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蕃 黄旭

东南沿海水上人家的历史渊源

“蜑家” “蛋家”  “疍民” “疍户”等，都是旧时对粤、闽沿海水上人家（这里的“水上人家”为海上蛋家，下同）的俗称。蛋，古作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未见录蜑字，宋徐铉校定本《说文解字》始见蛋字，释为“南方夷也。从虫延声”。 《康熙字典》一作“蜒”，或作“蛋”，音义均同。 《广东通志》说蛋户“其来不可考”，但又说“秦使尉屠睢统五军监禄”征西瓯越国时，一部分“莫肯为秦民”的西瓯“越人皆入丛薄中，意即其遣民”。疍户的祖先很可能属于早期岭南土著居民的一部分。

疍家作为“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的水上人家，其形成应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相当发达的秦汉时代。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他们无论在性格、语言、服饰和婚嫁住行风俗等方面，都有许多与陆民不同的传统。

民族的形成，必须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以此衡量，蛋家并不很明显兼备民族的特征，故将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族群看待较为合适。

《广东通志》说，广东这种水上居民， “晋时不宾服者五万余户”。如果连“宾服”部分算在内.可以推知他们的人口在晋朝时已经相当蕃衍的了。唐代称其为龙户，始设户口“计丁输粮”，正式纳入政府管理，供应粮食。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称蛋民为“海獭”，是因为蛋家小孩“冬夏无一缕，其类獭”，故名。此外还有“科题” “九姓渔户” “泊水”“白水郎” “游艇子”以及“惰民”等称呼。到明洪武初年，进而设“里长”基层行政;加强管理开征“鱼课”，属“河泊所”管辖。

疍家在历史上被看作是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朝夕惟局促舟中、所得鱼仅充一饱的“蛮民”，有“男女衣不盖肤，婚时以歌相迎”等习俗。旧时的疍民终日为谋生奔波，没有受教育机会，又因仅凭箩、篮、小网等简单落后工具生产，故渔获所得，除输送官府的课税以外，只能“仅充一饱”而已。更有甚者，他们还要受到陆民对之“不与通婚，亦不许陆居”的歧视和凌辱。清雍正年间，粤、闽的蛋户虽曾与陕西的“乐籍”和江浙“惰民”一起获得朝廷的“恩赦”，但他们政治上受岐视、经济上遭盘剥的情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无彻底改变。就以北海的蛋家渔民船民来说，即便是清代末年民国初年间，他们就连着鞋履上街都会被陆上居民非嘲即骂，故他們上街为免受凌辱而例多跣足。这就是北海民俗把赤脚与蛋家作为同义的由来。

北海市水上人家人数，向失详记。据北海关档案资料，清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年），渔民约为2500人，如果以此数为劳动力估占人口的1/3至1/4推算，则渔业人口此时约为7500至10000人左右。其分布大致是外沙2000至3000人，地角3000至4000人，其他2500至3000人。其中按宗族传统的不同，可分为“外沙水上居民”和“地角（含其他渔村）渔民”两部分。

北海外沙水上居民

历史上聚居于外沙和市区海边街傍海一带棚户的居民，属于广东蛋家传统，其祖先多从广东的江门（新会）、雷州的江洪一带迁来，也有从合浦沿海迁来的，但其祖先也是从广东上述地方辗转而来的，他们大致在明朝开始便陆续流寓于此了。语音属广州（粤）语系，但多带喉音。例如把“香”说成“康”， “上”说成“爽”，“牙”说成“嗄” （元音）等。男女上衣多短身窄袖，下装男的多短筒，女的多宽档阔腿。这是因为热带、亚热带气温高和便于上船操作所致，这大概就是“衣不盖肤”的传统。妇女还有个特别的头包，多用红、黄两色相间的格纹花布作夹层正方形斜罩于头上，左右两尖角从耳鬟下垂，在下额互包用别针固定，一尖角从脑后下垂，一尖角从前额突出，状如猪嘴，故俗以此为名。女衫多素色而镶花边，发多等珥饰物，满头璀璨，光耀夺目，此种装饰，广东渔民船民至今未变，而北海的渔民船民今已很难见到了。

