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于家小孩儿的友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我会走路开始，我就天天都要去她家报到。

倚着东山，面向沼泽，一排八间茅草老厢房依次住着我家、老郭家和老于家。我们家住北面，北面山墙冷，最北面的那一间一直空着，剩下两间，中间部分做厨房磨房储物间，靠南面这一间南北各打一铺大炕，爷爷奶奶和刚刚二十岁的三叔住在东侧，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对面炕。每天晚上我们这边都要放下幔帐，幔帐把大炕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空间。

老郭家只有爷爷、父亲还有两个女孩，住两间，他们家因为人口少显得空阔了很多，也冷清了许多。

老于家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于家夫妇养着六个孩子，九口人也住三间，家里的格局跟我们差不多。老郭家和老于家各开各的房门，但却走一个院子，因此两家之间没有阻隔。

我家和老郭家之间有一道障子，不过，不知是过于懒散，还是被谁搬弄，障子总是一溜斜气地歪着，与墙头形成的那道豁口足够我和弟弟爬过去，爬到邻家的院落。

悄悄经过老郭家放了两个粳草鸡窝的窗台，越过他家有斑驳蓝漆的破旧房门，另外一扇门就是老于家。

小时候，老郭家我是从来都不去的，他家的两个女孩，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叫小萍，是个让人仰视的美女，小的叫小肥子，也有十三四岁的年纪，记忆之中她总是歪着脑袋随时准备骂人或是打人的样子，我一直很怕她。

不仅如此，老郭家这两个女孩的妈妈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她们的父亲大概一直伤感，每当过年过节时，就会爆发一次，又哭又唱的，末了，还要拉着长音大喊：“过周年啰——”悲凉的哀叹透过薄薄的泥墙一直传到我们家，令热爱着过年过节的我不寒而栗，我奶奶也常常怪罪他不说吉利话，过年没有个过年的样儿。这位父亲也是我怕的人，我见了他赶紧躲开。

负责给一家人做饭的是小肥子的爷爷，老人有一把花白的胡子，腰弯得厉害，浑浊的视线永远都在膝盖处转来转去，两条腿也大幅度地弯着，形成一个大大的罗圈，我总担心他仍然巨大的身体会忽然坍塌。他每天快速地走来走去，两只胳膊显得格外长，枯藤一样垂着，看起来格外辛苦。

老郭家一家人老是心事重重的，好像隨时都能发起火来，我可不敢惹他们，老于家就不一样了，村里人都知道，小孩儿的奶奶是地主婆，老太太那时已经很老了，脸上满是皱纹，不过仍然白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灰蒙蒙的，瞅人的时候却很有穿透力，我从来都不敢与她对视。但我并不怕她，老太太整天都把头梳得光溜溜的，穿蓝布带大襟的大布衫，上炕下地都要拍打一番。通常，她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放一个黄泥火盆，有时她把两手放到大腿下面，有时举在火盆上烤，她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手遮住嘴巴。

大概知晓自己的身份，她只冷眼看着身边活蹦乱跳的孙子孙女们，很少说话，倒是很爱和小小的我唠嗑，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我那时常常瞪着天真的眼睛，老老实实回答她：“不知道。”她却反来夸我精明，说我从来不乱说话。

那时候，我是很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太太的。

小孩儿的爹是个车老板，给生产队赶马车，一天到晚很少能见到他，不过即使见了他也没关系，他的脾气也好得很，连话也很少说。

小孩儿的妈是个齁巴，干点活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她太瘦太弱，骂也骂不动，打也打不动，根本管不了她的孩子们。

老于家的孩子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去他们家，一点压力都没有。

小孩儿比我大两岁，她弟弟黑缨子比我小一岁，比我弟弟小波大一岁。年龄相仿的孩子，一点隔阂也没有，不同的是，我是家里的长女，小孩儿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一样，身边总带着个跟屁虫弟弟。

小孩儿继承了奶奶的优点，长得白净，嘴唇极为红艳。当年，小孩儿的大姐曾经说过，嘴唇红的女孩子长大了会过日子。“会过日子”是村子里对女孩的最高评价，我不服，回家揽镜自照，发现自己的嘴唇确实不够红艳，于是，撕了块红对联，用写对联的红纸把厚嘴唇染得通红，噘着嘴去了老于家。

