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强

[内容提要]《我不是药神》触及重症患者的生命创伤，借鉴、糅合了大量类型片元素，给予当下现实以直接的批判，以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力作。《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对于中国电影启示颇多。本文着重“电影如何批判现实”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总结《我不是药神》在批判现实层面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做一展望，希图中国电影能够在电影艺术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更多聚焦当下现实，从而产生更多批判现实或与现实对话的力作。

2018年7月注定属于电影《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在电影口碑与市场甚难兼顾的当下，这个依据真人真事改编、关涉底层重症患者的片子不胫而走，硬是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与之前口碑与票房俱佳的电影如《战狼2》相比，《药神》的题材明显晦暗沉重。电影所具有的批判性锋芒使得它与当下中国时刻跃动的现实有了最为直接的交锋。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罹患重症的中国底层民众第一次全方位进入观众的视线。中国底层民众长期压抑的心声终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释放。《药神》因此征服了观众，征服了票房。

《药神》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所表现的底层重症患者看病难这一社会现实的确普遍存在，并给亿万家庭带去不可消除的痛苦体验。由此打开的批判向度，比它已经揭开的批判内容要丰富得多。《药神》聚焦的是具有偶发性的重症。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或家人、朋友永远不会罹患重症。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生死问题，因此每一个观众才能从这种感同身受的痛苦体验或联想中感到《药神》的有心关怀，这让它的每一个有力的批判都成为对于观众的有力抚慰。在这个意义上，《药神》无疑直面了最为基础的现实，也对现实做了最为犀利的批判。围绕程勇贩卖印度仿制药而“逐渐显影”的广大现实，只要直陈出来，就是犀利的批判。《药神》无疑是一个勇敢的作品。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痛陈现实的电影是如何通过电影的审查机制的？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将国产电影质量难以提升的原因统统（或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电影审查机制的限制的话，那就是过于简单的推断，甚至就是为电影创造力的孱弱推卸责任。在追捧“流量明星”“颜值”当道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国产电影创作本身的薄弱与问题百出，而非电影审查机制的阻碍作用。批判现实并非就为审查机制所不容，关键还是要看这种批判是否能够与电影艺术的锤炼、打磨融为一体。当前国产电影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质量或品质不过硬。就我国电影业的现状来看，批判现实的力作不是在被禁锢，而是被呼唤和期待。《药神》即是这样的呼唤和期待中出现的成功作品。而《药神》的大获成功也带给国产电影诸多的启示。

一、立住人物形象：批判性展开的基础

《药神》根据现实中“药侠”陆勇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但比之于陆勇，电影中的程勇显然经历了一番典型化的塑造。现实中的陆勇“药侠”的封号颇有些民间侠义的意味，但距离“神”的境界还有距离。从“药侠”到“药神”，影片中程勇的形象被升华得近乎完美，尽管起初他也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甚至潦倒的中年男人。程勇从为自己到为病人，从自私到无私，完成了从人到神的升格。某种程度上，这是影片的一个片眼。这种令人慑服的灵魂蜕变，可以让人从平凡中顿悟伟大。影片只要真实地表现出这种令人折服的灵魂剧变过程，便可说成功了一半。因为从这种惊心动魄的灵魂蜕变及人生变化之中，我们得以真正进入一部电影的内部，明了其对于世界的真实态度。程勇的蜕变可见这部电影的态度，它是关注人的疾苦的，它是关怀社会的，它也最终是关注人的灵魂的。未知死，焉知生？这部主题颇为沉重的电影却带来一股充满力量的暖流，就是因为它是触及灵魂的。

因此，这个影片能否立得住，全看程勇，可贵的是程勇的形象立住了，这就给了影片一个坚实的基础。现实批判性的展开便具有了可能性。作为一个中年离异的男人，程勇这一形象一出场就交代一定的社会现实：贩卖印度神油生意惨淡的小店主，常年拖欠房租，为给孩子买一双球鞋面露难色，面临前妻将孩子带出国的风险，急需一笔钱给生重病的父亲治病……徐峥主演的一系列影片都有一个几乎固定化的人物情境设置，最初都饱受中年危机的折磨，但每每都借助一个反转式的“回答”，在彻底释放喜剧戏谑能量的同时，将影片导向一种“真善美”的正当轨道。《药神》将中年危机从夫妻情感破裂进一步扩展，颓势全方位覆盖了程勇的生活，眼看就要崩溃。在他身上，社会阶层的固化及置身于底层所承担的生存压力初步显影。现实的矛盾被触目地呈现出来。