旧时北海渔民船民居住在傍岸临水架设的棚户，竹瓦板壁，鳞次栉比，狭隘简陋，此与舟中局促生活无二。东坡云“小屋如渔舟”，仿佛似之。室内陈设例无椅桌床榻，坐卧皆席地，故地洁无纤尘。此种棚户，陆上居民管它叫“蛋家棚”。直到1950年代初期仍能见到，今已全由排建于沙洲之上的高大漂亮楼房替代了。

蛋家传统的婚嫁仪式饶有情趣。闺女出阁前10天就不许抛头露面，晚上例行所谓“哭家姐” （哭嫁），有母女对“哭”的，有姐妹（伴嫁娘）对“哭”的，实际是唱咸水歌的对答，内容不外乎歌颂父母勤劳恩德，哀叹不能长侍膝下之意。十分哀婉动听。船娘渔姬，咸集与闻，絮絮议评不休。出阁前夕称为“晚饭”，当晚有所谓“拜饭”的仪式，是罗列牲品酒饭于厅事膜拜神仙祖宗之意。此仪式亦有一说是膜拜“下凡”仙姬，故又称“拜凡”。此时女客云集厅堂，个个炫服金饰，人手一折扇，轮番双拜神主，然后围坐一堂。钗光鬓影，笑语喧阗，或讲古说文，或谐语相谑，或歌谣对答，或纸牌戏搏，深夜尽欢始散。次日出阁，夫家准于预定吉时良辰派代表（新郎例不亲至）划小艇到门“接亲”。此时盛装的新娘即拜辞祖先神祗和家长尊辈，头盖遮羞红布，由喜娘背着，在众女伴张伞簇拥下登艇。视送亲女伴多寡分乘小艇若干艘，簇拥鱼贯徐行，海港喜气洋溢。新娘到达夫家，拜堂合卺如仪。婚家所设筵席，一般都比普通市民丰盛珍贵，多属白产的海馔珍馐，凡燕窝、鱼翅、鳘胶、鲈皮、鲍鱼、海参等是必备之品，视鱿鱼、带子、蚝豉和沙虫之类为贱品。市民多乐于趋贺赴宴，事主亦因此白荣。席散，当晚有以男青年为主的所谓“伴郎”仪式，其实相当于一个说唱的“文艺晚会”。

旧时外沙水上居民普遍迷信鬼神，盖终年涉险，安危由天，故休咎吉凶一托诸神灵。疍民尤虔奉“三婆婆” （即“天妃”海神）.其他如“龙母” “关帝” “华光” “三皇”等亦在虔拜之列，故家中船上均设雕镂极精的神龛，供奉偶像多尊，琳琅满目，有如雕塑展览。外沙向有木雕手工艺的传统。渔民、船民出海前和返港后，例备体牲向神前祈祷酹报。日常生活颇多忌讳，大凡“翻” “沉“搁”“覆”之音义悉在避讳之列：用膳时，食具不能覆置，筷子不能搁于碗上，坐时两脚不能悬空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因为“翻” “沉” “搁”“覆”与“不着地（陆）”均船家所忌之故。