小孩儿的奶奶笑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用枯枝一样的手慢慢揉；小孩儿的妈笑得直捯气，抚着胸口咳嗽起来；小孩儿的大姐笑得直拍大腿，嘴里说，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小孩儿也笑，一边吃吃地笑一边说，小娟子你吃死孩子了？

我有点发毛，用袖子往嘴上一拉，红红的颜色便跑到衣袖上了，我一任这一家人笑话，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过得比小孩儿好，我必须向她们证明，嘴唇不红，也一样会过日子。

记忆之中，那是唯一一次，我不服，想和小孩儿比试一下，也不过就是在心里暗暗较了较劲。小孩儿才比我大两岁，却勇猛无敌，常常和她姐姐小蛋子干仗，骂人的话花样翻新，那些从没听说过的脏话令家教甚严的我耳目一新，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口，但似乎也丰富了我的语言储备，小孩儿边骂边比划，还野牲口一样往前冲，小蛋子往往被打败，我很佩服小孩儿的勇气，更喜欢她和家人充分的自由，我整天带着弟弟去她家，做她忠实的小跟班。

我和弟弟什么都听小孩儿的，她像个野小子领着我们上山下河到处疯跑，我们一起打蝴蝶，捉蜻蜓，一起去柳毛子里找洋拉罐，一起捋柳树芽捋榆钱，一起玩过家家玩捉迷藏，一起玩送瞎，一起放爬犁，一起去小河洗澡……每天，吃完饭我就往老于家跑，小孩儿每天都有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游戏，我们的日子过得开心极了。

小孩儿记得住所有草的家。还没化冻，她就带我去挖酸浆，我老老实实在她指定的地方用木棍不停地掘土，最终，一定会抠出一根白胖粉嫩的芽，又酸又脆，好吃极了；她还带我们挖老瓜瓢的根，放到灶坑的灰火里烧了吃；等到草色染绿大地，她就带我们找狗奶子，那是一种开黄花的植物，样子很像蒲公英，花蕾香甜；柳树芽大多味道极苦，有一种却酸中带甜，我们常常揣满了衣兜，在春天食物匮乏的日子里大快朵颐；山梨、山李子、糖李子、山里红、山葡萄、元枣子……没有小孩儿找不到的野味，跟在小孩儿身边，我们有吃不尽的好东西。

第一次吃乌米，也是小孩儿带我去的，那时，高粱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我俩潜入地里，把高粱秆掰弯，用手捏摸结穗处，倘若硬硬的，便是乌米了，采下来，细长的一条，灰白的表皮包裹着黑灰色的瓤，吃在嘴里，微微有些甜，面面的，是难得的美味，我俩一边吃，一边挨个捏，因为个子小，常常把高粱秆掰断，小孩儿说，一定要试探着，高粱秆掰断了，就不能结高粱了。

有一年春天，她黄昏时候把我们带出去，一直带到村外，钻过一片荆棘围成的栅栏，我们几个在她的授意下小偷一样蹲到一块打成畦的田地边上。小孩儿不准我们在田畦上踩上脚印，然后让我们每人撅根棍子向土里挖，我们就挖出了种在地里的榛子和松树籽，那些被土地润湿的种子清甜香脆，让人回味无穷。原来这是一块苗圃，小孩儿白天看见大人们在这里播种，不过她告诫我们，不准在一个地方挖，要隔一小段距离挖一颗，不然容易被人发现。

我们并不想把所有的植物都吃到嘴里，相反，很多植物都是我们的玩伴。夏天，我们常常采水葱，不厌其烦地用水葱编辫子，接到自己乱草一样的黄头发上；我们摘苦姑娘，挤出里面的籽放在嘴里吹咬，发出青蛙一样呱呱的叫声。通常，小孩儿会带我采狗尾巴草，然后去捉蜻蜓或是捉小鱼，把蜻蜓和鱼串在狗尾巴草上，她总是串着长长的一串，带回家喂鸡喂鸭。

