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实习记者 张纯

“一个姓武的人偏偏喜文，一个和罪犯打交道的人偏偏叫和平，从古老的开封走出却被人认为是极具现代感的警察，这一系列的反差很协调地出现在武和平身上。”白岩松如是解说武和平其人其名。

武和平，在公安战线勤奋工作40多年，从地方公安局局长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亲历和见证了“说”还是“不说”的种种交锋，目睹了政务公开的大门如何在吱呀开敞中，一步步迎来了曙光。

让我们乘坐时光机，和这位老公安回到过去，听他讲一讲那过去的故事。

见证媒体的力量

警察如何破案，其中的艰辛与曲折、正义与邪恶的真实较量，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特大的文物盗窃案，打破了局面，揭开了公安工作的神秘面纱。而时任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2年9月18日，开封市博物馆69件明清宫廷御用瓷器、玉器一夜间不翼而飞，博物馆内八个红外线报警器被破坏，展厅内八个展柜被撬，值班人员没有丝毫察觉。这起总案值超过6个亿馆藏文物被盗案，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海内外。那时，武和平担任局长不到半个月，他立下军令状：不能破案、就地辞职！

武和平告诉记者，“9·18大案”是公安工作“打开大门、撤掉围墙”的突破口。在案件侦破阶段，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获取作案者留下的蛛丝马迹，武和平破天荒地请求上级，允许公安机关在电视上向公众介绍案情，请百姓共同协助破案，使有限的警力扩大成老百姓的千家万户和千军万马。在广播、报纸的配合下，协破案件的电视讲话被轮番滚动播出，一时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武和平清楚地记得，就在面对茫茫人海一筹莫展时，是博物馆的干部、职工提供了作案者入馆踩点的重要线索；是现场一侧夜间睡觉的民工清楚地观察到了对方的形迹，提供出对象相貌特征；是夜间巡湖的值勤员、上早班的环卫工人发现了运赃车辆军用牌号；是宾馆服务员和被盗车辆单位的销售人员准确提供了作案人的细节特征……由上述30余人提供的细节拼成模拟画像，其准确程度连落网后的四名作案者看了也哑然苦笑，为之叹服。

随后，电视剧《9·18大案纪实》向广大人民群众还原了公安机关整个破案过程，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首部由真实警察出演的纪实电视剧。一夜之间，武和平和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成了世人瞩目的人物，仿佛变成了一群智勇超凡、行侠仗义的传奇神探。“其实我们都是肉眼凡胎的常人，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长处就在于通过媒体，把群众发动起来，使碎片化的信息聚合成破案力量，在这方面媒体具有不可估量的神奇力量。”武和平深有感触地说。

“9·18大案”的侦破和电视剧的播出带来的巨大影响，给武和平心理带来了极大震撼，他认识到媒体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动员力，不仅是集聚强大侦破资源的法宝，也是宣传公安工作的强大舆论阵地。公安部门除了必要的保密内容外，其余部分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向社会宣传，在公众与警察之间打造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增强警务活动的公开性，将大量警营司空见惯而社会上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传递给公众，以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不久，他实践这些理念的机会到来了。

警民同心万里行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公安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治安形势，像汹涌的浪潮一样冲击着传统观念和旧有工作格局的堤坝，给各级公安指挥员带来了诸多困扰。如何适应我国社会历史性的巨变，改革和加强公安工作，开创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新局面，是各级公安机关决策者们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1994年后，武和平奉调到公安部宣传局。从破案局长到宣传局长，武和平转身“文和平”。

据统计，当时电视收视率在城市已达90%，在农村为60%，报纸阅读为30%，电台收听为10%。武和平结合“9·18大案”的侦破经验，提出公安工作在动态环境下应当实现社会化，成为开放系统。公安宣传应与电台、电视台、报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发挥这些宣传媒体在“大治安”中的作用。

他强调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不善于运用新闻宣传武器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不是一个明智的公安指挥员。公安局长应当带头组织民警，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进行法制解读和警情通报，增信释疑。对发生的重特大案件，可以借助新闻媒介发动群众，提供可疑线索，举报犯罪分子，对负案在逃的要犯实行公开通缉，发动社会力量协助公安机关开展缉捕工作。

