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恒（本刊记者）

在冗长拖沓、平淡无味、没有“典型化的形象塑造”、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唠叨中，“磨”亮一个个角色

“《出警》尽管获奖了，但坦率地说，这一篇并没有显现出弋舟最鲜明的文学个性来。”评论家贺绍俊这样界定弋舟获鲁奖的《出警》。但我以为这恰到好处地道出弋舟的《出警》能获奖的奥秘，不同于过去，就意味着是一种创新。

很自我地“磨亮硬币的两面”

弋舟的《出警》演绎出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弋舟很自我地“磨亮硬币的两面”。

弋舟在百花奖获奖作家创作谈时清楚地表述：“写作亦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让那一面越来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和世界交易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会令人起疑，怀疑我递上来的，有可能是一枚假币。是的，我是太善于‘离场的虚构’了——这本身没有错，卡夫卡和托尔斯泰最好各执一端。但是，我在丙申年，却企图磨亮硬币的两面。老实说，如果这算得上是野心，我自己实际上对之毫无信心。”

“对之毫无信心”的弋舟因为这一变，除了获得鲁奖这一殊荣，也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人们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演绎情节时喜欢极致表达，非恶即善。《出警》没有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用更多的情节表现“在生活现场”的同时，巧妙地融入“离场的虚构”，向人性的更深处突进。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出警》更在于发现，就是发现生命深处的另一种可能，更人性的东西。

唠叨中“磨”亮一个个角色

小说的题目叫《出警》，习惯于生活逻辑的人们一定会觉得，小说写的无非就是风高月黑、警车齐鸣，是破大案、捕顽凶、除暴安良，要么就是涉黑、涉毒、涉色情的情节。

然而，在《出警》中，作者描述的全是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小说中警察出警的日子，无趣到近乎残忍，灰暗到比生活本身还灰暗。警察跟“英雄”“高大”“机警”“迅雷不及掩耳”等相关的词根本不沾边，除了琐碎还是琐碎。最大的落差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太远。

出警的日子弋舟是这样叙述的：一大早“八点半报到”，户籍室打来电话，要进行境外人员办证提醒，“我”毫不犹豫地觉得，“这事让小吕来，他英语不错”。但是有个别电话已经停机，只有等方便的时候上门找人；接着出去巡逻，车里没油了，得要加油；忽然接到报警，公墓前有人打架，“昨天早上两个工人为小事动了手，其中一个吃亏大点儿的，睡了一夜气不过，醒来后索性报案”；还没来得及掰扯清楚，又接到报警，“警惕性很高的那种大妈”“接到反动电话”，必须问询、登记、备案；这样一来，就过了“午饭点”，刚想凑合着吃点，“又有人打架报警，听起来好像出人命了”，结果去了，却是错报；回头吃饭碗还没放下，所长指示，“最近辖区盗窃案件多发，最好召集几个小区的物业开会通通气，想想对策”，同时给居民拟一份“警方提醒”；还没来得及把草案拟好，又有报警说“某公司门口发生纠纷”，急急忙忙赶去，“街面上几乎没有人影。别说人影，连阴影都没有”，原来“就是小两口闹别扭”；回到所里，一个小姑娘报警说“心爱的最漂亮的电动车被盗”。刚做好笔录，有人报警“饭馆被偷”，还没赶到现场，又有报警“一家塑胶公司发生了纠纷，只好兵分两路，小吕去处理饭馆盗窃案——好歹这也算是个刑事案件”，自己到塑胶公司，却是一场劳务纠纷，是劳动仲裁部门的事；“回所的路上接到社区的电话，说他们晚上有个群众活动，可能参与的人比较多，需要我们帮助维持秩序……”；到了黄昏，刚消停点，一位退休的校长报警说“邻居在家里制毒”，我没怎么考虑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小吕……

