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多共通性，二者都在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关系，都将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前者更依据后者总结并重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文学伦理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它在与历史唯物主义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批评逻辑和批评方法。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介入，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突出了对生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注，并在原有的伦理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为文学批评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提供了新的标准。

关键词：文学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伦理学;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2-0098-0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宁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与技术路径研究”（L18BZX006）;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问题研究”（JQW201915404）。

作者简介：薄海（1982-），男，辽宁锦州人，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赵静静（1979-），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HT10.5，11.XH]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时所使用的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马克思将历史问题和信仰问题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历史事实和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共通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主体性，是历史事件与价值批判的综合，从这一层面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结合可以创新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拓展并深化现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叙事方式。

一、文学批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织关系

（一）社会底层是二者叙事的共同焦点

历史唯物主義能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融合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二者都在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及其为社会带来的变革力量，都在用“从下至上”的叙述方式来颠覆传统的“从上至下”的叙述方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出现总是关照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是大众的而非少数群体的，是对人类实现自由、追求幸福的诉求，而非对人类尔虞我诈的写照。我国当代文学也具备这样的理论诉求和价值标准，对自由、公正、幸福的追求也是当代文学的精神主旨和终极关怀。从1980年以来，先锋文学成为当代中国底层文学叙事的重要代表，相关作家如罗伟章、王十月、陈应松等人无一例外在现实生活中都处于社会发展的底层，饱受辛苦生活的磨练。“我经历了那样的童年，看到了那样的人生……生活逼使我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1]从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家并非刻意地虚构出社会底层的生活困境，而是采用了一种记录和写实的手法呈现出日常生活的沉重。马克思在他的文本叙述中也关注了生活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底层阶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关注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非宗教文献中所描述的抽象的、形式化的、孤立的人。在考察资本主义生态中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时，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的流动方向总是聚集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工人们与资本家相比不仅没有经济利益可言，就连基本的生活尊严也被资本家们剥削殆尽。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讨论了社会生产为社会各个阶层带来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对底层生活的关照是因为它本身不仅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逻辑，还具有一定的价值评价的标准，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一层面上，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拥有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批判的焦点，它们都关注了处于政治权力弱势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不论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创作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都需要学者们用一种政治批判的眼光来对待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总是从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作者的体验而展示出来的观念、感情及其价值取向。”[2]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瓶颈与批评理论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理论遭遇了艰难的转折性发展，在90年代时，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失语”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现代性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标尺，而失去了站在中国发展的现实来考虑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的逻辑。社会底层的政治边缘化和经济发展的低迷被西方娱乐性的文学意识形态所遮蔽，导致了大量的中国文学评论家们放弃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而转向了对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描述、解释上。文学批评的创作离开了对底层文学的关注就忽略了历史发展的价值尺度，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不是完全因为受到商业消费和传媒市场的炒作而迷失了方向，从本质上而言，文学批评的失语是因为文学批评家们过多地将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运用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上，底层文学因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而遭到了文学批评核心价值理念的排斥。当文学批评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联结时，底层文学与底层生活将重新成为批评者们的研究视角，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塑造了一种“由下至上”看待现实问题的分析模式。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它的基本立场就是尊重人民的利益，让社会的生产围绕人类的需求而发展，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考察方法可以抵御当今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所带来的话语侵略，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话语和新的叙述方式只能产生在中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而底层生活和底层文学则是中国当代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起到了一种引领性的作用，对底层社会的关注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契合点，对财富、权力、自由、正义等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促使了文学批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产生了相一致的政治目标。充分正视中国当今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底层社会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中国文学的批评者们提供的最直接的方法论。