为了让群众更加理解和支持公安工作，形成“警察冲在前，百姓做后援”的警民合作的社会氛围，根据公安部领导决定，武和平和同志们组织了“警民同心万里行”活动。

1995年2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公安战线的劳模齐聚北京，公安部从中选取了一批英雄组成报告团。英模报告团扛着“警民同心万里行”的旗帜，从天安门旗下零公里出发，深入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听万人汇报、听万人意见、结万里情谊”，与各地英雄模范、新闻记者广泛交流，产生了警爱民、民拥警的轰动效应。

此后，又相继组织了对济南交警、漳州“110”的宣传。纠正违章先敬礼的山东济南交警、5分钟内救民于水火的福建漳州“110”、永远对百姓带着憨厚微笑的江西南昌筷子巷派出所户籍民警邱娥国、与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首都民警崔大庆和新疆富蕴维吾尔族英模赛尔江……英模们如群星灿烂，镌刻在共和国普通老百姓的心中。

打开天窗说亮话

时间之轮转到了21世纪，信息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走向了深水区，世情、国情、社情、民情、舆情一切皆在变动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意愿表达在扩大，本来是官方居高临下、宣传灌输，变成了平视交流、传播沟通；本来是权威部门单方面发号施令，公众响应服从，变成了舆论监督、网络问政；本来是真理在握，单靠说服感召、榜样引领，就会使人热衷拥护、激情燃烧，变成对官员的挑剔苛责和检视；本来是闭关锁国，关门搞建设，一切服从斗争形势需要，对负面事件“秘而不宣”，却变为国门洞开，高度透明，外国记者长驱直入，直接采访。

执政环境和舆论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引导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政府必须实行阳光政务，由过去对突发事件的“基本不说”到今天的“主动要说”。

“政府应该立于时代的潮头，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将巨变中释放的能量作为革故鼎新的资源。”武和平说，“这取决于政府的回应是否充分真诚，是否具有博大的包容性，能否将社会参与的大门更大地敞开，使平等协商、对话监督享有更广泛的公共空间。”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情况不透明、公开不及时，导致民众恐慌和谣言四起。为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当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启动了全国第一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名官员一起参加了培训。

2005年，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的要求，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这3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委首先建立例行发布制度。这就是卫生部毛群安、教育部王旭明和公安部武和平被称为新闻发言“三剑客”的来由。说起这段往事，武和平对记者叙述了这样一个经历。

那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公安部一位主管领导问武和平：“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作为有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武和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说二保八，该保密的必须守口如瓶。”没想到领导摇头道：“这可不行！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担负为民执法和服务的职能，80%事情要公开。让你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

这次谈话给了武和平深深触动，真正让他拥有了新闻发言人意识。他说：“当好一个新闻发言人，就要以科学的新闻观指导发布工作，以开放的胸怀面对媒体，以方针政策和法律作为应答之本，以坚定的立场和娴熟的业务实现发言意图。要想引导舆论就要善待、善用、善应媒体，才能主动引导舆论。”

武和平主持过很多新闻发布会，最令他难忘的还是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新闻发布会。

当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后，面对别有用心者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舆论，公安部决定由武和平出来说明情况。

他在7天的准备时间里，先向老作家苏叔阳借阅了《西藏读本》，了解西藏历史和宗教传承。接着又拜访了国家宗教局，讨教宗教政策及相关口径，还随公安部主要领导去了拉萨，看了现场打砸抢烧的惨状，了解掌握了大量“藏独”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证据。

“我有了这三个准备，再加上多年的工作经验，心中就有了谱，会被问到的问题都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新闻发布会一开始，武和平就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自信和诚意：“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不限时间，问到没有问题为止。”

一名外国记者提问：“你们的警察为什么包围寺庙？”武和平先反问记者：“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必被科罪量刑。请问，在您的国家是否因宗教去杀人放火就能不予治罪？”外国记者立刻否认。