弋舟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平静地叙述着灰暗、琐碎、平淡的出警的日子。应该说，在这流水账一样絮絮叨叨的叙述中，更体现了弋舟的语言功力。这样的叙述稍不留心就会堕入平庸、堕入流俗，让人不堪卒读。

弋舟做得很好，叙述的情绪和质感似乎是流水账式的，但叙述的语言是细节性和情节性极强的那种，也就是说即便是一句话，可塑性极强，极富拓展力和创造力，能衍生出更广阔的内容。

比如，“我们这个派出所在城乡接合部。高楼大厦的背面弄不好就藏着块儿菜地。咖啡馆里坐着的，经常是光着膀子打麻将的人”。一句话，不仅让你知道《出警》的派出所所在地“城乡接合部”，而且还知道这里并不繁荣，说透了就是个小集镇，是那种刚刚建设起来，还没有发展繁荣，就连住在这里的人也没有进化为有素质、高文明的城市人，坐在咖啡馆里却光着膀子打麻将。这样的工作环境你就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心境。再看看这个集镇的街道，“有的窄道楼挨着楼，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如果迎面也有人走进来，脾气不好的话，往往就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搞不好还能腾挪不开地打一架”。

你说，在这样狭窄的街道，如果真的遇到人命关天的大事需要出警，那还真得费点功夫，哪还有什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小巷子太多，迷路也是经常的，最搞笑的是“有一回，一个女孩走进窄道，没遇到歹徒，却遇到两条流浪狗。一前一后，前后夹击，预谋好了似的。女孩吓惨了，打电话报警。等我们赶过去，她都尿裤子了，裙子湿漉漉的”。这样一来，就连对付流浪狗也就成了出警的一部分。

有着这样的生存环境，面对着这样一群人，每天重复这样琐碎的出警工作，就连生存都是极其困难的，还谈什么“伟大意义”。

但正是这样的叙述，恰到好处证明了弋舟磨硬币两面的功夫，在冗长拖沓、平淡无味、没有“典型化的形象塑造”、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唠叨中，“磨”亮一个个角色。

不能“过早地”消磨掉英雄气

想想，活在每天流水账一样的日子，再有棱角的性格也能磨平磨软，再靓丽的心境也会过成灰暗。何况还有那不省事的老奎、老校长这样的狠角色不停地折腾。

可师傅老郭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氛围里，让自己“胸脯拍上去，让人相信能听见金属发出的咣咣声”的健康身子，在“很多不吸烟的人，见了他也能摸出一根皱巴巴的来，像是专门为了见他备了好几天似的”一根根香烟一推一让的过程里；在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闷坐着陪着“恶人”抽烟，临走时还不忘给扔下半盒烟；甚至把自己最心爱的铝制的烟盒给了“我看见就想揍”的老奎的情节里，让自己变得像纸片一样轻飘飘。

就是在这样简单琐碎重复的生活真实里，看出了老郭师傅的内心最闪亮、最柔和的部分，即便生活再没意思，老郭都是用心生活的，用心对待自己辖区的“需要”。老奎要被送进养老院的时候，他拖着自己的病身子来送：“两个老头都不说话。我偶尔回头，看到坐在后排的他们，居然手拉着手。两只满是老年斑的手彼此扣着，像盘根错节的枯树根咬合在一起。”用不着再说什么，此情此景，一切都在不言中。师傅老郭无疑为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唯有人性中的和合、关爱、温暖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在师傅的潜移默化里，学会了关照，“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案件、小纠纷，老郭处理起来就是烟来烟往，举重若轻，可是让我来，不知怎么就有了疲于奔命的感觉”。 “我觉得，我就是从这种你来我往的让烟里，开始领悟做一个警察的真谛”。明白了人性中最需要的那部分。除了与街头巷尾的平凡人平凡事平凡日子打交道，也知道维护“不如意人的”一点点、哪怕是可怜的美好愿景，比如出警时尽量给小吕一切能“成长为一个我从前想象过的那种警察”机会，不要“过早地消磨了一个男子汉的英雄气”。

