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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儒商与现代儒商精神

2018-12-27

齐鲁周刊 2018年38期
关键词:儒商儒家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现实中,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那么,“儒商”是什么?儒商文化有何特色?本刊特邀请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颜炳罡为我们剖析儒商的历史脉络、精神内核与现代使命。

何为儒,何为商?

儒商,望名生义,就是既儒且商,或者说具有儒之特性的工商界从事人员。那么什么是儒呢?

对于什么是儒,一向众说纷纭。章太炎先生《原儒》中,对“儒”这一名言作过详细考证,他将儒之“名”分为达、类、私三个层次,指出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涵义。

“达名之儒”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儒。许慎《说文解字》中“儒,柔也。术士之称”,一切术士皆可称为儒。战国时期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蓍龟、形法,此皆术士,因而儒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的专称,而是指一切有一技之长或有某方面才能的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儒就不是专指儒家,一切私家无不在于坑杀之列。“类名之儒”是指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类名之儒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即以教书相礼为职业的人 。这种职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老师。 “私名之儒”,是指最狭义的儒家,即儒家学派或者指儒学的信仰者。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就是指私名之儒。达名之儒泛指一切有文化的人,类名之儒相当今天人们所称的老师或师傅,私名之儒指孔子学说信仰者,儒家学派。

商人指的什么?考诸文献,商之一名经过了由地名到族名再到职业之名的三次转变。《史记·殷本纪》记载,契,母为简狄,是五帝之一帝喾的次妃,吞食玄鸟之蛋而生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封契于商。《诗经》中也有“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商是地名,契封商之后,其子孙在商这个封地繁衍生息,就成了商族。

儒与商一学一商,职业不同,但二者可以说同源而异途。其一,儒与商都是商民族的后裔。商人源于商遗民的后裔,按照胡适《说儒》一文的观点,儒同样是商朝遗民的后裔。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儒与商同源不仅可以从殷商亡国时说,甚至还可以上溯至商族诞生之时,商族人起源就是儒的起源。契是商族人的祖先,契同样是司徒之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教育与文化部长,而“儒者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史记·殷本世》同样记载,舜命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盖指五伦之教。从儒源于司徒之官的意义上,契既是商的祖先,也是儒家的思想祖先,儒与商一体同源。

由此,我们认为,儒与商不是矛盾的,更不是相互冲突的。儒家固然强调重本(农业),但从来也不否认商人在社会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从孟子的强调一人之身,且百工之为备,特别强调“通功易事”即主张社会不同职业的人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实观劳动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孟子、荀子等大儒皆主贸易自由,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垄断。到西汉桓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贤良文学之士坚持反对国家垄断,主张不能与民争利,要求贸易自由。到两宋以下尤其明清两代,鲁商、徽商、晋商、浙商等崛起,不少人走上以儒经商,以商补儒的良性互动。

根据章太炎先生达、类、私对儒的三层规定,我们将之运用在儒商这一概念上,那么儒商也可分达、类、私三层:达名儒商是指一切有文化的商人,当今之世,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东亚人,一切有文化的商人皆可称之为儒商。类名儒商是指有文化修养同时又有文化关怀的商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不将自己的商业活动仅仅视为商业活动,而是同时视为教育活动,将企业视为大学校,视为员工继续学习、继续成长与提高的大学校。作为私名之儒商是指以孔子为信仰对象,先义后利,有家国天下情怀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一切人士。

新儒商階层的时代精神

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由欧洲逐步转移亚洲的世纪,或者说是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世纪,其中,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天,颇为流行的一个词叫“中国梦”,中国人的百年之梦。中国梦何时梦圆?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中国的梦圆时分。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如果只有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硬实力的复兴,而没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等软实力的复兴,这样的“中国梦”是不圆满的。无论从圆梦的过程,还是从圆梦的标志来看,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管理之长,创建自己管理、经营模式的新儒商的出现是不可或缺的。而新儒商阶层的崛起应具备如下精神:

诚实守信的人格精神。儒家认为,诚是天道,天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故“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不诚连物都算不上,哪里谈得上人呢!诚,虽然是普遍的,然而自觉地体现诚、实现诚,这是人之道即人所特有功能。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守信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天命,更是人的天职。传统的商业伦理中,“童叟无欺”就是诚。而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关系上的经济形式,不是远离了而是进一步印证了孔子“无信不立”的教导。没有信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与关系都无法建立,更无法运行。

我曾在《儒学乃经世济民之学》一文指出:“如果抱着春节晚会‘卖拐的方式投身于市场经济,利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去忽悠纯朴、善良的百姓,去践踏社会的良知,可能会赚点蝇头小利,但不可能做大做强,更不可能做久。”今日“毒奶粉”“毒水饺”“地沟油”“毒鸡蛋”等事件就是一批背弃古圣往贤忠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小人之所为。可以说,背弃了儒家的教诲,唯利是图,这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真谛。任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产品见证人品,用人品去生产商品,这样一个企业才可大、可强、可久。”

“以财发身”的专注精神。《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就是以财富作为成就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方式,而“以身发财”就是生命是发财的手段,“人为财死”是以身发财的极致。现代社会是人生价值实现方式多元化的社会,就是说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与方式。从政、经商、为学、写作、体育、演艺等等,都是成就自己人生梦想的方式,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经商,就要像《大学》所讲的那样,“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去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一位真正的儒商不会一直盯着行政上的官位,将经营视为手段,做官才是目的,那就不是儒商。“以财发身”就是说将社会财富的创造视为自己人生理想实现主要方式,心甘情愿地用自己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去衡量。对经营有专一、专注精神,要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的境界提升。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方面体现着坚毅不屈、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叙说着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与开放包容。儒家认为,天道运行不已,从未停息,作为天地儿女应当像天那样,刚健不已,自强不息。这一精神体现在新儒商中就是奋斗不已、创新不已的精神。在生产与经营中,不断探索着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的创新,与时俱进,以保证企业兴旺发达,生机勃勃。

