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我还记得2017年写社会结构演化年终盘点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句很模糊的话：“跟时间加速一样，机会与风险也在加速。”

加速后，就会把人带离曾经熟悉的社会背景，一些原本只是在地下潜行的东西会露出模糊的棱角，人们的视野，在倏忽而至的变化面前会豁然打开。

如果要概括一下2018年的动力特征，那就是内部变化很剧烈，外部冲击很强烈。这种社会结构演化和国际格局改变的力量，似乎是这些年来最强的，像是要启动另一个时期。

2018年，新的突破已经发生。

被痛批的“霸座”

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在为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作出担当。但他们所做的事，越来越少地能够冲击从社交媒体上所能看到的公共领域。所以，他们给别人的印象，反而不如一些“反公共利益”的人。

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有什么印象。答案几乎出奇一致，不同层面的“好人好事”听得不多，但是对“反公共利益”的人物和事件，倒是印象相当深刻。

比如，2018年8月21日，韩国圆光大学在读经济学博士孙赫在从济南西站开往北京的高铁G334次列车上霸座。在被霸座的女孩和工作人员找他说理时，他极其冷静地阴阳怪气，胡搅蛮缠，最终霸座成功，维护列车秩序的相关人员没对他怎么样。

下车后，孙赫得意洋洋，炫耀战果：“今天上午我又把一车厢的人耍得团团转。包括列车长，警察，一车厢的乘客，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说完，他配上了一个呲牙的表情。

但他霸座的事迹被拍了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于是引发轩然大波。

公众的痛点被击中：买了座位，在一个无赖面前居然都无法得到保护。

孙赫的一系列事迹随之被扒了出来，包括抄袭、作弊、伪造房东委托书骗钱、参加各种相亲会发具有流氓性质的传单，可谓劣迹斑斑。

最终在舆论压力下，“霸座男”孙赫被治安罚款200元，并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购票乘坐火车。处罚和事件的恶劣，并不对等。

于是，恶劣的后例络绎不绝。9月17日，在D353列车上，一个60岁左右的大妈持无座票强占他人座位，抓伤劝阻的乘客；9月19日，在G6078列车上，“霸座姐”周某持过道车票，理直气壮地强占车窗座位。而她们一样耍赖得逞。

并不是说2018年才出现了“霸座”现象。但当它凸显在公共领域时，却显示了权利保护体系的脆弱，那么多的人，看上去强大的机构，却拿一个无赖无可奈何。耍无赖不仅有利于资源向自己分配，而且可以成功地侵犯他人权益抢夺资源，并且即使造成重大影响，所付出的成本也极低。

社会时期和经济周期虽然不一定重合，但有很强的联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它的社会基础。

从传统思想上看，是“素质”这个老大难问题，但深刻一点的话，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结构内部正在发生的嬗变。

闹剧的句号

在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多少地方，可以用“熟人社会”去解释了。整个社会已经被整合成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从宏观层面说，由一个个分布在不同社会位置的、彼此拉开了心理距离的原子构成。

这好像没有问题，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但是，在延续至今的社会经济周期里，社会进步本身预设了人与人之间强烈的利益和心理竞争；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使人在公共生活中多多少少保持着一种角色性的防御。而其中一些人，还会透支人与人之间宝贵的自然情感来牟利，从而造就一定程度的社会冷漠。

于是，人们的自我收缩到了角色的后面，公共担当日益稀缺。这是近两年的一个背景。

而要维持陌生人社会的运作，就必须划分好权利边界，并提供强大的保护体系，在人们已躲在角色后面时更是如此。保护体系弱化，人们在获取资源上必然相互冲撞。而胜出的，恰恰是不遵守规矩、侵害他人权益，但似乎又具有闹事能力的人。

无论是“霸座”，还是其他侵害别人权益的事，都发生在“社会内部”。权利保护体系对此似乎并不敏感，其注意力似乎是在别的事情上，尤其是在总体秩序的控制上。

这说明，到现在为止，社会结构的演化，已经到了从对总体秩序的控制，“下沉”到为人们基于权利边界进行的社会互动提供坚实基础的阶段。

2018年年末，又发生高铁霸座事件：在从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G170次高铁列车上，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妇女（暗示并不是社会底层）强行霸占他人座位，声称“我想坐哪就坐哪”“你有本事把我打死”，拒不配合列車工作人员，并与周围旅客发生肢体冲突，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结果，这位妇女被行政拘留7日。

这应该是对2018年所发生的闹剧的一个句号。

新希望的生长

当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具有防御性时，一个人平时将退回到自我，隔着角色去看这个世界，但在一些可以让他进行心理投射或发泄心理能量的事件中，他倾向于把自我投射出去。

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中，以及社交媒体里所看到的日常景观。一件事情，如果不刺激到人们的恐惧、愤怒等高行动力情感情绪，无论它多么重要，关注度都越来越弱。而如果它能刺激出这些高行动力的情感情绪，又具有可群体参与的公共背景，则很容易刷屏。比如疫苗事件就是如此。

换句话说，“头部事件”分配到的注意力资源越来越多了。而头部事件之外的事件，注意力资源大幅下降。它们已经圈层化，就一小帮人在关注。而这一小帮人和那一小帮人之间，对对方所关注的东西毫无兴趣。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际隔离，但起码是一个暗示，暗示社会的圈层化。

好像从逻辑上来说，这也很简单。在过去，人们会想象自己和所有人构成一个整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很多事件，在这种思维中也因此具有整体的特征。这可能是对应于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思维方式。但当“阶层固化”这个词被频频提及，“阶层”的区别也不时在提醒人们的时候，人们获得了从阶层去看一些事情的视角。但很快“，同层踩踏”以及原子之间的碰撞，使得这种视角退化成背景。

当人成了躲在角色后面的孤立自我，什么能吸附他呢？答案是，更大的抽象实体，以及更具体的圈层。

原子化、圈层化、成为更大的抽象实体的一部分，大概是现在很多人的特征；也相当于存在的三个层面。

所谓的圈层化，就是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判断、人际关系、利益结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认同性群体。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圈层之间相互没有关注的兴趣，无法对话，信息和资源的沟通、交换减弱。

这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大家会失去对某些东西的认同，或失去可望获得一致性的理解—比如，在文化、生活方式、伦理判断上的价值标准。就此而言，除了更大的抽象实体，圈层之间的社会整合能力很弱。

这折射出整体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而如果在人际之间，资源和信息的沟通更多是在圈层里，形成一种“圈层隔离”，缺乏人与人之间作为社会主体、经济主体的连接，那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活力，至少会影响到社会合作—包括消费。

这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基础建设问题。

我更愿意把这一切，视为一个社会时期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社会时期的开端。

从历史看，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陌生人社会，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如果从以“单位”为特征的熟人社会的社区结束（福利分房结束）算起，那就是1998年，迄今20年。

有人说，这和房地产、互联网的周期大致重合。

这也意味着，社会时期和经济周期虽然不一定重合，但有很强的联系，毕竟“动力”“需求”“消费”是从社会结构内部来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它的社会基础，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

从1998年到2018年的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太多的演化，讲了很多故事，至于希望、焦虑、沉闷、烦闷，各种社会情绪都有。这都是一个社会发展时的常态。但它也越来越显示出，当“公共善”变得稀缺，社会流动降低，社会信任不强，资源、信息交流有限，要获得整体的社会进步，就需要一种新的突破，一种对社会运作基础的强化。这种突破，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2018年，希望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2019年，希望会生长，新的社会时期会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