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丹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1 厅壁记概述

壁记文是题壁文学[注]题壁行为古已有之，学界一般认为自魏晋六朝始出现真正的题壁文学，其体裁涉及诗词文赋，作品数量众多。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头、 楼阁、 驿站、 邮亭、 寺观祠庙、 客舍、 官厅等天然的及人为建筑的壁面都可作为壁记的文字载体，如唐崔逸《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记》、 李观《道士刘宏山院壁记》、 宋王禹偁《黄州重修文宣王庙壁记》、 舒亶《戊辰游山题壁記》等。厅壁记是一类以官署墙壁为书写载体的壁记文。厅，繁体作“廳”，《广韵》：“廳，屋也。”《集韵》：“古者治官处，谓之‘聽事’，后语省直曰‘聽’，故加‘广’。”[1]243-244《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聽事’，言受事察讼于是。汉晋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广’。”[2]295“廳”是后起字，表示官府办公场所的“聽”至六朝后被加上“广”，以与其屋室建筑的性质相统一。[注]查考以“厅壁记”命名篇目，宋代时，“廳”“聽”二字仍并用，据曹书辉《宋代厅壁记研究》统计，取“聽”者存有9篇。“厅”字限定了厅壁记的书写地点和对象，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记游历、 记营建或炫艺显名的壁记文的性质。厅壁记一般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述该职官设置沿革、 官员职掌、 题名的缘由等内容的题名记及和历任官员的题名。题名记往往冠于官员题名之前。题名部分并不是简单录官员名氏，往往还包括到罢年月、 爵里。程端礼《鄞县尉司题名记》有载：“惟是尉厅题名，将磨石补刻前政之姓名、 爵里、 岁月，俾有征。虚其左，以俟方来之人。子其为我记之。”[3]544厅壁记就其题写方式看，除直接以笔题于厅壁外，还有题于纸、 粉牌、 漆板、 石后再嵌入厅壁的。唐代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指出：“岁月滋久，日烁雨润，墙屋罅缺，文字昧没。”[4]4219墙壁不是很好的保存载体，故采用将文字镌刻于石再陷置厅壁的方法。如韩愈《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载有：“请刻石以纪而陷置于壁间，来者得以观览焉。”[5]51-52元王恽《重修录事司厅壁记》就载有：“薛君暨其贰寓史杨瑀踵门来谒，载拜而言曰：‘幸宪使惠顾，文本末于石，将陷置厅壁，使观者取重。’”[6]98唐马总《郓州刺史厅壁记》言：“夫州郡厅事之有壁记，虽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记者，不唯备迁授、 书名氏，将以彰善识恶，而劝戒存焉。”[7]4917如马氏所总结，厅壁记能够昭著前贤政绩，惩劝为政官员，垂范砥砺继任，其创作宗旨就是“劝惩”。

厅壁记的诞生可追溯至先秦两汉石刻之文。[8]7将文字刻于石器之壁，或多或少启发了人类将文字题于建筑物之壁(如屋壁、 室壁等)的意识。至南北朝时，已见在厅壁图绘贤能画像、 题写文字之事。梁文帝《图雍州贤能刺史教》载：“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陈寔之画，或有留爱士氓，或有传芳史籍。昔越王熔金，尚思范蠡，汉军染画，犹高贾彪。矧彼前贤，宁忘景慕，可并图象厅事，以族厥善。”[9]97《南史·王僧虔传》载：“升明二年，僧虔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正，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栗，驰之不已则玻，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10]601王僧虔、 萧纲都认识到了官署壁记对官员劝惩教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铭文和图像与后世厅壁记形式存在差异，但利用厅壁位置和内容以发挥劝诫为政官员的精神内核是一以贯之的。[注][唐]元稹《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有：“昔鲁恭王余画先贤於壁以自警，临我以十一贤之名氏，岂直自警哉。”可见元稹认为不论题壁的形式如何，自警精神是一贯的。