即使什么也不做，她的手上也总是捏着一根狗尾巴草，常常趁我们不注意，迅速拿出狗尾巴草在我和弟弟的脸上划一下，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和毛毛虫的即视感总能吓得我们“哇”地一声大叫起来，她便肆无忌惮为自己的恶作剧“哈哈”大笑。

小孩儿比我早两年上学，她仍然野性难改，放学后照旧带着弟弟和我们一起玩，跳格子、打接球、扯老鹞子……她从不提学校的事，大概不喜欢——等我上学的时候，她已经辍学不念书了。

干活、游戏、跑山下河……我都不是小孩儿的对手，但我喜欢读书，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

我们仍然和小孩儿一起玩，离开学校她仍然是我们的孩子头儿。学校放山勤假的时候，我更是要和小孩儿一起上山，只有她知道哪里有蕨菜，哪里有大叶芹，哪里有成片的柳条，哪里有芦苇和蒿子……跟她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失望过。

她个子长高了，人也越发好看了，最重要的是，她几乎无所不能，去采山菜或是割柳条割草秆蒿秆，我常常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她的步伐，她采满满一筐菜，我只能采上小半筐，她割两大捆柳条，我只能割一小捆，我俩一起往回走，不知什么时候她手里又多了一棵狗尾巴草，猝然之间在我的脸上毛茸茸地掠过，我惊叫起来，她却斜着眼睛笑话我说，小娟子，你怎么这么完蛋，给我提鞋我都不稀罕用。

每次去供销社卖山菜或是小柳条什么的，我都卖不了几个钱，完不成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需要父母借钱补充，小孩儿没有任务，她卖这些东西是搞副业，挣的钱都归自己，她是个有钱的孩子，这也是我崇拜她的原因之一。

老师曾讲过，如果把狗尾巴草刚长出的小穗子从梗的中间剖开，它便会变成两条或更多的小尾巴。我说给小孩儿听，她不信，我便拿小刀给她做实验。我们小心仔细地将选好的小毛尾巴从中间剖开。有的一分为二，也有的两刀下去，就将小小的毛尾巴分成了三瓣儿四瓣儿。从那以后，每隔上一两天，我们便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在好奇与热切的期盼中，還真有几个毛尾巴变成了双胞胎或多胞胎。那一次，小孩儿没有笑我。

三叔有一本中草药手册，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图片跟在三叔屁股后面问个不停，从那本手册中，我认识到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特殊的使命，我告诉小孩儿，老瓜瓢有个洋气的名字叫白薇，是药材；元枣子还叫野生猕猴桃……小孩儿听了，把嘴一撇，白我一眼，说，叫什么还不都是一个样，还是那个玩意儿。

叔叔成家，小弟生病，我们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生活越来越困难，小孩儿说，小娟子你怎么还能念进去书呢？快下来帮家里干活吧。

离开学校，我哪里舍得？我有点不好意思见小孩儿了。

小孩儿开始爱打扮了，她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块麻线布，粉紫色的，上面满是花朵，还有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她大姐把布缝成筒形，一头穿了橡皮筋，就做成了裙子，瘦瘦的裙子裹着她还没有发育好的身体，在小小的乡村，很是招摇。我的眼睛盯在那条裙子上，心里生出千万只小手来，恨不得一下子把裙子剥下来穿在我身上。

我有点痛恨地主了。

和小孩儿逐渐分开，是从她大哥死时开始的。

小孩儿的大哥长得帅，说话办事也极有分寸，是村子里的好青年，她二哥叫小九子，傻乎乎的，挺着个大肚子，十五六岁什么活也不会干，只好给生产队放猪，是公认的草包和怂货。

小孩儿的大哥去崩鱼，结果把自己炸死了，那一天全村的人家都紧闭了房门，毕竟，小村人一直是寿终正寝，崩死自己的死法还是第一次见。妈把我和弟弟看得紧紧的，把歪歪斜斜的障子扶正了，又插了块木板，确保我们不会从障子上跳过去。

