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星星V韩嘉川）

星星：你认为散文诗除了诗意的把握，还有哪些建设性的开掘与发展？

韩嘉川：山东大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孙基林先生前不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闻一多、朱自清的“诗言志”辩说》一文，其中对于“诗言志”的考辩与阐发，既彰显、揭示出“诗言志”的原形本意，又进一步拓展了现代诗学新的叙述（或叙事）维度与书写空间。认为诗歌史上艺术方法的转向与探索，均与诗学观念的变革相关，就如闻一多在《歌与诗》中所举的《诗经》、骚体、赋体、古诗十九首所体现出的叙事性特质一样。就现代新诗而言，随着一次次诗学观念的新变，其历史进程中也不乏叙事性倾向和思潮的出现与涌动。在孙基林教授的观点中，“志”在一定程度上是“记载”的意思。而散文诗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譬如“他（耿林莽）的散文诗注意到抒情与叙事结合，强调叙事在散文诗中的作用，是他对散文诗抒情艺术的发展……对新时期散文诗的振兴是功不可没的”（《新时期诗潮论》吴开晋主编）。这种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不仅扩展了散文诗的表现空间，更给予了散文诗以审美属性。而我在创作体会中，认为以抒情的方式叙事是散文诗的特长。这里的“叙事”不是讲故事，而指的是“情节”。新诗写作近年的生活化口语化，是某种程度的情节化，这与散文诗是“不谋而合”的。

星星：有人认为你的作品“显现着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悸动”（《山东诗人》语），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韩嘉川：我的创作一直相对比较“现代”，这与以写城市题材为主有关系。尚且不论城镇化现象，对于现代工业（科技）的发展而言，整个世界自二战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如此，人们的观念与生存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由物质到精神，所呈现于人们心态中的，与农耕时代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今天生活于城市的人占据大多数，尤其是年轻人，无论是进城打工的还是大学毕业生。因此如何把握与表现这些人的精神风貌，是最前沿的，也是文学创作所不可回避的，尤其是在审美层面，是一种格调，更是一种情态。

星星：你的作品中有些是表现底层生活的，你在创作中是怎样想的？

韩嘉川：村上春树关于“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的说法道出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用各种自认为恰当的方式追求美好生活，这无可非议，问题是其中应该包括那些打工者与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打拼也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一些。然而他们虽然物质相对贫乏，而精神却是丰富的，这从一些打工诗人的出现就很说明问题。因而作为作家所能够担当的，便是以普罗大众的视角看待生活。“一草一木总关情”，文学作品的张力，除了艺术魅力，就是写了什么。不在于是宏大叙事还是花花草草，只要以饱满的情感与意绪，让“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小诗能够振聋发聩，便是诗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