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儒家文化是贵和文化,“和为贵”体现在商业中就是“和气生财”。商场如战场,这不是儒家的观念。儒家主张合作互利共赢。孔子主张“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约定、协议近于合理,这样约定,这样协议,这样合同才有兑现之可能。即使不能合作,也要“买卖不成仁义在”。经营者所经营的东西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人品。生意场少一点兵法、纵横术、阴谋、阳谋,多一点道德、仁义;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劣质竞争,多一些良性互动;营造良好商业生态,这是儒商的企盼,也是新儒商的使命。

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孔子为实现仁道理想于天下,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栖栖慌慌,奔走于各国之间。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一境界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没有完全实现。孟子主张“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就是兼济天下,自己富起来了,就让天下人与自己一样富起来,这就是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精神。面对21世纪,新的儒商阶层需要比传统的儒商更有同情心、仁心、爱心,尽己所能,造福于苍生大众,造福人类,造福于子孙后代。

天下为公的精神。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公天下是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私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共之。尧舜禅而不传,即在公共权力运作上,选贤与能,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公天下。传贤而不传子,可谓“利天下而弗利也”,就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有利天下人而不自利。作为新儒商的公天下之心就是不将企业视为一己之私的存在物,而是视为自己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展现方式。自己经营的企业是全体员工的企业,是天下人之企业,子贤则传子,子不贤,企业则传贤,让自己人生理想通过贤者的代代传承得以延续与壮大。

如何成就一名儒商?

儒商是既儒且商,因而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商人中的特殊群体,从达名之儒的意义上说,儒商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商人群体,从私名之儒的意义上,是有儒家信仰、有道德操守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用日本现代工商之父涩泽荣一的话说,就是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的工商人士。《论语》代表着道德,算盘代表着谋利,道德仁义,是士魂,谋利需要商业的才干,是商才,由此而言,儒商是“士魂商才”。

我们认为,成就一名儒商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关系:

其一,义利合一,以义为先。义利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然而,儒家认为,义与利是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义即道义、仁义、公正、合理,利就是物質利益、利害、个人好处、收益等等。在儒家学者看来,“利天下而弗利”即有利于天下不自利就是义,兴天下之利就是义,可谓义与利合一。荀子曾说,义与利人之两有也,尧舜为君也不能让人只有义而无利,桀纣为君也不能使人只有利而没有义。儒家并不否认人有趋利避害、欲荣而恶辱的自然欲求,更不反对人们尤其是百姓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但儒家反对执政当局与民争利。要求统治者“以义为利,”而不能“以利为利”。

儒家并不是一味赞扬贫穷,孔子强调“富而后教”,主张“富而好礼”,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但儒家认为,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要“见得思义”,“以义为上”,孔子明确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反过来,义而富且贵呢?孔子肯定不反对。

由此,我们认为义利合一,以义为先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义者,利之本也。”“义以生利”、“义以建利”早在《左传》中就已表达了这种观念。这一价值观可以成为从事工商谋利活动即儒商人士做人的尺度。谋利是发展经济、造福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是追求仁义道德,而不追求利益,道德境界虽高,但不是企业家,不是商人。只是追求物质利益、不顾天下人之利、他人之利,一味追求所谓个人利益、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仁义道德,那就是奸商。作为儒商就要做到义利合一,以义为先。

其二,仁智合一,以仁统智。仁即是人,或者说仁是人的本质,是之所以为人之道。孔学即儒学归根到底是仁学,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学。智即智慧。在儒家看来,仁与智是一个君子应对自身与外在世界的两种方式,仁指向内在成就自己,即提高个人修养、素质、境界,通过自我的塑造与完善,成为一个仁人君子。智指向于成就外在的事功,一个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于人类社会没有智慧才能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在孔子看来,仁和智二者缺一不可。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慧足够成就事业,然而品德不能守住事业,虽可以开创一番事业,最终会丧失这番事业。大到天下国家,小到企业经营,无一例外。我们要创业,要不断扩大自己的业绩,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随着自己业绩的提升,为了守住这个既有业绩、成就、地位、名声等等,这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品德。仁智两方面提升就是仁智双彰。

如何使自己仁智双彰呢?《大学》告诉我们教给我们一方法,这就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好学即爱好学习接近于智慧,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生于学习。“好仁而不好学,其弊也愚。”愚即被人所愚弄。力行与好学是成就仁智双彰的方法与方式。

成就一名儒商既需仁,又需要智,然而,仁与智不是平行并列的,在仁智关系中,仁是统帅,仁应当统智,而不是智慧统仁。这就是告诉我们,任何商业智慧都应在优良品德之下发挥作用,没有良好品德的智慧可能会转化为阴谋与机诈,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祸害人类。而没有智慧的仁,往往会被人所愚弄、受骗,最终难以成就事业。

其三,德才合一,以德统才。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在于儒家自孔孟起就是言道德,说仁义,以德为教,以德行政。儒家认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但德是第一位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一位成功的儒商当然也应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良好德行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而才能无法补偿道德的缺陷。一个真正儒商会将做人放在第一位,修身放在第一位,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以势压人。只有以德服人,以德经营,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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