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娅　江潇月

[摘 要] 伴侣价值和亲子不确定性决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并且影响着婚姻幸福指数。本文从《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婚姻出发研究双方伴侣价值的失衡与持衡状态对婚姻的影响，进一步深层探析东西二元文化的对立与消解。华裔女性只有批判地接受自己的文化根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伴侣价值，才能在宗主国文化（即西方文化）面前保持自我个性，从而建立幸福婚姻。

[关键词]《喜福会》；伴侣价值；后殖民主义；二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8）12-0122-03

人是文化的载体，生活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日渐显露。生活在双重文化环境中的人更亦如此，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身体里此消彼长，不同程度地相互作用着影响着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

原生家庭文化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似流水微风般无处不在。《喜福会》中第一代华裔千里迢迢奔赴美国，在那里生根发芽，他们的子女虽然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无论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非常美国化，但身体里流淌着华人的血液，生活中受到华裔母亲的影响，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得第二代子女在自我身份确定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在华裔母亲面前，第二代子女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代表——美国人；在白人丈夫面前，他们又不自觉地成为东方边缘文化的代表——华裔。《喜福会》中，实际上，第二代子女本身就是东西方二元文化的结合体。“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1]。按照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描述，东方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压迫方式[2]。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小说中体现在母女两代人的沟通以及夫妻之间对伴侣的要求上，西方对东方的话语权利压迫则较集中于婚后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

“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3]。中国虽曾是半殖民地，但这个比喻也非常恰当。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同样影响着有此两种文化背景的人民结合的婚姻关系。《喜福会》中中美双重文化对第二代华裔女性影响深远，使她们在面对婚姻时表现出与婚（恋）前不甚相同的价值取向。伴侣价值是指一个人的婚姻市场价值，包括外形、能力、家庭环境、性格等。亲子不确定性，指男性对后代的不确定感，男性沿用这种生物本能的心理机制来选择和确定终身伴侣。伴侣价值和亲子不确定性是判断一段婚姻是否稳固的核心指标。“只有伴侣价值相近的男女，才能成为牢固的伴侣”[4]。本文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性在婚姻中伴侣价值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以及其背后中西二元文化的对立与消解。

一、二元文化对立：伴侣价值失衡

似乎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就达成了一个共识，白人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东方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性构建，相对于愚昧落后的东方这个“他者”，现代文明的西方才能得以存在。美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但也有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分，白人文化与华裔文化较量中，华裔文化的边缘性不自觉的会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巴柔曾经说过：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5]。小说中第二代华裔女性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态度和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却又无法如愿的现实造成了他们文化身份的困惑[6]。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很难不被边缘化，华裔第二代虽然没有语言障碍，但是原生华裔家庭对他们的潜移默化使得他们仍然带有华人的文化特征。在主流白人文化面前，华裔文化不被理解、不被认同，这种文化隔阂带来的边缘处境让想要融入主流文化的华裔成了主流文化中实实在在的“他者”。这种“自我”与“他者”理不清剪不断的现实使得华裔们对自我身份感到迷失与迷惑。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轻易被“同化”或“熔化”，因为文化是基因性的，它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从语言和文化方面来说，较之男性，女性更不容易被同化，她们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7]。尽管生活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想尽可能的被 “同化”，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美国化，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融合于主流文化中，换言之，他们不会轻易被美国白人文化所接纳。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教育背景以及整个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使得土生土长的华裔第二代美国人——小说中的女儿们对母亲乃至中国的认识成为歪曲异域文化的单项活动。同理，虽然她们不认同华人文化，与华裔第一代母亲（有旧中国文化烙印）在社会认知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深受其影响，以至于她们骨子里有旧中国华人女性的某些特征。

