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死腹中的《善生周刊》
——吴宓研究之五
2019-01-03王锦厚
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1938年3月,吴宓只身去昆明,曾两宿开运大东旅店,7月26日至28日,还曾与好友雪梅曾在此会晤。10月29日10点又到开运,又住大东旅店。作诗《三宿开运大东旅店》,当即以邮片寄已返贵阳的雪梅。诗的后四句是:
国亡群痛丧家犬,身老看成绕树乌。
欲解奇愁推勤勖,危言正义启凡夫。
(吴宓:《三宿开运大东旅店十月二十九日》新版《吴宓诗集·昆明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
爱国激情,抗日决心……跃然纸上。他要用自己的“勤勖”发出“危言正义”之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以“启凡夫”。
怎样救国救世呢?
早在他留学回国初期,眼见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沉浮,感到无比焦虑……1923年7月6日给恩师白璧德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于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耐人寻味的篇章。(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1版,第19页)
后来,又在《落花诗(四)》中写道:
曾到瑶池侍宴游,千年圣果付灵修。
故家非是无长物,仙国从来多胜流。
苦炼金丹经九转,偶凭夙慧照深幽。
同仁普渡成虚话,瘏口何堪众楚咻。
此言我至美洲学于白璧德师。比较中西文明,悟彻道德之原理,欲救国救世,而新说伪学流行,莫我听也。(吴宓:《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店,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以强烈的焦虑,紧张地倾注全力,思考、鼓吹道德救国。1925年12月30日在致英国人庄士墩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信中说:
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得救。一旦人民道德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为此我们急切提醒我们的人民,并同样急切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我们一方面不同于肤浅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与受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学说影响的浪漫梦想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所要的是伦理社会和道德的政府,但我们首先要的是对待人类生活的健全和现实的观点。我们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中心信息,是美德和邪恶的二元论。(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27年又在《浪漫的与古典的》书评中明确地指出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人本主义者确信人性二元,有善恶理欲真伪是非之别。此其别为绝对的,而利害祸福荣辱得失新旧等,则为相对的,不足措意。凡人性皆二元,故皆相同。世间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之设施,以及礼俗教育文学艺术之改良,皆必当根本于人性。奖善而除恶,崇是而黜非,扶真而去伪,从理而制欲,苟反背乎人性,必失败,虽成功,亦有害。惟其注重人性与道德。……合於人性而裨益道德者,乃为良政治。……真正之革命,惟在道德之养成。真正之进步,惟在全国人民之德智体力之增高。真正之救国救世方法,惟在我自己确能发挥我之人性(即真能信仰人本主义)而实行道德。(吴宓:《浪漫的与古典的》,《大公报》1927年9月17—19日;又《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从这些论述和评论可以清楚看到,他极其注重道德的宣传,清华大学任教时,专门开设了《文学与人生》课,不久,更是以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宣扬、鼓吹新人文主义、道德救国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立即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开辟了《国难与文学》专栏,刊发《民族生命与文学》、《道德救国论》的专文,阐发“道德救国”的主张。在《道德救国论》文中,开头就明确指出:
世界历史,世界文学就召示吾人者一事,曰惟道德足以救国。方今吾中华民族在抗敌苦战中,尤当知此,尤当信此。至于道德何以能救国,及今者吾国人应如何实行道德以图自救,非本篇所能详言。兹惟条陈大纲,粗明要旨。凡百例证,概从省略。中西古今之名言宝训义行壮举,读者亦可自忆得之,几於俯拾即是,不特吾文之著录矣。
全文分三节。
第一节,论述了“道德之势力至伟大,因道德乃根本于人性而支配万事。”
第二节,讲述“古今言道德者,莫善于亚里士多德,其次为孔子。但耶稣释迦柏拉图之教亦实与之一致。”
第三节,运用中外历史事实,结合当前抗战,详细论述“公理战胜强权”。文章指出:
求抗日之成功,求国命之不斩,则必军事政治经济实业教育诸端,皆有精神皆合乎道德而后可。道德非专门之业,而为凡人凡事随地随时所必需,犹燃薪炭与燃火酒煤油其中皆是热力也。自其深者远者大者言之,“公理胜强权者”,乃谓若就人类万世着眼,算全盘之总眼,则精神必超越物质,道德(仁爱)必战胜武力(残暴)。此为正理,亦可坚信。非谓一时一地,有理者必能占便宜也。试观於社会中之个人,行善得祸行恶得福者多矣,然福善祸淫之天道固终存在。此多人之罹屈枉受牺牲者,皆有维持此天道之存在之功。其中亦有道人行事骄奢偷惰因而贫困死亡者,更足以证明天道之不误。……吾所谓道德救国,及目前以道德精神作战抗敌者,其义如此。……吾人今兹抗敌作战,匪特为中华民族保存此土地财产以今后子孙生活长养之资(此为物质的经济的理由自故正当)且实为世界人类保存中华民族所创造而流传之中国之文化(此为精神的理由更为高远)。所欲保存者,有文学哲理美术工艺各端,而尤以孔孟所倡之人文主义及儒教之道德精神,为今后世界所急需,将以纳入世界中新人文主义运动之潮流以救来世。吾人为保存此宝物此神品而战,任何牺牲亦甘,生命财产家室恋爱艺术功名等诚区区小事矣。(余生:《道德救国论》,1932年2月15日《大公报·文学副刊》214期)
可见,他一直在思考、探索“道德救国”,“改造民族精神”。不久,《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个阵地虽然被胡适、沈从文辈巧取豪夺去了,但他的思考和探索并没有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深切感到道德的极端重要。日记中多有他思考、探索的记载。他在1937年7月15日日记中写道:
夕5—6洪谦来,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宓又按真理亦即正情。中国一般人既虚伪,又残酷,洪君深为痛恨,亦由居西洋(德国)久。即今赞同洪君者,其人亦极少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3.)
1939年3月25日日记中说:
宓近读《神曲》,益洞见真理而超离人事。深信天命不可违,而道德之效力最大。中国之前途,中日战争之最后胜败,悉视中日两民族道德高下之差以为定。而中国今日道德之败坏,见于实事者,无可讳言。回溯近五十年中国之历史,窃意中国之灭亡必不可免。苟竟得存,则是由于天幸与事机之偶然而已。(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7册)
1940年1月12日日记写道:
呜呼,由是知(一)凡真正之爱情,真正之事业,必为失败之悲剧,而使局中人终必自残或弃世。(二)一切爱情,一切事业,其失败皆由局中人仁、智之不足,于情于理有所未到。故道德实为一切爱情……切事业之基本,所不容疑。……(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7册)
他在1941年12月10日的《大公报·战国》副刊又发表了题为《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见》,虽然只是一篇“大纲式”的文章,但“内容却极丰富”,不妨全文引录如后。
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见