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反转的契机来了。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拖着病弱的身体讨好式地找到程勇，请求其帮忙去印度购买格列卫的仿制药。程勇迫于经济的压力而答应，却意外地借贩卖仿制药而挣到第一笔钱，就此贩卖仿制药一发而不可收拾。程勇也因为挣钱而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病友，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个更加黑暗的世界，那居然是一个比他所置身的底层更其底层的世界。每一分装到程勇腰包的钱都来自一个可能正在濒临破产的家庭，这让他不能不在改善自身经济境况的同时，时时遭受内心的剧烈碰撞。同时，走私贩卖仿制药是非法的行为，加之张长林的要挟，随着钱的递增，程勇越来越恐惧，最终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妥协，围绕着他而组建的贩卖仿制药的小集团也宣告解散。

自此之后，影片就变换了格调。如果说之前的部分可算是喜剧电影的话，之后的部分就很有些悲剧的意味了。程勇偶发的贩卖格列卫仿制药的行为，不期然牵引出的却是中国社会最为暗淡的现实之一。如此数量巨大的重症患者对格列卫仿制药有巨大的需求量，且已经形成严重的依赖。但高价的格列卫正版药他们又绝对吃不起。程勇以为自己与病友进行的是一场商业行为，有买有卖，公平买卖，但直到他在吕受益死后猛然觉醒，决定再次出山贩卖格列卫仿制药时，他才痛彻地明白：他和病友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救与被救的情义关系。在这里，电影的批判性其实已经溢于言表。人们大可以就此追问：为什么病友必须购买格列卫仿制药？为什么格列卫正版药那么贵？为什么除了程勇，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帮到那些病友？每一个问题都有千万钧的分量，都不啻于对于我们社会的鞭打与拷问。程勇无疑也经历了这样的鞭打与拷问，放弃小我的个人私利当然痛苦，但在更为巨大的社会痛苦与“灾难”面前，他人性中伟大的一面终于觉醒。程勇人格的蜕变就发生在决定再次“贩卖”格列卫仿制药但不以之牟利的那一刻，而当他决定在药价升高的情况下自己倒贴钱便宜卖给病友的时候，他则已经开始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他贩卖仿制药的行为也就此冲破法与情的对立，成为一种民心所向的善举。当法与情的对立解除，当小人物的内心装满了世人，当挽救世人生命的努力将程勇等几个人再次凝聚起来的时候，电影无疑进入感人至深的部分。程勇救人的行为越感人至深、越伟大，就越说明社会在救治重症患者时的缺位之触目惊心。只有面临彻底黑暗的现实之时，批判才可以被包容，被正视，被认真对待，也才能最终形成效力。某种程度上，程勇人性的闪光处，正是社会的黯淡处，也正是批判现实的发力点。

二、电影艺术品质的过硬：批判现实的重要支撑

立住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形象是《药神》批判性得以建立的必要支点，但电影批判性的达成还有赖于电影整体质量的完成度。影片本身的质量高低是批判是否有效、有力的一个重要支撑。简单粗暴的批判之所以无力，甚至让人反感，归根结底在于影片质量的低劣。《药神》之所以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批判现实的力作，除了程勇这个形象及其凝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助力之外，吸引观众的还在于影片的故事与叙事本身。详略得当，跌宕起伏，意味深长的小细节分布其间等等，影片无疑有着扎实的叙事组织。类型因素穿插得当，感情分寸拿捏到位，叙事节奏恰到好处，情感节制而又隐忍，国产片就此显示了令人欣喜的艺术功力。某种意义上，正是类型片元素与批判现实的有效结合，让《药神》最终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远不提好莱坞历史悠久的类型片传统与现实，近不提香港影坛盛极一时的警匪片，单看中国近些年来的影片，也不难发现类型片正在逐渐磨合完善，成为内地电影的主流。在这一股类型片浪潮之中，徐峥、宁浩二人可谓是票房青睐的翘楚。仔细研读他们合作的电影，能够发现他们对于类型片的理解之深，对于当前国内电影受众及其需求的谙熟，以及他们想做好中国类型片的意愿。类型片有驱之不去的商业性，或者说，类型片就是商业性渗透、筛选、滋养的影片，总有某些固定的桥段经过商业法则的检验而成为必不可少的类型元素，只要有商业价值，这样的类型元素就会不断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类型片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这也是类型片常被人诟病的地方。但在现代电影工业中，电影的商业利润总是追逐着观众的喜好而去。类型片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使其深谙观众的喜好。人类的心理、审美情趣、影像期待等有一些共同的结构模式，类型片着力发掘的就是这些共同的结构模式，并给予适当的强化表达。