婚后在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的白人丈夫面前，小说中的第三代女儿们不自觉的表现出自卑，对丈夫服从，从而自降伴侣价值，打破婚姻中的价值平衡关系，致使婚姻出现裂痕。大自然给予人类不同的分工，男人有亲信投资价值，女人有生育繁殖价值。男人负责以亲信投资换取女人为他传递基因的红利，这才是婚姻的本质。Lena在与上司Harold交往前，分析自己虽然相貌不算倾国倾城，但总被人们赞赏有魅力、有风情，身材玲珑有致，工作能力強而且成熟独立。婚前自信的Lena与上司Harold的伴侣价值是匹配的。Lena对Harold的能力一直表示欣赏和崇拜，从Harold对Lena的形容“温柔的，甜甜的”来看，Lena的亲子不确定性是较低的，因此他们能顺利走进婚姻。但Harold在婚姻中，违反了人类本能，不对妻子进行任何亲信投资，虽然他的收入是妻子的七倍，但仍然坚持家庭一切开支实行AA制，想要仅仅以情绪价值换取Lena的生育价值。就20世纪末美国的大环境来看，国家还不是全面扮演公共父亲角色、为女性提供亲信投资以鼓励生育的人口负增长国，即使现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工作能力都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再依赖男人所提供的物质资源，但婚姻中的亲信投资仍然是由个体父亲提供的。Lena婚姻中充斥着不平等，Harold本质上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给Lena的AA制清单里包含Harold当做生日礼物送给Lena的清洁猫所需的除虱粉，两个人平分的共同账单里包含Lena根本就不吃的冰淇淋，诸如此类[8]。对丈夫的不合理行为的隐忍使得Lena不再自信快乐，她不知不觉中降低了自身伴侣价值，Lena在婚姻中的失语状态使得丈夫不在平等的立场与其进行对话，无视她的心理不满。此时二人的关系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压迫和被压迫关系异曲同工。在母亲的建议下，Lena意识到了婚姻中的矛盾无法调和时，不得不割舍沉没成本（已经付出的时间、精力等），结束婚姻。她的母亲也在这个过程中传递给她一个信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虽有糟粕，但并非如她所想，华裔女性应该自尊自爱。在不幸福的婚姻面前，母亲对她的谏言使得她意识到婚姻问题亟须解决，此时她与母亲的关系也由最初的二元文化对立逐步过渡到二元文化消解。

Rose学习成绩优异、相貌迷人、独立自信，在同龄人中当属佼佼者，因此在与Ted最初相识时她的伴侣价值很高。同时，Rose的温柔体贴体现出来的是低亲子不确定性，因此虽然Ted父母阻挠，他们还是很快步入了婚姻。但婚后她骨子里的旧中国传统华裔文化（女子三从四德，以丈夫为尊，女性话语权缺失）对她的影响逐步显露，她的逃避性格也渐渐暴露。婚后的Rose渐渐的失去了自我，处处以丈夫为中心，惧怕做决定，过于顺从，没有主见，没有个性。这段婚姻关系中，她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伴侣价值一再降低，婚姻中双方价值失衡的直接结果就是Ted的出轨。

“由于历史原因、生理限制、婚姻价值、社会舆论等种种因素的作用，女性天生就是弱势群体”[9]。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卑微屈辱和经济的落后使东方一开始便处于低下的失语状态，这使得中国母亲在异域文化中处于难民、失语者的地位[10]。小说中华裔第二代身体里中美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她们自认为是美国人，接受美国主流教育，像大部分美国本土人一样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仅限于想象中的“他者”形象：落后、愚昧、一无是处。然而可悲的是她们又从母亲那里受到中国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潜意识里接受了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自知。她们满口地道的英语，不会讲中文也不理解母亲的中国式思维，处处表现出与母亲的不同，然而母女之间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只是表象，原生华裔家庭对她们的影响已深入骨髓，致使她们在婚后生活中表现出诸多典型旧中国华人女性性格：隐忍、顺从等。虽然Lena和Rose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美国社交中的华裔环境使得她们不自觉地对母体文化感到自卑，于是在婚姻中对白人社会的标准产生困惑和迟疑，在婚姻生活中卑躬屈膝，受到男权社会和强势文化的双重压迫却不敢反抗，最终导致婚姻里双方价值失衡，婚姻破裂。

二、二元文化消解：伴侣价值持衡

华裔女性在美国的婚姻市场上是普遍受欢迎的。华裔女性外形符合美国中上层及以下阶层男性的择偶审美；同时，由于在中国家庭成长，她们有着勤劳刻苦的精神。耶鲁大学教授Amy Chua的访谈显示：华裔子女往往能比其他移民甚至美国本土同龄人成就更高，因此她们婚前的伴侣价值较高[11]。另外，由于华裔女性或多或少受东方儒家思想影响，这使得其性格相比美国本土女性更加温婉可人，因此呈现出低亲子不确定性，亲子不确定性低的女性往往能顺利进入婚姻。

