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

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不同群体之间会逐步分化，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与分层也会呈扩大趋势。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逐渐根据从业类型差異，分化出几种不同的亚群体。他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和挣扎的图景，如今看来颇值得细味。

【谋生：“一个人有三个人格”】

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刺激了近代上海新闻与出版业的发展。西人一直将上海作为传教与出版的中心地，所创办的出版与传媒机构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众多官办或商办的华人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出版业旺盛发展，即便淞沪战争也未对其整体构成严重影响。

如此迅猛发展的出版业形成了一大批从业人员。“如果以全上海1931-1936年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的人口平均数为3490790人计算，出版业所吸纳、消化的人口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2.3%。通过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已经有很大规模。”一本书的问世源于作者与出版者的合力。从晚清到民国，随着作文取酬的制度化，文人的职业意识与权益观念逐渐增强，因此孕育了两大群体的知识分子：一是以“卖文”为生的现代职业作家与自由撰稿人群体；二是出版与传媒业从业人员群体。

与此同时，清末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标志着上海近代大学的诞生。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已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海文人曾今可在一篇随笔中用一则对话讽刺上海的大学教授：“甲：现在的大学教授，多如过江之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