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明明

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普通的民房里，一个虚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梦里不知身是客，只把他乡作故乡。

有人来看望他，老人念念有词。年轻人弯腰去听，听了半天，只听到一句：“我是一条狗，叫了100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那年，老人虚岁100岁，这位百岁老人正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他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走过了三个历史时期，却不曾叫醒当时动荡的中国。

对比一下，现在11岁的孩子大部分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正忙于写作业，奔波于各种辅导班充实自己。

但100多年前的晚清，11岁的江苏丹阳少年马相伯却意气风发地离开家乡，独自向两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上海出发了，他想见识下这个广阔的世界。

到了上海后，他一头钻进上海徐汇一所教会学校，苦学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国语言，同时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成了中国那个时代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七国语言的人才。

经过十几年的埋头苦读，当年那个独自出门的少年终于被授予神学博士。那年，他整30岁，已入而立之年，一肚子的学问却无处施展。马相伯本想献身教会，可外国人气势凌人，经常欺负中国人，在无比的失落和悲悯之中，马相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

既然不能在教会施展学问，实现抱负，那就索性从政。1876年，马相伯敲开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门。

凭借熟练七国语言的优势，马相伯追随李鸿章，担任其助手和翻译。可晚清大厦将倾，马相伯纵有百般学问又能如何呢？他能做的不过是跟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谈判桌上，马相伯纵然用尽全力，代表国家唇枪舌剑，拼命斡旋。可回国之后，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卖国贼”讨伐声，所到之处全部是冷眼。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他，甚至常和外人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

母亲临终之前，马相伯想陪在她病榻旁尽孝道，却被母亲拒绝。直到去世，母亲也不肯和他说一句话，而母亲葬礼上，马相伯大哭不止。

这一年是1900年，马相伯60岁。

母亲去世之后，他陷入极度悲愤与失望中，人生也已步入晚年。他觉得自己这一生终归一事无成，不如远离政治，此生落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

马相伯从家中拿出地契，将3000亩田产全部捐出，并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剩下的日子，他想安静地等待自己人生的落幕。

回首这一生，他有少年求学时的意气，有救国无门时的失望，有母亲死不瞑目的痛楚，也有白茫茫一片的洒脱。

马相伯原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殊不知，他悲怆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901年秋，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早已得知马相伯的名声，便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并没拒绝，点头答应。不料蔡元培一来，来找马相伯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时，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更多的孩子有书读？”

在教会的支持下，马相伯于1903年春办了震旦学院。大学问家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地著文庆贺，他在贺文中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不经意间，马相伯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而且，马相伯对学生来者不拒，只要有才华、爱学习的学生前来报名，他都收入门下，尽心尽力教授他们知识。

当时的于右任还是一个文学小青年，中了秀才，在家写嘲讽清政府的诗《半哭半笑楼诗草》，结果被清廷一路通缉，只好避难上海。走投无路时，他来找马相伯，马相伯爱才，一见于右任，便对他说：“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住宿费。”

只这一句，于右任就热泪盈眶。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朝廷犯”，马校长也敢收！在震旦大学期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读书。

几个月后，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于右任大为吃惊，他实在没想到马相伯不但收留自己这个“朝廷犯”，还敢让自己当老师。

于右任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多名学校的创始人，可他时刻不忘马相伯的教诲和知遇之恩，并将马相伯当作再生父母：“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可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投资方教会与马相伯的教育观产生了分歧：教会只想教育传教士，马相伯却希望教育出能对国家有用之人。

两方俱不相让，教会一怒之下解散学院，对马相伯更是百般驱逐，甚至找人将他架到医院，让他“无病而入病院”。马相伯被架走后，学生们摘下校牌，全体退学，纷纷表态：“我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于右任也带着同学们找到马相伯。在医院，大家一见到马相伯就齐齐跪下了：“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听到这句话，马相伯哭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

为了让学生们有书可读，65岁的馬相伯常常一个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在整个上海东奔西走，到处游说筹集办学款项。

“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

1905年中秋节，经过一番奔波，马相伯终于得到了张謇、严复等名流及社会的支持，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一个破破烂烂的屋舍里成立了学校——一个老人，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块黑板——现在名校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

开学那天，三百多名学生从各地赶来，甚至有学生坐火车从苏州赶来，又走了一夜的路才来到学校。

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后兢兢业业，即使环境简陋，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而且就是这样简陋的教学环境，却培养出了：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著名艺术大师李叔同、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教育家邵力子……

从那时开始，只要说到让学生读书，马相伯就办学“上瘾”。他像割肉噬虎的佛陀，为了办学，可以拖着年迈的身体四处奔波。一生中，马相伯用一己之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

1917年，当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在中国掀起教育改革时，首先邀请恩师马相伯北上，马相伯对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马相伯所言便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意义，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现代教育的践行者竟然是一位在60岁时曾一度决定放弃人生追求的失落老人。马相伯在救国無门的失望中，在不被母亲理解的痛楚中，用佛陀般的献身精神重新出发，并影响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大教育家。

四

1937年，上海沦陷，马相伯97岁。人到了这个年龄，按道理应该不再出门，因为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生命随时都会中止，甚至会暴死街头。

可上海已经沦陷，中华大地全在战火之中，不当亡国奴，就只能一路逃难。于是97岁的马相伯被家人带着，像条老狗一样气喘吁吁地四处逃亡。他们从上海逃到武汉，从武汉逃到重庆，又逃到相对安全的云南。当云南也被空袭时，马相伯一家竟然一路逃到了越南谅山。

经过这么折腾，1939年4月的一天，马相伯病了，他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地问家人：“我们到哪里了？这里是中国吗？”

家人知道马相伯不想客死他乡，要死也要死在中国的版图上，可当时战乱的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可以埋葬全尸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骗他：“现在我们已在滇黔交界处，回到中国了。”听到这句话，马相伯长叹了口气。

这一年，马相伯99岁，按中国人的传统，99岁已是罕见的高龄。因此，虽是战乱年代，复旦的老师和十几位学生依然前来为他过虚岁的百岁大寿。马相伯却示意将祝寿金拿出，全部捐给前线抗战伤兵和难民。

《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去采访他时，面对烽烟四起、国破山河的中国，马相伯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活了将近100年，也见证了当时民不聊生的100年。他深深觉得办教育如同学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条狗啊，叫了100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年底的一天，马相伯叫来孙女马玉章。一看到孙女的脸，马相伯就哽咽了，问马玉章：“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说完这句话，马相伯已经泣不成声。停了一会儿，马相伯又开口：“你……你恨爷爷不恨？”

原来早在1914年，马玉章只有六个月大时，马相伯的儿子病逝。于右任、邵力子等学生筹钱找到马相伯：“先生，玉章还小，这一万块钱用来资助她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吧。”不料拿到这笔钱，马相伯转身就去创办了启明女子中学，没有给孙女留下一分钱。

对孙女的这份愧疚，马相伯始终深埋在心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敢说出口。

11月4日晚，病床上的马相伯连日水米不进，在听到家人说湘北大捷时，他突然挣扎着坐起来，连呼几声“消息！消息”后沉沉倒下，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临终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并未死在祖国，而是客死异国他乡。

马相伯活了100岁，亲历晚清、民国等三个时期。历史在他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他却像老狗一般喘息着办教育、育国人，叫了100年，也见证了中国的100年。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