小说中聪明有主见的Waverly从小学习国际象棋，屡屡获奖，被荣誉和赞美环绕，自我感觉良好，面对于自己无益的前夫她能果断离开，毫不犹豫投入新的生活。她的自信果敢实际上就是一种高伴侣价值，因此吸引了视她如珍宝的第二任丈夫Rich。Waverly并没有因为Rich是白人而感到自卑，这反而使Rich非常欣赏、珍惜她，不仅愿意为Waverly投入大量的亲信投资（大房子、貂皮大衣），对她与前夫的女儿也视若己出。Waverly在母亲对Rich讥讽嘲笑时，百般维护丈夫，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又能理解母亲的感受，中美两种文化的优点集中体现在她处事判世之际，同时又表明了她的低亲子不确定性。Waverly的主见、自信，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尊重和领悟使得她的婚姻幸福指数很高。所以，她最终得到了《喜福会》四个华裔女儿中最好的婚姻待遇。Waverly的幸福婚姻不失为一个在殖民文化中反客为主、确立话语权的范本。

前文提到Rose婚后唯唯诺诺的表现使自己伴侣价值降低，导致婚姻濒临破裂。这时她的母亲An-mei通过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告诉她，无论在旧中国还是美国，隐忍都不是应对问题的有效策略，想要在婚姻中立足必须大声的说出自己的诉求。在母亲的点拨下，她不再逃避问题，勇敢地向即将离婚的丈夫讨回自己应得的权利。她的反抗出乎Ted的意料，让他又一次看到了婚前那个自信独立有主见的Rose，使得他重拾对她的欣赏。在应对婚变的过程中，Rose慢慢体会到母亲身上的睿智以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她不再处处妥协，在遭遇不公时，她学会了像她妈妈An-mei一样大声呼喊，又一次提升了自身的伴侣价值，挽回了丈夫。Rose的婚姻起伏正如两种文化的较量，此消彼长，最终以Rose正确理解华裔文化、正确定位自身身份，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婚姻，这其实也象征着被殖民者与统治者抗争的胜利。

三、结语

母亲“体现了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她的群体的古老的智慧和言语能力”[12]。小说中，对女儿们婚姻影响最大的正是她们的中国母亲。华裔女儿们对母亲的感情是又爱又恨，母亲那异于主流文化的思想行为使她们对自己的华裔身份有了抵触，一心想融入美国社会。旧中国是母亲生活成长的地方，美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但对女儿们来说，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导致了母女间几十年從未停歇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东西文化二元对立到消解的过程。第二代华裔双重文化身份的混乱、主流文化的浸淫使她们对自己被母辈渗透在骨子里的本族文化感到不自信，在受到男权社会和美国主流思想双重压迫时，她们很容易丧失自我，迷失方向，无法认清自我价值，从而毁掉自己的婚姻幸福。她们只有摒弃固有的对中国文化这一“他者”的想象，正确看待本族文化，平衡东西二元文化，正确定位自身文化身份，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幸福婚姻。

从后殖民主义解读《喜福会》的婚姻关系，突出的不仅仅是话语权丧失的表象，其根本原因是文化身份认知不清导致的伴侣价值失衡。而《喜福会》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此类文学作品仍符合市场需求，这种失衡状态的婚姻家庭至今存在。洗掉奴颜、树立自信、相互理解，永远是在这种婚姻关系里夺回话语权的关键。

[ 参 考 文 献 ]

[1] Said，Edward.Orientalism[M].Vancouver：Vintage Book，1979.

[2] 程爱民.20世纪英美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 黄碧云.后殖民志[M].香港：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

[4] 杨冰阳.完美关系的秘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J].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4）.

[6] 米丽娜.从《喜福会》看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文化身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S1）.

[7] 陈科峰.从《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冲突、适应与共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

[8]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

[9] 杨冰阳.聪明爱：别拿男人不当动物[M].北京：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2015.

[10] 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3）.

[11] Amy Chua.（2011，January 8）.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trieved April 23，2015 from http：//www.wsj.com/articles/

SB10001424052748704111504576059713528698754

Huntley E.D.，Amy Tan，Acritical compamion.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8.

[12] Huntley E.D.，Amy Tan，Acritical compamion[M].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8.

[责任编辑：钟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