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启，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社会问题，全新的挑战需要社会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是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的模式，本文就“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背景、原因和措施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社会治理模式

基金项目：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2017年度校院级课题“依法治市背景下长寿区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车舵，中共重庆市长寿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294

一、“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构建社会治理模式的时代背景

建立健全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如何选择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党中央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大会指出，我们既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要以法治体现道德，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以德治滋养法律，强化道德对法律的支撑作用，实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提供了依据和方向。习总书记在2018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上，就法治和德治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和重要指示。

习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十九大报告关于法治和德治结合的深化，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的根本所在。

纵观人类历程，法治和德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法治，是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标准行为模式；德治，则是通过道德力量的约束，教育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标准的价值行为模式。虽然法治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执行，是一种刚性治理，德治依靠社会舆论力量和人们内在良心和信念执行，是一种柔性治理，但是两者的目标本质上是统一的，可以说，区别只在于起作用的方式。

二、“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构建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依据

（一）单一模式的局限性

单纯的法治，是存在局限性的。

一是难以化解主客观化的难题。法律法规在制定和实现上体现的是一种集体主观行为，这使得法律法规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上缺乏必然性，法律法规的制定也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集体主观不能正确的反映真实客观，那么法治对公共秩序和公共效率则会产生损害和阻碍。

二是法律的普遍性问题。由于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很多的个体化、个性化差异，因此不可能制定出适用于所有人、所有问题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执行，难以避免地会对部分人或者部分集体的利益造成限制或损害。

三是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法律法规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方式，通常来说法律调整的是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不可能涵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道德范畴的思想等问题并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再诸如让座、插队等问题也不受法律约束。

单纯的德治，也是存在局限性的。

一是道德的强制执行力弱。道德基于人们的价值观、内心和社会舆论，在强制性和强制力上都远远弱于法律，过弱的执行力使其对于违反标准者显得无能为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

二是道德具有多元性。法律在其适用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规则，而道德在其适用上却可能存在各种差异，甚至在同类利益之间也可能存在分歧与冲突，这样的分歧将直接带来不同的道德评价，不同评价既不便于民众的遵循也不便于公权机关的执行。

三是道德变迁的滞后性。道德的形成和普及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时期，而在社会转型变化中，道德的发展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变迁，就好比封建时期的“三从四德”，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反而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稳定和新时代下的良好社会秩序需要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统一来共同维护。

（二）“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我国历史上，其实法治与德治的互动早已产生。纵观历史，早在周朝时期，就提出了“明德慎罚” （《尚书·康诰》）的治国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又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治能起到刑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主张治国应以德服天下。孟子也提出过“德法结合”的思想，比如“徒善不足以为证，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到西汉时期，以董仲舒、贾谊为代表的儒家弟子，他们认为单靠法治是没有效果的，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民众心中建立道德防线，从而实现“不令而行，不禁而止”的效果。以儒家天人合一为基础，当时提出了“大德小刑”、“先德后刑”等德主刑辅的思想观点。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又提出不能因崇尚道德作用而废弃刑罚，又进一步强调了法律与刑罚的作用。从“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可以看出“德主刑辅”的思想更加完善成熟。从这些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其实一直遵循着“德法结合”的治理思想，即历史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应该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应该相互促进，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是健全完善的社会治理之道。

（三）“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是现实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阶段的社会关系，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突飞猛进、政治越来越民主，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涉及的主体更多元化，社会关系的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难度越来越大，触及的深层问题更多，面临的挑战更巨大。这些都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国现阶段社会法律法规仍不够健全，包括选举、民商、监督等，官员腐败问题也屡见不鲜，政府公权私用，公民参与不畅等。这些都是由于物质飞速发展与精神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物质进步了，可是人们的道德观念转换却没有跟上，精神生活滞后，所以社会道德问题也日益增多，拜金、个人主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疫苗造假、食品安全问题、老人摔倒等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所以，社会治理面临的诸多全新问题和严峻挑战，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在我国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现实需求。

三、“法治和德治”相统一构建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途径

（一）建立健全法治政府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全面提升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又是以德治国的强力保障。法治政府，简而言之就是使政府的各项权利都运行在法律的轨道上，即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必需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法治政府，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发挥政府诚信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政府行政机关在预防和解决问题上的作用，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加强政府人员法治教育的培训、考察，提升法治人員执法实践能力，改革民众信访制度，加强政府工作复议行政和完善政府职能行政机构。

（二） 培养“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思维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思维必须包含有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的战略思维。用法治为建立、维护、实行社会主义道德提供法律保障，用德治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为了使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思想更深入人心，一方面需要加强法律的宣传力度，提升政府依法办事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加强法律工作者依法办事的意识和素养，增强普通民众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

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宣扬社会主义道德、公德，注重个人的三德培养，即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通过法治体现道德，同时通过道德支撑法律，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相互促进。

（三）推进“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制度建设

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建设体系上基本做到科学制法和合理制法，但是仍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执法问题和司法不公，这和不重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有着一定关系。因此，构建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加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

一方面，将道德教育的导向和价值观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相关制度中，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将道德规范与行为约束贯穿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工作制度、行业行规中，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逐步形成讲法律、讲道德的良好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还要出台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制度能够落到实处。

（四）探索道德教育和道德监督相结合的机制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需要大力推进民众道德建设工程，培养人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讲道德、守道德，形成社会积极向上、积极向善的风气。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要加强道德教育规划与领导，加大道德建设投入，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增强教育实效。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加强道德教育的渗透作用，汲取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髓，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深入人心。和谐社会良好的德风尚要靠教育、要靠法治也要靠宣传。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推进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陈泫伊.浅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楚天法治.2016（10）.

[2]李庚香.坚持和创新"德法双治"治理范式.中州学刊.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