如何培养及革新中华民族之精神及行为,时贤多所论列。愚见以为只应将中国及西洋历史文化之道德精神,兼收并取而融化之,受用之,使确能见诸实行,施于个人生活及日常行事。(譬如培养身体者,由各种食物中吸收多量维他命,而又运动足,消化良,则其人定必健康愉快矣。)
(壹)中国之遗产
(一)中国二千年来,实系道家握权得势。上自朝廷政治,下至社会家庭,皆为此种道德精神所支配。此道家精神,由二因素合成:(甲)黄老之道;(乙)阴阳家之五行说。解释之,(甲)权术,即权诈机变;(乙)唯物主义之身体的享乐。更解释之,(甲)麦克威里式之策略及方法,以处世待人;(乙)物质的及肉欲的得势。此(甲)(乙)二因素,实为自然主义之两方面,亦即自私自利主义之两方面也。
此种道家精神之表现,在上位,则为帝王君相之所谓“人君南面之术”。自秦用李斯,汉用公孙弘之徒,自汉之文景至清之雍乾二帝,此种治国驭众之方法迄未稍变。名相功臣如曾文正公,亦不免参用几分道家精神,其他可知已!其在下位,则为一般社会所谓“人情世故”之整套心理及方法,以为处世居家之秘诀及熟路。(按鲁迅所谓阿Q之精神者,实即为此道家精神之一部分的表现而已。)
(二)在道家精神之宰制及支配之下,中国二千年来,遂将下列各种“理想的人物”尽作惨苦之牺牲。(吾所谓“殉道殉情”者是也)
(A)圣贤——以孔孟为首。孔子在中国,被帝王君相以及士夫乡愿阳奉阴远,其道实未得行于世,仅在道德精神方面有不少之影响而已。(五四以来更一切归咎集矢于孔子,尤冤且误。)
(B)英雄——如岳飞熊廷弼袁崇焕等将帅,及一切尚气任侠直言仗义之社会中人。
(C)诗人艺术家情人——如屈原贾谊杜甫,以及《浮生六记》中之人物,又石头记中之林黛玉等。(薛宝钗即道家精神。)
以上被牺牲者,即所谓“殉道殉情”者,皆真能代表儒家精神者。换言之,即是理想派之人物(在实事历史与虚构文学中)也。
(贰)西洋之贡献
西洋数千年之历史及文化,其特别优异之精神的贡献,如下:
(一)古希腊——其贡献为真善美合一之精神,尤注重真(真理)之因素。
(二)古罗马——其贡献为政治道德及家庭伦理。按此为中国所固有(因中国人之精神甚似罗马人),故此点无须取自西洋。
(三)基督教——其贡献为伟大之仁爱,建立于坚实之信仰上者。换言之,即生活及行事之理想主义,恒能见之,明而勇于行者。(按中国旧文化中之佛教实已有此,但以佛教来自印度,故未列入壹项下。)
(四)欧洲中世——其贡献有二:
(甲)由封建制度而有忠。此即中国昔之所谓“忠”,包含对人之忠与非对人之忠二种。
(乙)由骑士文学而有爱。按骑士之爱,即中国昔所谓“义”。孟子言义,后人亦重义士义行仗义执言;但西洋尊崇女性之“骑士之爱”,非止为扶助弱者,其中实含有“理想之爱”之倾向,为宗教与爱情之结合体,此则为中国夙所未有,亟应输入于思想及生活中者也。
(五)欧洲近世——近世欧洲之特点,即斯宾格勒氏所谓“浮士德之精神”,即渴求无尽之知识与无尽之经验。此中包含好奇心,力学不厌,对自然详切之研究(即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等;此中亦包含西人之勇敢及冒险性行。然而歌德诗剧中之浮士德不但前进,且亦上进,浮士德之灵魂终归天上,不堕地狱。浮士德恒与魔鬼麦菲斯多非里斯争持而卒战胜之。魔鬼盖象征消极与肉欲(错误之两极端)者。是故“浮士德之精神”兼包含于(1)消极(2)肉欲二者之反抗,而此二者正今日多数萎靡卑鄙之中国人之大病也。
(叁)结论
综上所言,今欲革新或改良中华民族之生活及精神,以为抗战建国之根本基础,其方案应如下:
(一)恢复中国旧有之儒家真精神(即历来圣贤英雄诗人艺术家情人所代表者),而铲除彼支配上下之道家精神。——即以人文主义与理想主义,代替自然主义与自私自利主义。
(二)吸收(或采取)西洋历史文化所贡献之道德精神原素(或优点)。即如下:
(1)真善美合一之精神及态度,尤注重真(真理);即要意真,言真,行真,而同时不忘美与善。
(2)伟大之仁爱,以坚实崇高之信仰为其基础。
(3)忠。
(4)理想的,无私的,骑士式之爱。
(5)广求知识经验,使个人生活充实丰富:即所谓“浮士德之精神”是。
惟兹所谓恢复与吸收,要必每人皆能心领意会,身体力行,实现之于日常生活公私行事,乃合:非为空谈浮议。又此方案,譬如医生治病,配合上言之材料以为药方,而厚植基本,随缘灌输,期以久远,庶可有效,初非为一时一地少数人士标榜呼号之用者也。
编者说:吴先生这篇“大纲式的文章”,内容却极丰富。“其中可以发挥讨论之处甚多。我们希望读者执笔参加。”是的,“这篇大纲式的文章,内容却极丰富,其中可以发挥讨论之处甚多”。编者“希望读者执笔参加”。可惜,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展开讨论;本文也不可能尽情解读。
吴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德救国论者。一生都在思考、探索道德救国的理论及办法,都在为实现道德救国而努力奋斗!
