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魆

在每年一次的见面旅行中，我和周瞳很少谈论文学，更多是生命里漫长的琐事。私底下，生存与死亡，爱情与自由，他者与自我，是我们一贯的主题。

我们相识的四年里，世事如烟，但历历在目。他居住的那栋老龄楼，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人死去，我也曾住过这种老龄楼，经历着相似的温润或苦涩。也许得益于我们见面的次数甚少，时间也短暂，周瞳更像一个精神象征，时时悬在我写作和生活头顶上三尺之处，没有真正的降临，也无确切的别离。当然，某个夏天，周瞳消失过一段时间，电话、邮件、微信和微博都没有回音。我甚至在一个认识他的作家的微博里发私信，寻求他的踪迹，但终究没有结果。原本约定去上海书展看奈保尔的计划只能告吹，现在奈保尔也已魂归幽暗的国度。后来我们重新联系上时，他告诉我，他去了疗养院，不允许使用电子通讯工具。我想，那一定是舒尔茨笔下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吧。如果回到那时候，我会跟他说：“古老的飞鸽传书也不错。”

“残雪和苏童差别那么大，你为什么会同时喜欢他们？”

这是周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估计他早就不记得。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有点蠢，属于没话找话。那时，我离写作的群体很遥远，未曾发表什么作品，在某社交平台的资料里写下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只有命运的偶然才能解释为何他会看到。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广州的林和西路。那时候林和西路的唐宁书店还没有搬迁，我们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书，在旁边的餐馆点了一份酸菜鱼，并聊起他曾经采访过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