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这次死神没把我收进鬼门关内，我以为她是基于两个因素考虑的，一则，我的父母积德太多，帮我捐了“寿禄钱“；另则，我立身处事以善为先，做人，总是成人之美，不乘人之危；做事，有事不误事，无事不生事。善行是朵朵美丽的花卉，总会结出善报这颗颗幸福的果实。我这次是享受了积德和行善的福报的，我必须发扬光大，生命不息，慈善不止。

2018年是我们这里的脱贫攻坚年。我想，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既是自己的工作本职所在，又是积德行善的应有要义。按照组织的分工，我负责联系杨梅山镇的脱贫工作。这个镇是全县贫困村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镇。为此，这一年我走遍了杨梅山镇的山山村村。特别是9月份后，我除了10月11日去广州做身体复查外，没有休息过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处理完公文公务后，便一头扎进杨梅山镇的村村寨寨，与村干部议修路通电改水的大事，看贫困户家的房子、锅子和被子等要事。走的是條条山路、泥泞路、崎岖路，面对的是一个个企盼幸福的眼神。我真心实意地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总是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为村里、为农户解决些实事、难事。田舍村五组的贫困户杨名秀股骨头坏死，妻子又患尿毒症，危房改造重建，国家补助资金不足，我便与大汉集团宜章项目部敖总联系，请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确实是个大好人，很快在他的团队员工里募捐2万元交给我，圆了杨名秀老人的新房梦。土桥村一组的杨吉前妻子患淋巴癌，家里建房地基实在难找，我一个星期去了他家三次，为病人治疗筹款，为邻里纠纷协调，件件都凑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自己每天的早出晚归中，在贫困户的满意笑脸中，我收获了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实现了人生最大的价值：爱人。套用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扶贫攻坚。

在这场艰难而伟大的扶贫事业中，我“手捧一颗心去，没带一根草来”，我忘记了自己还在康复的病体，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无怨无悔聚焦在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收获实在是满满的。于贫困户而言，我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而对于我自己，尽管比以前更忙更累，身体倒是愈来愈好，因为我“诗意地栖居大地”，灵魂是健康的，心思是纯净的，这便是行善积德、立竿见影的福报！

尼采说：只有知道书的结尾，才知道书的开头。在经历一场“向死而生”的惊心动魄之后，又熬过漫长而又艰辛的康复历程，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会带上命运赐予我的奖赏，带上过往给我的警示，带上至亲好友给我的祝福，重启我的第二段人生。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