历经前代的孕育，文体学意义上的厅壁记于唐代诞生[11]56——此类记文不仅有大量的作品问世，“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12]41，还出现了固定的写作程式及时人对创作的总结。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言：“厅壁之记，虽非古制，却是盛行于唐代的文章。其作者之众，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未有。”[13]364厅壁记的盛行与皇权的示范有很大关系。最高统治者利用宫殿屏风题良吏姓名[注]《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日：‘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夜半不寐。惟恐都督、 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名。’”《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载其《陈不克终十渐》疏：“太宗曰：‘方以所上书列为屏障’。”黄炳琛《唐代官厅壁记小议》据此提出“屏风上所记可以说是壁记在皇宫中的一种变形。”、 于官署墙壁题“律令格式”[注]武则天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勅：“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贤。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德宗贞元二年敕：“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旧例录在官厅壁。”。权利中枢注意到了厅壁的位置优势及书写于上的效用，这对于中央、 地方各级官府机构重视和效仿厅壁题文有直接作用。[14]48至宋代，不仅创作了大量厅壁记作品，还肯定了厅壁记于文体序列中的合法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宋人所编《文苑英华》的专门设类收录上。[注]《文苑英华》分38类编排，38大类下又各分出若干小类。它把厅壁记隶于第30类“记”的第2小类下，将此小类命名为“厅壁”，并进行了细目的厘定，于“厅壁”类下又分出 17类： 中书、 翰林、 尚书省、 御史台、 寺监、 府署(街附)、 藩镇(观察附)、 州郡(上、 中、 下)、 监军使(给纳使附)、 使院、 幕职(上、 下)、 州上佐、 州官(上、 下)、 县令(上、 下)、 县丞、 簿尉(上、 下)、 宴飨。《文苑英华》在文体分类体系中纳入厅壁记，使之与其他文体并列又有区分，于厅壁记自身政治功用外给予文学关照。此外，厅壁记于宋代又得名“题名记”[注]此“题名记”指官署题名记。题名记是宋代诞生的一种文体，其内容庞杂，游览、 营造、 登科、 聚会均可题名做记。专为官署所撰的一类官署题名记，无论是其程式化结构、 劝惩宗旨还是受众身份都与厅壁记并无区别。。北宋黄贲《海陵郡佐题名记》言：“近世凡贤公卿大夫出而为郡县者，率书前政之名氏，树之治事之堂，曰‘题名记’，揭前人之号，为来人之规鉴也。”[15]221元梅应发《殿前司佥厅题名记》：“西秦张军栋……顾瞻吏舍，壁题缺然，惧后之无所于考，乃取前人氏名之可寻绎者，得若干员，始自咸淳丙寅，迄于今，捐奉镵石第书之，所以补阙典、 诏不朽也。”[16]148两人对“题名记”概念的理解即传统意义上的厅壁记涵义。元人继续厅壁记的撰作，“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徒事其间”[17]559(虞集《江宪经历司题名记》)，还出现了“千户所厅壁记”这一前人从未涉及的门类。如姚燧《千户所厅壁记》记鸣皋千户长克哷苏卜实营建官署事。程端学《海运千户所厅记》记达鲁花赤暗笃刺的政绩。

厅壁记按其创作主题可分为两类： 记题名[注]记题名类厅壁记是为记录本司往任官员姓名而撰，写作目的是构建自身官职传承的历史、 预示仕途前景。、 记营建。营建类厅壁记是元代特别重要的一类厅壁记，据笔者统计，《全元文》共收厅壁记139篇，其中记官府营建篇目有41篇，占总数的29%之多。而唐代此类记营建篇目仅占总数的14%，宋代仅占总数的17%。自厅壁记诞生以来，营建类厅壁记都不是厅壁记创作的主流，至元代，营建类厅壁记占比大增，成为元代厅壁记的一大特色。故本文欲着重考察元代营建类厅壁记的创作。营建类厅壁记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其写作程式与纪念亭台楼阁建成而撰作的兴造记相近。本文也欲指出，两者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2 对元代营建类厅壁记的考察