一个地方的电影工业越发达，越成熟，其影片的类型化就越成型，越成熟。好莱坞现在的辉煌依然建立在其巨大的类型片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某些固定的桥段设置显得生硬、老套，但只有观众才能告诉你它到底是不是应该被取消或更新。昂伯托·艾柯有言：“一部伟大电影和一部平庸电影的区别在于，后者有一些陈词滥调，而前者则全部由陈词滥调构成。”所谓“陈词滥调”，其实也就是说类型片处处都存在着熟悉的桥段与模式化的痕迹。在互相借鉴、抄袭与创造性的处理之间，类型片无疑跳着某种危险的舞蹈。但电影工业的成熟、电影质量的提升与类型片的成熟和普及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在这一意义上，面临体量巨大的类型片遗产，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片探索道路一方面显得无比逼仄，另一方面又确实前景无限。中国“特色”元素的类型片亟待发展壮大且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药神》正是出现在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类型片历史上的一个基石。

《药神》由一个已经由市场证明的类型片团队制作成。影片整体虽然沉重，虽然揭示了沉痛的现实，但却将沉重与沉痛处理得容易被大众感知和接受。究其原因就在于类型片元素的有力渗透。成熟的类型片一般都要糅合不同的类型片元素，从而形成跨类型的类型片，最大限度吸纳不同的观影者。《药神》具有喜剧的外壳，影片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泰 》式的喜剧风格的再现，甚至连程勇的中年危机都不乏相似之处。但它绝非单一喜剧，而是充满了各种类型片元素，成功糅合了剧情片、喜剧片、刑侦片的元素。

如果细审《药神》中几个主要角色，也能发现他们几乎就像普罗普意义上的“行动元”一样，分别有其不同的、类型化的叙事功能，从而更大程度上提高了类型片的完成度。黄毛来自农村，属于社会最底层，又颇有古代侠士风范。刘牧师则引人思考信仰与生命之间的关联，为影片注入了宗教元素。吕受益则最为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平静的家庭如何为重症压垮的惊心过程，从而击中人心的柔软处。曹斌引入侦查、破案的悬疑桥段并引人思索法、情、政府、民间的复杂纠葛。张长林本身既是人们生活中恶势力的直观呈现，又是程勇人生中必要的一个坎，有西游故事中“难”的功能……每一个人物都有其类型化的成熟处理，从而也就能够承载影片赋予其的类型化意义。甚至尽管刘思慧作为脱衣舞女与其重症患者母亲的身份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交待，但这一冲突的身份也使其在影片的类型化意义上、在程勇“神化”的过程中承担了功能性的性别角色。

尽管《药神》的成功依然没有突破消费主义的逻辑，但可贵的是，它无疑唤起了社会对于现实的关注、思考与批判的热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药神》的社会批判性正是因为其作为一部成功的类型片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才实现的。但最终，《药神》的社会批判性压过了类型片的意义，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

三、电影如何批判现实——《药神》的经验教训

《药神》在今年7月的大获成功是一个意外，又实在不是一个意外。归根结底，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对现实的沉痛批判。最为当下的现实在这部电影中有了最为直接的呈现和批判，几乎是一下子就点燃了大众的观影热情。从而在击中当下现实的同时，也提示出中国电影当前的一大问题：批判现实能力的薄弱。

当下，国产电影在批判现实时显得无力。或者更确切地说，难以在商业利润与批判现实两个方面获得双赢。当下，电影往往借重明星效应来带动票房，而一些批判现实的力作，却难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如果一个电影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它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也就难以对观众产生影响。而这对于现实而言又有何意义呢？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想要获得批判现实的巨大能量，除了影片本身的取材与艺术性的考量之外，也需要尽可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这一方面是就成熟的电影市场而言的；另一方面，只有在巨大观影人数的基础上，电影才可更大范围地发挥其批判性。《药神》有其明确的商业性诉求，但它巧妙地在吸引观众与批判现实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关注观众的所思所想，既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关注，也无损其对现实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药神》堪称一个榜样。