（二）公共性成为二者共同的价值旨趣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另外一个契合点存在于它们对“公共性”的考察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强调人类在解释世界时要将社会放置在一个运动的环境中来考察，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多数人的群体性发展的有机融合，“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更加具体地说是人与自身以外的所有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公共性就来自于人与其自身以外的存在物所拟定的契约，当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互相制约而形成了平衡发展的局面后，人类的公共空间才真正形成。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批判的对象，揭露了资本主义虚假的公共特性，他认为人类的公共性是人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公共性体现出群体性的生产方式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而与之相对应的个体性或私人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为财产私有提供了最直接的价值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调和人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二者不再是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而总是处在一种可以互相转化又交织发展的生态中。“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4]“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交互发展即是人们时常描述的由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转向。中国的当代文学理论也在一直面对处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当文学作品的阐释在这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发展态势后，文学阐释的公共性逐渐产生。在公共性这一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理论都将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是人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总结，而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则是描述和呈现人类公共性空间的秩序和价值标准。文学的阐释并非一种纯粹的私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实践，文学阐释的主体通过批评实践将作品带入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中，作品的形成过程与作品的被阅读的过程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作品的形成和传播都是一种大众的行为，即便作品是由一个作者独立完成的，它的内容也是反映了人的最基础的生产关系。而受众的阅读过程是一种封闭式的消化过程和自我享受的过程，文学作品的阐释者需要将自己的评价标准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评价标准结合在一起然后将自己的阐释结论展现给公众。所以说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主体性的文学实践，批评者所要研究的就是作品所涉及的所有人、事、物以及这些文学意象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一层面上的融合是因为二者都在试图解决公共性的问题。当文学被批评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时，文学作品总是被带入到公共的领域进行公开的讨论，自由、平等、正义成为了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公共问题。“文学公共领域必须有文学公众的广泛参与并就文学以及其他重大的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其次，文学公共领域发生和存在的前提是文学活动的自主性，即文学领域与权力领域的相对分离。”[5]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公共性与私人的意识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文学作品在形成过程中来自于作者的私人经历，并受到个人叙述偏好的影响，但是叙述者时刻都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作品在完成之后是要在读者中间进行流动的，文学作品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就是对“私人领域”和“私人空间”的拓展。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更倾向于社会群体的民主性问题，这种民主性将历史唯物主义从关注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关注社会化的人类群体的状态下，为了彻底解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剥削，马克思将社会群体的公共性规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在关注公共领域中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反映了公共领域中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为人的存在塑造一种公共性的空间，当批评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后，这种关系将受到社会公共秩序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影响，并呈现出人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生产活动。从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叙述方式，即文体来看，它的发展史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公共性文学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时期至唐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史学等著作之中，被后人称为纪传体文学批评。第二阶段是从唐代到清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等。第三阶段是从清末到现在，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向论著体即文学批评论文和专著的过渡。”[6]前两个阶段都是带有浓厚的自娱自乐性质和自我欣赏性质的文学解读，这并非古人在文学批评方法上的矫揉造作，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像蒋凡和郁沅在《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所总结的，古代文人所面对的社会科学环境仍然比较混沌，文史哲等详尽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仍然融合在一起，所以古代学者所论述的文学批评带有自己的情绪，是在情绪盎然的引导下才产生的抒发自己情感的文学评论。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从传统的封闭形式的一家之言转变到包容并蓄的发展状态，文学批评家们已经成为了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所要关注的问题在学术上更具有普世价值的意味，通过当今主流的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文学批评的成果最终以一种能够让更多人接受的话语形态呈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共同价值旨趣。

（三）身体、性别和空间成为二者关注的基本要素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文学作品的阐释者一直在塑造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和信仰，各种文学意象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文学阐释的直接对象，“因此，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应该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点上，即在处理‘文学内外关系上，坚持‘文学之外的关系为主来统摄‘文学之内的关系，重建‘隐含作者‘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以及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的投射等。”[6]文学阐释、文学批评都是人的公共文化建设的具体手段，当代中国文学公共性的挖掘和塑造都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日常生活既是文学阐释的重要对象又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历史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文学批评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到了最原始的文学意象，具有代表性的如“身体”“性别”“空间”等。“身体”和“性别”带有鲜明的私人性，而“空间”则是私人性文本阐释向公共性文本阐释的过渡，它既包含了私人性领域的文学意义又关涉公共性的文学意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身体哲学也逐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将“身体”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并不是类似于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主义研究，人的真实的存在形态成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最原始的力量。与“身体”相类似，“性别”和“空间”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原初力量，“首先而且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移动时，是感知空间的媒介。人体成了衡量空间的天然标准，比如对道路的感知是从我们在路上行走得到的，对大山的感知是从爬山中得到的，对桥梁的感知是从过桥中得到的……我们对空间的感知是从（身体） 接触不同的物体和其位置得到的……人体成了衡量空间的天然标准。”[7]可以看出“身体”“性别”和“空间”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最基本元素，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问题和文学阐释的公共性问题都來源于这三个基本要素，人对自我“身体”“性别”和“空间”的认识构建了自我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构建了与之相关的公共秩序和伦理道德。