北海外沙水上人家又分渔业（渔民）和驳运业（船民）两种职业。

先说外沙渔民。渔民约占外沙蛋家的2/3。渔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白清代以后日渐进步，白道光年至抗战前，渔船形制和生产方式几乎无多大改变，船舶形制属广东传统。有大型的“硇州密尾船”，长六丈，广丈五，载重十万司斤（1司斤等于604.79克），三桅。中桅高四丈八尺，头桅高三丈八尺，尾桅高二丈八尺。使用大形拖网。须两船并行牵引，称为“对仔”或“对拖”。次级的叫“大开尾船”，长五丈一尺，广一丈三尺，载重三万司斤，三桅。又次级的叫“海南艇”，长三丈五尺，广一丈，载重一万司斤，二桅。均“对拖”牵网生产还兼下钓。另有一种浅海作业的艇，以钓、箔为主。到远海生产的大、中船只，都有很强的季节性和海步（本地渔民关于海上季节气候、渔场渔汛、潮汐的规律的简称）规律。每年8月起到岁杪，是谓“秋汛”，多集中到北部湾西界越南的老鼠山、青鳞山和狗头山海面上捕捞：春节起至6月，谓之“春汎”，多到涠洲岛海面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辟海南岛东南部渔场）。上述船只多一家一户经营。人手不足则雇工帮忙。出海时，除老弱留守棚户外，往往家口人畜同载， “浮家泛宅”即此之谓。凡驾船下网起网等重活，例由男子充当，炊事后勤兼帮下钓等，惟女眷是务。遇着海晏渔丰，家业易致殷富：倘遇不测风云和盗劫，船毁人亡惨剧时有发生。清咸丰末年以来，官府对渔民盘剥日益加重，除“鱼课”之外，还加征渔船“规费”，每船由银10两渐增至50两。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公然提出征我渔船规费，否则不许到越南海面作业，中国渔船被扣留勒索事件不断发生。经两广总督张之洞抗议交涉，始行停止。后法驻越总署又于光绪末年勒令我往越渔船“不准（随船）带（渔）盐”，必须向他们购买价钱数倍于我的越南盐。渔民在官府和帝国主义双重盘剥下，深感“糊口维艰”而“每多辍业”，渔民为此破产日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后，北海大小渔船仅得500艘（外沙约占200艘），比上10年的400艘发展不大。

民国以后，外沙渔民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多由原来独立的个体渔户变成依赖渔商资本生产的半雇渔了，即由渔商出资建造船网和支付出海费用，渔户出海所得产品统交渔商处理，一般是按市价压低15%与渔户结算，从中扣回投资部分，渔户所得仅属唾余。如出海费用无着则再向渔商借贷。渔户为了生存，仍甘蹈不测之深渊来为渔商创造利润。此外，政府对渔民征收的课税太重，官方把渔盐的价格定得太高，逼得渔户反而向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购买原已十分昂贵、但此时反比本国便宜一些的渔盐来进行生产。为此，中法双方官方均出于各自的利益，对渔盐进出各实行限制措施，都在边界“设置警戒”以防“私盐”流动，至此，渔民生路已全被堵死，因之“已有为数不少的船只和船员努力寻找其他谋生手段”去了。在1921年前后，全市渔船艘数已降到300艘以下了（外沙约占100艘左右）。

1939年，日军侵占涠洲岛，北海渔民在海上多罹日本侵略军烧杀的劫难，尤以远海生产的外沙渔民遇害为多。因此，外沙的大中型渔船已减少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大号船仅剩数对，即不超过10艘，大多数都转到浅海生产去了，渔民破产转业的人数又进而增加。1945年涠洲光复后，外沙渔业虽呈现中兴，但劫后元气已难复苏，故船舶多建造小型的“海南艇”，大中船已不复见了。继之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每借口征、封渔船进行敲诈勤索，渔民重蹈苦难的深渊，生计已濒临绝境边缘，此时外沙渔民仅剩2000人左右，渔船总数约为250艘，其中以小艇150艘左右占多数。