营建类厅壁记专为某一官府机构官署的新建或重修而撰写。此类记官署营建类的厅壁记一般都含有三个程式化叙述。第一，强调该官署修葺或选址新建的必要性。薛友谅《永宁县重修县厅记》中，先以自己所见指出厅破旧的事实：“县厅事弗治久矣，予从先人来洛西别墅，已尝见之，迄今五十余祀。栋梁腐朽，桷栌缺折，岌崇之状犹昔。”又引工匠之言进一步说明营修的必要性：“命典吏李直召匠议支柱计，匠谢曰：‘不能也。屋老于岁月，木蠹体解，扶其颠，速其颠矣。理当撤而新之。’遂从其说。”[18]292贡师泰《福州行省检校官厅壁记》有“凡诸曹所治，铨衡、 赋税、 礼乐、 舆马、 刑政、 营缮之属，署牍参错，旁午出入，山委林比，检校悉得录其缪愆，稽考以为重轻，上幕府”，指出检校官职务之重，“盖居高处明，则神清而气舒，瞻视严肃，则望重而人畏。神清气舒，故内壅蔽而虑无不周，望重人畏，故外绝干挠而令无不行。虑周令行，而后检校之职尽矣”！ 强调修建官署对职权行使的威严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指出营造衙署“岂徒燕嬉饱食，以宁其躯，娱其心而已哉”[19]243！ 王恽《重修录事司厅壁记》亦言“治有常处，则视瞻尊而政乃肃，此必然理也”[6]98。汪一麟《搉茶提举司修官署厅壁记》中载提举丘谔认为“观瞻爽豁”的官署“明足以烛群小之蔽欺，才可以胜千人之诺诺”，力主修葺署衙，“于是诸郡商旅请给送纳于司存者，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曰，课昔亏而今办，衙昔弊而今整”[20]270，指出修建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第二，强调修建符合规程，且过程中未有扰民之举。这是为了昭示营修之举的正当性。宋褧《荆湖北道宣慰使司杞梓堂题名记》载：“前堂曰‘宣化’……倾圮殆尽。使完者帖木儿惩前政简怠，曰：‘盍新之。’请于河南行省，得经费若干缗改为。”[21]337贡师泰《福州行省检校官厅壁记》载：“完者帖木儿、 邵侔来视事，顾谓同列诸君曰：‘检校主治文书，乃无专治，可乎？’诸君曰：‘固当。属以军事未遑，今宜有以成之矣。’遂请诸大府，度地省治之西偏，发官银若干，以资经始。其不足者，以俸钱给。”[19]243可见其修建官署前有向上司请示。赵时敏《彰德路厅壁记》云：“凡工商物置，悉发公帑以给之，无虚取于民者。”[22]1王质《济宁路录事司厅壁记》云：“所有亲管民户不及百，遂各出己奉为费用，然犹不足，百姓知其口诚实，故欣然自愿助力。”[23]493马秉英《顺德路总管府忠勤堂记》载：“爰即故基而改作，材木瓴甓一切所须，皆取足于各官俸金，力役于公，使丝毫无犯于民。”[22]393第三，对相关修建主事官员的称颂和劝勉。由于求文者多是官署修建的主事人，一般同时也是该官署的主权者，故此类厅壁记不再如传统厅壁记“记其隆替废置，前后职员之名氏，因以示警戒之辞”[16]315(胡祗遹《国史院厅壁记》)，转而记录主事官员的姓名，并附以赞颂或勉励。如李师圣《尉氏县厅壁记》记述了县尹刘君“改卜爽垲之地，起公廨”，且“首发私藏，而给所须也”。而“僚属耆旧之众，各佽助有差” 使得“县庭一新，蔚为伟观”。并将主事官员之名刻于石上，“君名谅，一号朶鲁不及。余官不能悉录，随附于后”[24]168。程钜夫《金溪县厅壁记》称赞修整官署的三位主事官员贤良，令治事之所“壮丽显敞”，并勉励他们“凡治事于斯者，其必徇今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为师，避上之督责，而以下之疾苦为念，有所守，有所为，无所制于吏，则民之不忘，将有甚于南国之棠也”。并于文末记录其姓名，“马君名某，萧君名某，吴君名某，邑长名某”[25]244。