《药神》的成功提示了影片在追求自身质量的时候也要注重观众的诉求。它对类型片元素的借鉴也是基于这一诉求。从世界电影发展史的经验来看，最能摸索到观众需求与诉求的影片选项正是类型片。类型片正是在对一代一代观众需求与诉求的仔细探查与筛选的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来的影片类型，基本上可以说回应了最为广大的观众最为普遍的观影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类型片是“读者”的电影，而不是“作者”的电影。此处按下这一问题具体的复杂性不表，而关注它对读者趣味的强调所能带给我们的提示。

中国的电影市场目前来看也主要是“读者”导向的，但奇怪的是，“读者”对电影批判现实的诉求却似乎得不到电影市场的倾听与回应。近年来，中国影片热衷的往往是特效、奇观、IP、明星等要素，电影的工业化一直围绕着这些虚浮之物而展开，事实上一直未能或很少能挖掘到当下中国现实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影像语言”具有直观性、声画同步性和直接性，理应能够与现实基本处于共振之中，从而对现实作最为直接犀利的呈现。但是，当前电影行业的主流却依然未直面现实，依然缺少真正扎根中国现实的佳作。而就观众而言，这意味着当下电影的主流鲜少满足他们对电影介入现实的诉求。电影难以获得观众的好评便是意料之中。多年来，这不能不成为一个缺憾。而《药神》的出现正是对观众诉求的一个有力的回应，也给其他电影提供了正面的参照。

《药神》毅然决然放弃特效、IP、奇观、明星等要素，依靠扎实的电影叙事、过硬的人物塑造与丰满的细节经营等来支撑影片，并使得这一切在类型片的意义上最终互相支撑，成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药神》的叙事选择了底层人物的视角，故事也因此产生了最为朴素的感染力，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共鸣，而批判现实的意味就此自然生发。批判现实并不意味着要将现实推向万劫不复的绝境，站在极端的意义上诉说痛苦，然后站在痛苦的意义上表达批判，批判现实可能只是直陈现实而已，只要给予现实以最接近真实的呈现即可。当老太太对办案警官曹斌说“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时，关于生死的终极思考定会来到每一个观影者的心头，并给每个人以沉重一击。当张长林将世界上的病归结为“穷病”的时候，他无疑说出了某种刻骨的真实，从而引发人们关于阶层与贫富差距的广泛但也不乏悲哀的思考。当程勇幡然醒悟，重新为患者从印度带回格列卫仿制药的时候，他真的在那一刻近于“神”，然而程勇成为“药神”的现实，难道不是某种更大意义上的现实批判吗？人们自然可以由此生发无尽的联想，而这些都是影片批判现实的力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现实于《药神》而言更意味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已经有那么多远离甚至逃避现实的影片充斥我们的生活世界，《药神》只想简单地讲述现实中发生的那些沉痛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的做法却显示了无限的担当，也值得我们全部的敬意。

《药神》批判现实的力度就在这些细节之中彰显，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渗透着人物“活的灵魂”的丰满细节将会长久留存在人们心中，一再提醒人们对现实作批判性的思考。虽然电影比之于文学与现实有着更为直接、直观的同一性可能，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形式，依然只能与现实建立一种“间接”联系，依然要保持一种必要的艺术“距离”。这意味着在批判现实之时，电影只能呐喊，无法真正地“行动”。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自述其小说的取材时曾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电影大体与文学一样，其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在真实——与现实同一——与否的意义上探讨《药神》的若干不合事实之处的做法并非不可取，只是意义不大，我们进入《药神》的影像逻辑，受到一种批判现实的震撼与教益，并且由此觉到被唤醒的沉重，感到改变现实的紧迫与必要，这就已经足够了。

尽管或许在最终的意义上，电影只能以电影的形式批判现实，尽管批判现实也不是电影唯一的诉求，但我们也仍希望中国电影能有现实批判的嗅觉与勇气，将现实关怀作为自己的内在追求之一。必须再一次给予《药神》掌声，为其在电影批判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带来的启示。在其巨大的声誉背后，中国电影批判现实的一脉有可能受到鼓舞与启示而勃发，甚至可能形成立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类型电影。电影如何批判现实？相信中国未来的影片会给出更为丰富的解答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