再看外沙驳运业船民。以小艇驳载货物和送客登岸或下船为业，或受雇于运输船作船员的船民，约占外沙船民的1/3，是外沙传统船民的一部分。驳运业大致形成于北海有外贸商业活动的清道光年间，操此业者多属贫渔或雇渔的家属妇女，或破产转业的渔民，有时兼到近海钓鱼辅助收入，生计比渔民艰难。驳艇业的生产工具——小艇，长约丈二，广约五尺，载重极量吨半，网底，能经受小风浪。一般由一人一橹驾驶，必要时再添一人一桨。橹长约一丈，由艇尾一网锥形牡榫支在橹柄上一牝榫之中。操作时站在艇尾的平台上，手摇橹柄左右摆动而前行，变向亦凭橹摆动，灵活自如，俗称“蛋家艇”。凡外沙船民妇女无不精于驾艇术，都有在波谷浪峰中如履平地的经验和勇气，令人叹服。驳艇业在晚清同治、光绪间为全盛，直到抗战前夕仍未衰。1949年外沙驳艇估计有400艘左右，以一艇一人计，业此者则不下400人。可推知全盛时期的情况。从事运输船员的外沙船民為数不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驳运业因为有码头设施，客货无需驳运而衰落，他们转型成为本市水运公司职工的一部分。

北海地角和其他渔村的渔民

地角（南）、高德（岭底、沙脚）、涠洲（斜阳）、成田（白虎头、高沙龙、电白寮等）等渔村的船民，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估计有5000人左右，其中地角约占3000人左右，多属合浦土著蛋民又称“珠民”的后裔（其中电白寮船民原是广东电白县籍，但其传统风俗早已“土化”：涠洲渔民多是雷州岛渔民后裔，操客家话和海南黎话），大多数操合浦廉州土语，其风俗传统与市民大同小异，而明显区别于外沙。市民管他们叫“海佬”。

船艇的形制以地角的别具特色。清一色是一种呈三角形的艇，为“地角艇”或“三角艇”，有大中小三种型号。大艇长二丈九尺，宽一丈，单桅，桅高三丈三尺。载重六万司斤，船员三至四人。中艇长一丈八尺，宽八尺，单桅，桅高二丈，载重二万司斤。船员二至三人。小艇无一定规格，形制同前，一般一至二人驾驶到近浅海作业。地角艇因体形宽展，甲板密封，船舷如鼓边形，故耐风浪颠簸，且驾驶灵活，大中艇海步最远只及北部湾西越南青鳞山附近，一般多在涠洲岛西海面生产，作业亦是“对拖”牵网为主而兼刺网，但不善钓。无家口随船习惯，此与外沙为别。论冒险耐劳，地角渔民较胜于外沙渔民;论远海生产经验，则外沙渔民胜于地角渔民，各有所长，故殷富可匹外沙。

其他渔村的船艇无甚特色，作业多属小艇浅海。

北海（合浦）土著船民在历史上所受到的岐视压迫，与外沙蛋家各有异同。历史上未闻对地角等渔民有不准着屐上街和“不许陆居”的苛例，故此等渔民无临水棚居和家口随船的传统。可能与合浦船民先世在明朝时已被划定陆居地点有关。长期以来，地角妇女尚保持着不与外村通婚的习惯，或是历史上陆民“不与通婚”而种下的遗风。同时，他们过去亦未幸免被帝国主义、官僚、封建势力和渔商等共同压迫盘剥的命运，长期处于“不谙文字”的愚昧落后状态。故迷信鬼神天命和禁忌与外沙相同，尤以迷信“校杯”占卜之风为盛。无论婚丧住行疾病建造等日常生活，均预向菩萨前焚香祷告掷“校杯”而后定，这种活动，纯属合浦地方特有的古老传统之一。所以此间渔村历来庙宇棋布，名堂众多，不胜枚举。故旧时村中扛神鸣锣活动殆无虚日，凡有疾病多不就医而求巫，年中集体祈禳赛神活动所费不赀，其他渔村亦大致相类，但未如地角为典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风已渐移易。

北海渔民船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

北海市渔民船民尽管各自宗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具有勇敢、耐劳、诚朴和好客的共同性格。至于善水性、占气象、察水文、稔海步等则是他们共同的职业能力了。