此类厅壁记亦有部分内容是记述官署的创建、 官员的设置、 职掌或者州县建制沿革的。但不同于传统厅壁记的是，其后内容又转向了其主位者主持营修署衙的过程，并用其职之难之重、 署衙规制外形之重要、 旧厅“岁久颓敝”、 新厅之建造“财不于官，役不于民”[24]168(《尉氏县厅壁记》)等方面来强调修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因为作者撰文的落脚点是记人——官署修建的主事人，一般同时也是该官署的主权者，此篇的求文者。对官署及其修建的描写，是其起点，最终要落脚到对主事人的称颂和劝勉，这是其应酬性质难以避免的。这也是此类厅壁记产生三个程序化叙述的原因。

在元代记营建类厅壁记作品的梳理中，发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小点： 一是元朝早期一些官府机构是没有专门官署的，如袁桷《新建鄞县尉厅记》载有：“尉以巡督为职……廨毁于兵踰五十年，尉率其兵徒随所寓，无常地。”甚至是杂居于民宅间的，如王恽《重修录事司厅壁记》云：“治有常处，则视胆尊而政乃肃，此必然理也。维卫录事司，自辛亥岁州理复旧，凡百草次，其司事权寓于委巷间，连舍靡有定所。厥后，官易雷氏私居，即为今署，然败屋数间而已。”[6]98姚燧《千户所厅壁记》载：“我元驻戌之兵，皆错居民间，以故万夫、 千夫、 百夫之长无廨城邑者。”[26]431虞集《中书省检校官者厅壁记》云：“检校官之署缺焉，徒寓直所至之部。”并借主持营建者之口说：“是官之设，三十有余年矣。而厅事适成于吾四人为僚之日。”[17]558官职设立多年后才修建了办公处所。二是不同政府部门因为层级或者财政情况的差异，其营修的结果也是有差异的。国渊《录事司新修厅壁记碑》载：“诸即各出月棒，佣工于民，抡材于市，创构正厅、 西耳房一间，南萦抱厦三间、 警戒楼一间、 架阁西库房三间、 东司房三间、 囹圄一所、 仪门一间、 后房一间。”[27]1这是翻修了整个官署，各个部件齐全完备。杨翮《宣使房壁记》载：“会庖传圮敝，承命更修，乃克萃厥余材，整齐其处。剞劂朽墁之功，墙屋户牗之物，涂雘绘饰之事，不日而备，完好适宜。于是寓宿之所既谧且安，联坐之榻可燕而息。”[28]371这只是提供了休憩之所。厅壁记撰写者本意是想记载营建成果，但当多篇厅壁记进行比较解读时就会暴露这种营建规模上的差异。这是厅壁记侧面反映出的现实,这比一般润饰过的史书记载更加可靠,补充了元代职官的实际细节。可见，厅壁记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献。

3 结 语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有言：“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29]42这类为修建官署而撰作的厅壁记，文本的结构形制与兴造记相近，对于署衙修建的用时、 耗工、 修建经过及主事人都有记载。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厅壁记的性质。厅壁记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其政治属性。它的写作对象和载体都与官署相关，针对的受众也是署中的官员。二是其劝惩的宗旨。借助官府墙壁或碑石这一官员在职必见的特殊载体，褒奖美政，砥砺后任。这使得厅壁记有别于其他亭台楼阁兴造记。在历代的不断撰作中，它拥有了存文献、 存劝戒的撰作目标和文体功用，劝惩的宗旨已内化为其不可分割部分并得到文人尤其是为官文人的公认。此类文章虽不可避免对修建官署主事人的称颂，但作者更深层次的落脚点是“使观者取重，知改作匪易”[27]1(王恽《重修录事司厅壁记》)，是“目击道存之义”[21]337(宋褧《荆湖北道宣慰使司杞梓堂题名记》)，即贡师泰《福州行省检校官题名记》所言：“载其姓名于石，岂徒纪岁月，论官资，以夸于人而已？庶几较得失、 辨贤否者有所征焉。”[19]244这类文章具有和一般兴造记或功德碑不同的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