“道德救国”成为吴宓终生追求的目标,一心要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人性二元之说为凡百道德之基”,人生“有善有恶”,只有“善”能抑“恶”。因此,要鼓吹、提倡“善”。1938年到昆明后,立即设法创办一个专门宣传,鼓吹道德救国的刊物《善生周刊》。日记中有诸多记载:
1938年
10月
1-4日
星期五
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The Good Life之计划。欲仿效《宇宙风》等之形式及其廉价广销,而易其内容。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即贺麟,时为吴宓学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四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03.)
1938年
10月
23日
星期日
又附函致周炳琳与麟,述《善生周刊》之希望,语多矜冀,甚不合也。(《吴宓日记》第7册)
1939年
3月
17日 星期五
宓所能为、所愿为之事业,厥为主编《善生周刊》,发起一种道德改良运动,以为救国救世根本之图。然如今之新生活运动及全国精神总动员,既不征聘及宓,其发表之宗旨规条,亦与宓所知所信者相去极远。此生恐无用世之望,则惟有寄身学校,勉求著作之完成。(《吴宓日记》第7册)
1939年
3月
27日 星期一
周先生述贵阳清华中学情形,勗众捐款。宓私念此中学实可不立,乃已捐得款项至$24000之多。而宓欲办《善生周刊》,则无人捐助经费。难矣哉!(《吴宓日记》第7册)
1939年
8月
9日 星期三
贺麟来,谈在渝一年情形,及《善生周刊》难以举办。慨然知用世救世之无望矣!(《吴宓日记》第7册)
1941年
6月
24日
星期二
下午,送以上三函至女舍。乃邀晏荷花舍便饭。即同至大观新村访辉、琰,畅谈。宓述《学衡》往史及《善生》计划。(《吴宓日记》第8册)
在胡适、沈从文之流的“精神压迫”重重打击下,吴宓要想以自己的力量办《善生周刊》,结局只能是“胎死腹中”。尽管如此,但仍然未放弃他的“道德救国”“改造民族精神”的主张,又充分利用他早在二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抗日战争时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胜利后在武汉大学开设的《文学与人生》课程,不断向青年学子宣讲、灌输“建立道德”的理论及作法,并以自己的现身做法引导青年如何去实现“道德救国”。他在《文学与人生》课中给予了详细的回答:充分肯定“革命”在道德建设中的不可避免性。明确地将“传统→革命→真正的道德”描述为“正、反、合”,作为道德的重建者,他要从“传统”与“革命”两个阶段吸取合理成分,以上升到建立“真正道德”,且辟专章讲解“建立道德论”(Moral Reconstruction)。他指出重建个人道德进步之条件(Conditions for the Individual’s moral Progress)是:
1.其人必信人生是moral道德的,因之亦有immoral不道德的之处,而决非non-moral与道德无关。
2.其人兼具澄明之理性与热烈之情感(Reason理性+Feeling情感),二者不可缺一。
3.其人必take life seriously严肃认真对待人生。其人恒将自己之行事,与他人之行事,一律看待;而皆认为其中每一步骤皆有研究评论(from the Moral point of view)从道德的观点出发)之价值。
4.其人有反省(reflection)及自察(self-examination)之能力。其人于自己所已作,所正作、及所欲作之事,恒细为分析体验,了解深彻,而感觉敏锐。
5.其人不但多读书,且富于实际社会之各种生活经验——总之,所知所见他人(真假,古今)之生活及行事,甚为丰备。ef.Bosanquet:“The best of logic+the best of Life”.quoted by Hoernlé.(方法+材料)
参:博赞基特:“最佳之逻辑+最佳之人生”。引自霍恩勒。
6.其人富于想象力及同情心(imaginative sympathy),善能设身处地,看出人与人、事与事、境与境间之根本异 同(to discover the“imaginative correspondence”in Characters and life-situations).于是,其人能忠恕,且能为disinterested service无私的服务。
7.其人勇于实行:凡己所认为最正最上之途径,立即趋此而行。又其人由自己之经验或他人之经验,取得道德之智慧(moral wisdom)以后,欲以此种智慧传授于世人之故,不讳言自己之失败与错误,亦不避引述他人生活中之事实——但此均藉作例证而已,对己非有矜怜,对人非欲施褒贬而快恩雠也。
按以上之资格,吴宓皆具有之:吴宓一生,即兢兢从事于此事(建立道德);吴宓之为人及其学说文章之价值(虽甚微小),正即在此也。
Mr.Mi Wu=a Moralist,rather than a Poet;a Realistic Moralist,or a moral realist,with a Romantic(Idealistic)Temperament.