北海渔民船民在历史上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决定了他们富有反抗斗争的传统。

清道光、咸丰以来，国势日衰，北海港是帝国主义首先侧目和染指之地。对外国的经济、文化和武装的入侵，北海水上人家均有直接的惨痛体会，故反帝斗争传统亦因之形成。自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北海为口岸之后，在航运领域与外轮对抗争夺，致使对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乃是一部分从事“头艋”海运船员的外沙船民。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坚守北海部署边防准备迎击入侵法舰、使敌不敢妄动的总兵官梁安真，就是外沙船民出身的。在沿海布防警戒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民兵亦多属各渔村人民。民国以后直到1949年前，北海水上人家的斗争矛头转而指向重压在头上的帝、官、封的反动势力。如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1925年省港大罢工，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罢工和抵制英日货运动，外沙驳艇船民和码头工人一起，都积极响应配合罢工斗争。1926年的工农民主运动，外沙船民在中共北海支部领导下，组织“驳艇工会”，与商店员工、船员、码头工人一起举行罢工示威，要求增薪和改善待遇。1932年，为反对广东军阀陈济棠征收北海的“海味捐”，以渔民为主体，有商民、店员工人、学生等参加的罢市罢工罢课示威风潮席卷全市，“税捐处”被砸。1937年，北海船民积极配合“北海对日经济绝交会”的群众爱国运动，拒绝装运日货和资敌物资。1948年前后，北海渔民亦曾同反动的“海上联防队”和各杂牌驻军的封船勒索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故意把船艇搁浅凿漏，或他驶逃避等，使反动军队一筹莫展。但是，在反动政权长期重压下，北海船民最后被弄得家业凋零。据统计，1949年北海渔民共有2230户，10650人。其中劳动力5053人，大小船艇1570艘，渔业总产仅为1 100350市担。

“出水火以登荏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水上人家处在苦难深渊的漫长痛苦。经过1952年狂风暴雨般的渔改运动和民主建政运动，渔民船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获得了解放，为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准备了条件。他们从1954年至1958年，先后由若干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进而到高级合作社，最后组成渔业公社3个，水上运输公社1个，还有涠洲公社的渔业大队2个。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生产力发展迅速，集体经济日益扩大，渔民船民收入不断增加。

随着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渔民船民队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中有部分从政从工或转到全民所有制的捕捞、港务、航运等企事业单位，成为国家干部和职工。也有部分市民、农民和内地水库移民参加到渔民、船民队伍中来，故传统的水上人家至今已难甄别统计。1979年，又有从越南被迫归国的难侨渔民7000多人组成的“华侨渔业公社”，其社员多属外沙传统渔民。据1982年统计，全市渔、船民有39909人（未包括全民所有制的渔业公司、港、航单位的船员）.其中渔业劳动力8357人，集体所有制的水运公司社员963人，渔民船民已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渔民船民政治上的彻底翻身，使“出水火以登荏席”的多年祈求成为现实。

政治上的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船舶网具和捕捞技术的革新，渔产量迅猛提高。仅1982年总产（未含全民所有制企业）达到1000240市担，相比1949年1 10350市担提高了近10倍。网具已由人造纤维代替了传统的天然纤维。作业有拖、围、刺、钓、缯、张网等十几种，以拖为主。作业区除上述传统的区域外，还新辟了海南岛东部春汛渔广一区。拖轮、货驳、帆船等各种运输船体也日渐增大和机动化。传统的小艇舢板已经逐步淘汰了。

渔民船民收入逐年增加，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政策落实，实施了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社员收益分配与年俱增。

同时，海洋气象预报的经常制度化，船舶通讯、导航和鱼群探测的电子化等设施，渔政渔监机构的加强指导和监督，使船民的人身安全和生产效益有了更好的保障。加上渔村教育和文化衛生设施的普及等等，这些都成了促使船民移风易俗精神文明的动力。传统的棚户茅舍已为崭新整齐的砖瓦楼房所代替，家庭电器化，衣着趋时化亦和市民无异。 “不谙文字”和“信巫不信医”的蒙昧状态早已结束，他们再不相信“天妃”菩萨能主宰命运了。婚嫁对象也不局限于本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