当今文学批评的逻辑和方法都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身体”“性别”和“空间”成为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在文学领域此三者成为了政治话语的代名词，比如张贤亮1980年的小说《灵与肉》和1985年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身体”和“性别”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具有了政治权力的属性，它们脱离了原有的肉身概念而成为了一种文化元素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演变在都市的生态圈下呈现得格外频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市已经被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所征服，都市生活的美好愿景已经伴随着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的破坏而日渐衰微，都市在当代最大意义就是为人们认识“身体”和“性别”提供充分的“空间”。“空间是一种权力意志的境界，它的觉醒和扩张没有太多的审美感，相反却与战争屠杀、灾难、痛苦如影随形。”[8]相比较来看，文学批评对这三者的运用所获得结论总是趋向批判性的，这种文学现实主义的批评方式把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进行了整合，并在文本中构建了一种美学意识形态，这种形态与“身体”和“性别”等文学意象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场域中，人对自由意识的理解发生了认识论上的偏移，传统哲学中所强调的“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身体”“性别”和“空间”上来，这为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不论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它们在当代思潮的发展中都表现出对政治权力的热情。传统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塑造一种形式化的差异，文本的阐释者们通过对语言文字的重新改写构成了新的意识空间，文本在这种意识空间中获得新的解读。当今文学批评的发展不再追求传统文学阐释过程中的差异性分析，而是将文本放置在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中来考察，社会关系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而不断变迁，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形成了政治关系上的不平衡，文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都从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入手，构建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评价体系。“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以‘文化政治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则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被用来理解阶级关系、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年龄关系;用来阐释身体及对人和地点的表征;用来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9]文学批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构建正是在此基础上融合在一起，文学批评呈现政治权力的积聚过程，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在分析作品中概括出文学意识形态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批评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

从近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传统形式的道德批评、乡土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网络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批评方法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中要属2004年正式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最具原创性。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看与马克思的文献批评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伦理学之间仍存在某种隔阂，以至于该文学批评方法始终缺乏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削弱了自身对文学事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文学伦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缺少自己的理论，面对这一问题，季羡林曾经说过：“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10]在20世纪的西学东渐后，21世纪中国的批评家们不断吸收理解外来思想，并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对其进行了批判，中国文论也在此基础上有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并且仍在不断形成气候，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成为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该批评理论特别是相关批评话语的运用下，呈现出文学作品中的人与事件所牵涉的伦理道德关系，这种方法鲜明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观点。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献时，一直保持了两种逻辑，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确保了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文献时的整体方向。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马克思将历史事实作为批判的尺度，考察了资产阶级发展的总体过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呈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还坚持了另外一个理论逻辑，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坚定地捍卫了工人阶级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并将工人阶级的道德作为自己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虚假政治制度增加了政治情感。文学伦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具备这样的双重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 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 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11]当文学伦理学突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属性后，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相比就具有了明显的先进性，它强调文学事件发展的过程性，传统的文学批评热衷于对文学事件做一个善与恶的价值判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只用善与恶来总结作品已经很难呈现出一个饱满的文学形象。文学伦理学所强调的道德批判是具有时代性的，而非局限于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评价标准，这种发展、变化的道德准则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自由创作的空间，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来分析相同的文学形象将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伦理学的进一步融合