吴宓先生=一位道德家,不是诗人;一位现实主义的道德家,或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具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气质。
且在“道德之重建”中指出: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道德在价值中的重要地位。他主张在实际行动中“要融合智义(Truth)与仁、情(lore),融合公正(Jugtice)与同情(Symathy),再用中国哲学语言,即仁智合一,情理兼到。”如果用吴先生本人的话,即:
宓之人生观,道德观,一生殉道殉情之行事。(1967年2月26日日记,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
这是吴宓一生道德生活的总结。他的主张、他的理论,充分反映在他的《吴宓诗集》,特别是《文学与人生》课的讲述中。《文学与人生》可以说是吴宓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各章各节,从头至尾,处处都反映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更重要是体现在行动上,如他所说:
宓之诗文不足称,更乏处世之才。宓一生所知,惟在道德。思辩工夫在此,所竟力行者亦惟此。宓以宗教为道德之源泉,诗文为道德之表现。爱情尤当与道德合一。宓之些许价值在此。知宓论宓者,亦当着眼于道德方合。(1940年2月12日星期一。《吴宓日记》7册)
吴宓的讲课、为人因而受到学生欢迎,纷纷要求他作专题讲演、讲座。如1940年4月18日,“受群社之邀,在联大6教室,专题讲了《我之人生观》。主在殉道殉情,将近二小时,听者满座。”1940年4月23日8-9上课。“讲殉道殉情之义理,颇为激昂”。他坚信“古贤之道德学说为颠朴不破之真理”,而自胡适将“以其说诬民,而斩断中华民族之运命,成为万劫不复之局者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2006年,第376页)他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近来由精读《莎士比亚集》及《圣经新旧约》,而推知宇宙人生之公共要理,知道经为政治社会一切之本,一人之学术事功与其可敬可爱之处,亦惟在其人之道德,云云。溪能窥见及此,殊不及。溪又谓,世人多不解宓,惟与宓久处后,乃知宓之可敬可爱,且极而亲近,云云。(1962年9月13日星期四,五册,第426页)
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吴宓救国救民的主张及实践办法。他的女儿吴学昭告诉我们:1948年冬他将《文学与人生》讲义整理成文稿,并亲笔誊清、亲手装订成上下两册。1949年4月,由武汉匆匆飞往重庆,想去峨眉山出家为僧,随身携带的很少的行李中,就有《文学与人生》讲义。“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先父将这部讲义交给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一位学生保管,没想到这位学生后来竟不肯归还。致使我们到现在无法读到完整的书稿”。这真是天大的不幸!世界也有不幸中的万幸,1989年,文革中被抄走的这份讲稿,虽然经过无数人的手,弄得破损不堪,但总算归还给了家属。之后,经过先生的几位弟子苦心整理校对,1993年作为清华文丛之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让我们得以窥见这部巨著!
还要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直在不断设法寻求开辟新的阵地,以便更好地宣扬新人文主义“道德救国”的主张和办法。曾拟出任《曙报》总编辑,代替胎死腹中的《善生周刊》。此事日记中也多有记载:
43年7月2日 星期五
与彤、水谈《曙报》事。彤、水均劝宓就任编辑。
7月3日 星期六
水来还书。又力劝宓就任《曙报》编辑,并指示办法。
1943年7月4日 星期日
在大观楼,与程兆熊等谈至下午4点,宓允任《曙报》已立案,不能改用《善生》名。总编辑,至40期为止。熊为发行人兼经理,程行敬为副总编辑。于是熊述经费来源。计川滇铁路党部、川滇铁路公司每各出$3000,余待广告收入,宓举孔明“定三分隆中决策”以酬昭烈帝三顾之知。……(《吴宓日记》第9册)
尽管作了努力,《曙报》事也失败了。
我们完全可以说,吴宓的一生是“殉道殉情”的一生,其事迹值得深入发掘,其经验值得科学总结,其教训值得批判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