小吕，一直不甘平庸，一直想办大案要案，像“一只在 6 0度的水温里畅游着的青蛙”，在闷热难熬的日子里，整夜陪着一个就因为“见不得邻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看了堵心”报 5 0多次假案的老校长说话聊天，弄得自己“眼睛里有血丝，不像青蛙，着实像兔子”，说话时“有着替人辩护的味道”，整夜的陪伴不再是为了办大案当英雄，为的就是驱散萦绕在老校长身边的那份“孤单”。这时，小吕和“我”，不只是“正义”的化身，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普通“陪伴人”，为“孤独者”守夜、疗伤，送上安慰与清凉。

生活已经让人活得万般不易了，“哀民生之多艰”。可更不易的是人生走到暮年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种孤独比死都难受。老奎这个一辈子都让上帝头疼的“老恶棍”，他敢杀人，敢卖闺女，敢当钉子户，可是不敢承受老了的“孤单”。老奎为了有人跟自己唠嗑说话，为了获得一点微不足道的人情温暖，让自己不再孤寂，自己爆料，刊登报纸，“老浪子昔日卖女，今日终于投案自首，还配了照片”，自己在镜头里说得眉飞色舞。一个中学老校长不惜以身试法，五十多次报假案，就因为看见人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看了堵心。够变态了吧。可你读到这里，更多的是想哭，为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合乎生活逻辑的生命伪命题痛哭。

絮絮叨叨的琐碎里亮出“最人性”

弋舟的《出警》“磨亮”了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将要面对的孤单。老奎的“房子并不大，一居室而已。凑合着住倒是够了。可已经放不下一个老混蛋的‘孤单’——这玩意儿好像有体量，而且呈弥漫状，随物赋形，无孔不入，能把整个世界都塞得满满当当的”。

在养老院，“我”看到“几个统一穿着橘红色马甲的老人在窗口探头探脑。条件再好，在我眼里，这里也是生老病死的所在，是荒凉之地。但你无能为力。可能最后我也得把我妈送进来。可能最后我自己也得被人送进来。我们向老郭走过去，我突然觉得我师傅也是轻飘飘的，大概也已经瘦到了能被我一只手就拎起来的地步。时值仲秋，天高云阔，但那一刻，我的感觉并不比待在六十年未遇的酷暑中好受多少”。

是啊，特别是人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即便微不足道，哪怕他曾经是一个“恶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有人陪伴，就是最人文的关爱。老郭、老校长、“我”的母亲、还有“我”和小吕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谁来“陪伴”。

弋舟用真实的画面告诉我们，虽然残酷，但作为社会的良知，必须这样做，只有戳到痛点，才能让麻木的躯体有所警觉。

米兰·昆德拉说过，“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弋舟不希望自己沦为不道德，他就用尽全力去“磨亮硬币的两面”，让自己的表达极致化，让一种可能成为一种极不可能，在极不可能的境遇里生发出现实的最真实的存在，比如老奎宁愿再次坐牢，也不愿困守孤独。

弋舟自己就说，“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断从陈词滥调的泥泞里拔出脚来的过程，所有坚固的事物、约定俗成的事物，都会因之松动并且变得可以去反驳和怀疑。其实这也没有多么玄奥，甚至还有一些孩子气。”弋舟在《出警》这篇小说里做了成功的阐释，他在常人不屑一顾的絮絮叨叨的琐碎里，成功地亮出最人性。弋舟的小说一定是有预谋的，而且很成功。

弋舟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发现了生命中的闪光，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这个下沉的世界及下沉的心。支撑这枚“磨亮硬币两面”的细节不是靠蛮力，也不是靠投机取巧，靠的是作者过人的冷静与耐心。“唯有在两根手指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成那种可被理解的、有效的景象。”

弋舟的《出警》，“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孤单’去解释自身的实相”，还人们一个更加完整、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