武和平接着从中国法律制度讲到“藏独”分子的犯罪行径，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况：“如果犯罪者得不到惩罚，正义就得不到伸张，各族同胞就不能享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我刚从西藏回来，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现在寺庙的宗教活动和藏民的生活是正常的。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是不可能得逞的。”

经过激烈的交锋，发布会结束。现在回忆起来，武和平依旧十分激动：“新闻发言人在国内发言代表本部门，面对国际媒体则代表中国，我觉得自己未辱使命。因此，这场发布会也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场。”

武和平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位置上一干就是八年，每场发布会对他而言都是挑战与学习。直到2012年4月，他从新闻发言人位置上退休。

如今，首批新闻发言人中不少人虽已退场，但千万个新闻发言人站了起来，国家多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政府普遍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三人小合唱变成了万人大合唱。每年的新闻发布会达到了数千场。这一路走来，历经“非典”“冰雪灾害”“5·12”汶川地震和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洗礼与考验，磨砺出一支队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发言人，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布机制和制度。

武和平向记者介绍他的部分著作 张纯 摄

武和平向记者介绍他的部分著作 张纯 摄

退休后的武和平转身向学，活跃于三尺讲台，担任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基地的首席培训师，为许多部委、院校、企业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进行授课。在此期间，他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三本专著，其中《打开天窗说亮话》《公开才有力量》两部作品涉及新闻发布工作，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刊印。正由于此，他被评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贡献人物”，其专著被称为“改革开放与公共关系40年影响力公共关系人物、影响力公共关系著作”。

改革开放40年来，是中国发生深刻巨变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政务传播从背向世界的封闭走向面向世界的开放，到融入世界、立于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转变。与其说武和平是共和国首批新闻发言人，不如说他们是时代的发言人。

回首既往，他总结了我国新闻发言的九个可喜变化：从门虽设而常关的“闭门不出”到发言人群体登场，形成方阵；从不敢说、不善说到占领话语场，掌握定义权，释放正能量；从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发布到政务公开的常态发布，并实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制度化；从一般陈述性答问到智慧化解答客难的金句妙语；从简单的追问式发布到议题设置的主动策划；从对国内的信息发布到面对国际传播大舞合讲好中国故事；从专职发言人的表述到党政负责人的发布示范；从单一的发布场到融入新媒体洪流，运用多元话语方式打好全方位舆论战；从被动的舆论引导到引导舆论。武和平指出，上述最具意义的变化就是新闻发布者提高了媒介素养，善于进行议题设置，通过议题设置主动引导媒体，由媒体设置议题来有效引导受众，从而化解公共舆论危机。

从武和平身上，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政府新闻发布的事业，会在今后的道路上风雨兼程，与时俱进，为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全面推进党、国家、社会各方面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长治久安作出新的贡献。

｜采访手记｜

与武和平老师的相遇真可谓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武和平老师应邀作为讲师，参加《民主与法制》社南京记者站培训活动。彼时，我正要前往南京参加马拉松比赛。临行前接到领导指示：任命我为武和平特别助理，任期一天。

那时，我对于武和平的了解还仅限于百度百科：河南开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宣传局局长，2005年至2012年4月担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

在去南京的车上，在我们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都一直保持着笔直的姿态，谈吐举止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缜密的思维逻辑。这是他身上文武特性有机结合的体现，也极符合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特色。

从1971年到1994年，武和平一直从事一线业务工作，干过户籍警、侦查员、警校教官等，后来担任公安局长、副市长，随后又在陕西省委挂职，担任政法委副书记。2005年起，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他出色的表现，赢得国内外记者的一致好评。虽说发言人的素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来，但是要想做到“出色”的水准，绝非仅此而已。然而谁会知道，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学识功底，究竟浸透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1967年初中毕业后，武和平在那动荡不安的下乡岁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知识的热爱，用最笨却最有效的方法——背诵，走过了“坎坷、苦涩的读书路”。

最后，武和平用一首流传甚广的古诗，道出他的目前状态及坦荡襟怀：“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