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

音乐人冯大亚给我发来了他收藏的一些歌曲，各个民族、各种风格的都有。其中有几首非洲风的，那节奏真是错彩镂金、繁复婀娜又不失轻盈跳脱，我百听不厌。

为什么节奏竟令我如此沉迷？我想起多年前去丽江，走在大研古镇的石板路上，到处都是手鼓店，处处可闻手鼓声。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商业的媚俗，但我注意到：总会有好奇的游客循声走进店里，聆听、观察，然后伸手去拍几下陌生的手鼓；更感兴趣的，甚至会买上一个，不辞劳苦地带回家。抛开商业的引诱，我是不是也能这样来想：对节奏的关注，是人的天性；或者说，节奏，就是人的本能之一。

节奏与人息息相关，它有身体性的特征，尤其是“动”的那一面。而身体的运动，正是人们对节奏的基本反应，如古人说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生活中、在影像里，你对这样的情景都不会感到陌生：音乐声起，有人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摇头晃脑、舞动四肢。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人们若只依靠简单的语言和文字来表情达意，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而节奏无疑是最直接的表现载体之一，它不像绘画和雕塑，还需要有材料和工具的辅助，它只需人们舞动起身体，便能传达情绪。所谓的“载歌载舞”，其奥秘正在于节奏；如果没有节奏的贯穿，那么歌舞便会流向涣散。我在我的故乡云南昭通参加过火把节的篝火舞联欢，在云南双柏，也与当地的罗罗人一起跳过篝火舞。初入大学时，和许多新生一样，也去跳过兔子舞。这些再简单不过的舞蹈，情绪的表达都依托于节奏，当人们的兴致愈发高昂时，舞步就会加快，反之，在兴致相对平缓时，节奏也会相应地慢下来。跳舞的机会并非随时随地，但打过鼓的人一定知道，心跳、脉搏、整个身体的频率，都与节奏有关。总而言之，不同的情绪造就了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节奏又指导着身体的运动，反过来渲染情绪……在“情绪—节奏—身体”的链条上，节奏是一个导体，是我们身体的本能。

节奏还是时间性的。节奏在时间中展开，离开了时间，节奏便不复是节奏。在与时间有着各样关系的诸多事物里，节奏可算是至亲的一位，它重新阐释时间、规定时间，用既感性又缜密的方式演绎时间，将时间上升到审美的高度。当节奏呈现自身时，我们获得了对时间的另一种感知。

也许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如此贫瘠。在中国古代，时间是轮回的。春去秋来，季节交替；前世今生流转不息，逝去的事物会在将来的某一刻返回，人的命运也因而具有修改的可能。在西方基督教看来，时间则是有始有终的；那个被设定好的终点，至少能呈示一个方向，让人思考该怎样向死而生。而在现代社会，时间变成了线性的。精密的钟表将时间的线条分解成均等的单位，人的生活，也在这些均等的单位里被分解和规范。放眼一看，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法定假日、限时抢购……处处是时间被广泛量化的明证。在精确的时间分割中，人们隐藏起了身体的本能，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想象，不管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朝如青丝暮成雪”，还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皆不复存在……现代人被裹挟进设计好的时间结构里，张望不到远处的风景。而死亡带来的恐惧从未消退，它坐在时间的角落里狡黠地微笑，静候每一个人。

所幸我们还有节奏。节奏，尤其是音乐里的节奏，提供了另外的时间观和世界观。阿多诺（Th·W·Adorno）认为，音乐首先是主体的表现。那么，其中的节奏必然也彰显着主体的意志，折射着主体的世界观。音乐里的节奏，可以不与钟表同步，与被量化的时间相比，它有自己的语气和轻重缓急。它告诉我们：原来万物还可以这样，原来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世界、理解自身。我曾在北京的钟鼓楼里看击鼓表演，也曾在上海世博会的非洲联合馆里看土著打鼓，这些鼓声把我带到了另外的世界，仿佛我不属于所身处的城市空间，外面的车辆、地铁、红绿灯所遵循的时间与我脱离了关系。那一刻，我在另外的时空里。

一个有独立节奏的人，一定拥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完美，但它是自足的，不附庸，不轻易融入。独立的世界各不相同，这也反过来印证了节奏为什么能千变万化。遗憾的是，当下的流行音乐对节奏的本体性思考和建设还远远不够。作为文化商品的流行音乐并不需要节奏的自觉，只需要节奏的服从；从本质上来说，流行音乐是属于大众的，而大众所欢迎的节奏又必然与个体的、觉醒的节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或许正是我们期待独立音乐的原因之一。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今年夏末时节去武汉，大亚召唤了一帮朋友去他的工作室。他开着车，带我们穿越月色。汽车驶出城区，在被树木包围的漆黑小路上跳跃前行。一些低垂的树枝擦着车窗，我看不清叶片的形状，但闻沙沙声与车载音乐里的节奏相交织。一瞬间，我又被带入陌生的境地，在那里，生活有另外的面貌。嗯，那个时刻的节奏绝不只是音乐里的，它还与汽车在土路上的弹跳有关，与满车人的说笑氛围有关。它用自身的方式呈现自身，也敲击着我们生活的外壳，我听到壳里发出某种回响或召唤，我知道，我要不断往里走，不断向内看，才能在万千节奏中，把握自己独有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