奶奶说，横死的鬼厉害着呢，最喜欢捉小孩，从此再不许去老于家。

我和弟弟害怕极了，我妈和奶奶也不敢过去，只听见隔壁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妈和奶奶悄悄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推测到要出殡时，早早在家门口扬了厚厚一圈灶灰。

帮忙的大都是阳气壮胆子大的男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死人送去安葬，入土为安。

不知是谁说起的，说老于家小孩儿的大哥该着横死：“炉子上放个锅，锅里烤着鱼。”

有了这句话，村里的人一下子恍然大悟——郭家的女人虽是病死的，可死时还不到三十岁，当初，夫妻二人的感情堪称全村人的典范，两个人常常一起唱歌，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做家务，一起编炕席……真是举案齐眉。如今，老于家最优秀的儿子也死了，这都是我们家给克死的呀——我们家姓卢。

这话一定传到了小孩儿的耳朵里去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生疏得半年多都没有来往。

我十一岁，上四年级了，因为学习成绩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班主任老师年轻，除了语文数学，还教我们学习英语单词。我热爱数学书里的应用题和思考题，喜欢读书，作文一直都是范文要在班里朗读，我心里驻进了新的英雄，小孩儿逐渐被我忘掉了。

那一年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只好去放猪。星期天，我替父亲放猪，小孩儿替她二哥小九子放猪，我们俩就成了那一天的猪倌。

我是一如既往的羞涩，不吱声，小孩儿不管那些，大大方方地喊：“放猪啰——”

从村南走到村北，圈着全村一大群猪，我俩一前一后把猪们赶到侯家坟，那里有一大块荒地，足够猪们啃噬半天。

我采了几根狗尾巴草，趁小孩儿不注意，向她脸上划一下，小孩儿一点都没害怕，很正经地说，别瞎嘚瑟，小娟子。我很无趣，研究着手里的狗尾巴草，有一株不知道被谁用刀劈过，竟然分出瘦弱的两棵，也许并没有刀子，分开它们的只是命运。小孩儿拿着她父亲用来赶马车的大鞭子，那鞭子是蜡木杆的，鞭子主体部分是用麻绳搓的，上面拴着红缨，鞭梢是皮的，小孩儿很自豪地跟我说，鞭梢是在供销社新买的，花了七角钱呢。

七角钱，小孩儿真是个小富翁。

小孩儿扬起胳膊，用力一甩鞭子，鞭绳在空中绕了一个圈，发出清澈的脆响，顷刻间，这个小女英雄的形象再次深入我心，可惜，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全心全意地仰望她，却手痒，央求小孩儿让我也甩一下她的大鞭子。

我丢下手中的狗尾巴草，小孩儿犹豫着把鞭子递给我。

都说看花容易绣花难，小孩儿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儿，我以为我也会做得到，可是，我哪里会使那股劲呢？我笨拙地举起鞭子向空中一甩，只听“嗖”地一下，声音沙哑怪异，再看手中的鞭子，鞭绳已经秃了，鞭梢不见了。

小孩儿立刻扒开草丛寻找起来，我也讪讪地跟着翻找，可是，细细的，只有尺把长的鞭梢掉到草丛里，哪里还找得到？

从那天开始，我和小孩儿便成了陌路，她见了我只剩下一句话：“小娟子包鞭子啊。”

仅存的那点情感也在虚荣的自尊里消失殆尽，我恨恨地回敬她，好，等我有钱就给你。心里却咬牙切齿地诅咒：七角钱的破鞭梢还让我包赔，等我有钱，给你买成百上千根，让你用一辈子，让你一辈子放猪。

从此，怨恨的眼神遮盖了所有的过往。

小孩儿有个很雅致的名字，叫于秀清，她是我生命里第一个走散的人，那么小就那么好的我们，却一样要各奔东西。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不见了，我也一直没有包赔那根丢失的鞭梢，我常常询问乡下的小卖店，可是，那种鞭梢，早已没人制作了，哪里还买得到。

（卢海娟，作品见于《光明日报》《作家》《厦门文学》《时代文学》《青春》《读者乡土人文版》等报刊。已出版文集《东北的土灶》。）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