文学伦理学同所有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都是一种文学审美实践，它也与当代所有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一样面临着过于恪守文本的难题，在文学审美过程中，文本中心论成为文学伦理学理论发展的障碍，导致批评家们将更多的精力聚焦在文学形象和文学修辞上，而把文本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当作了文学审美的附属品来对待。这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审美方法展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熟练运用，但是单一地分析文学语言、文学修辞和文学结构使得文学审美缺乏了历史性和整體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使用“美学”一词，但是他在分析历史事件和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变化时，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充分体现了他对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学者审美理论的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对美学的贡献就在于它将人们心目中的“唯心主义美学”转变成为“唯物主义美学”，通过这种转换，文学批评者们将在文学作品的形象中提炼出关键人物的情感变化，并且在此基础上透过人物情感把握现实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文学伦理学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将自己对伦理道德的认知投射在文字上，又通过文学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结果，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伦理学的融合就是要在人们认识到伦理道德的同时不被文学形象中的伦理道德形式所羁绊，并且能够从中发现超越人的伦理道德的社会关系。更加具体地说，当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伦理学结合之后，批评者向阅读者呈现的不仅是文学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的审美特点，而且是将这种文学审美进一步深化，将文学形象与人的现实生活相连接，反映出伦理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当代中国的文学伦理学始终将伦理教育当作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文学出现之初，文学就具有伦理的性质和教诲功能，文学原本就带有这种目的，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文学既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众所周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现实目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道德启蒙和教诲。”[12]可以看出，当代文学批评家希望通过美育的方式来重新塑造读者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观念，但是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始终处于一种解释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的发展阶段，深层次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形成原因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当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逻辑与文学伦理学相融合之后，文学批评者们将从传统的“个人为本”的批评逻辑转换成以“社会为本”的批评逻辑，这样一来，文学伦理学的批评将突出两个重点，一个是对人类生命政治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前者而言，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不仅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那样从经济基础问题入手分析文学作品中相关人物的阶级、阶层关系，而且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分析人际间和群体间的权力关系。文学批评者需要敏锐地把握文学作品中那些确定的形式和结构，这些具有稳定性的文学意象就是该作品中复杂权力关系的产生根源，当批评者将作品中确定性的文学形式、文学结构和文学意象的发展演变梳理清晰后，人物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将会被呈现得更加细腻。文学伦理学突出生命政治批判的特色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批评观的要求，从分析结果来看，生命政治与伦理道德的联结有效地解释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包括贫富差异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可以透过文学现象来批判现实社会的非正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推动文学伦理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有效地克服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泛化”现象，并非所有的文学问题都可以通过伦理道德的分析得出最适合的解释，文学伦理学也不应该受到“伦理批评”的限制而失去其它的批评功能。以伦理道德的视角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为了关注社会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日常性和体验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中虽然时常得到运用，但阶级分析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分析的所有需求，中国当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更要注重那些隐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具体地说，就是那些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情感、风俗习惯相互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无意识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内嵌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伦理学的批评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逻辑的引导下分析大众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现象。文学作品中的人与物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对社会的认知程度，通过对文学作品微观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映射出现实的人对意识形态接受过程中伦理选择的取向问题，从而重新建构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

三、结语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直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产生着重要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学术理念，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在价值论上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文學批评理论相融合既能深化现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分析能力，又能将文学批评活动与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统一。从理论上来看，二者的融合具有可能性，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拥有相同的研究视域和叙述方式，首先，它们都将社会底层生活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从下至上”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人民大众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的中心地位;其次，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样都关注社会的公共性建设，不论是文学批评家还是历史评论家，在当今作品和文献的分析中都要脱离个人意识对相关材料的影响，在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者将作者的个人感受和个人偏好转变成公共文化的语言符号。从叙事话语上来看，“身体”“性别”“空间”逐渐成为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和“性别”逐渐从人的生理属性中脱离出来，融入到集体性的文学空间中，新的文学叙事逻辑和新的社会秩序都在三者的互相转换中呈现出来。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有着紧密的关联，现阶段错综复杂的文学批评方法都可以通过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以比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介入可以与伦理道德批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对文本的纯粹的伦理道德批评拓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学伦理学的拓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推进了文学伦理学对人类生命政治的关怀，另一个方面深化了文学伦理学对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无意识的分析。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融合之后，文学批评的效果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批评者透过个体性创作的文学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公共性问题，也可以在增强文学批评的时效性的同时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克服我国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失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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