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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和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发端

2018-12-20郑任钊

船山学刊 2018年5期

摘 要: 庄存与在乾嘉考据学风行之时,树立起了湮没千余年的公羊学的旗帜。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发端,庄存与尚未把握住公羊学的精髓,生活在“康乾盛世”的他更是回避了公羊学最核心、最有活力的“改制”思想。他期望以经义“补益时务”,力主“大一统”说的尊王之义,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夷夏观,借“讥世卿”反对满洲贵族世官世爵。庄存与没有固守今文门墙,但其对今文经学学术风尚的推崇,影响深远,最终推动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

关键词: 庄存与;《春秋正辞》;大一统;夷夏观;讥世卿;今文经学

18世纪中期,沉寂一千多年的公羊学开始悄然地走上了复兴之路。杨向奎先生说:“清乾嘉时代,当朴学发皇垄断一时的时候,公羊经学奇峰突起,晚清康有为大张其帜,枝叶扶疏,倡变法以图强,今文经学又家喻户晓。溯源导流,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1]177庄存与在清代首先树立起了公羊学的旗帜,为清代中叶公羊学的复兴揭开了序幕,对于公羊学的再度崛起,功不可没。

庄存与在千年之后,远绍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的统绪,在“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考据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界中鲜明地树立起了公羊学的旗帜,使得这一拥有丰富内涵的绝学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湮没千余年的公羊学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后世公羊学家,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沿着庄存与开创的道路,不断将清代公羊学向前推进,终至走向全面复兴,进而影响了晚清的学术风尚和政治格局。

一、树立公羊学的旗帜

庄存与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分汉、宋,不别今、古,而重发挥大义。阮元曾提及业师李晴川之语:“宗伯(庄存与)践履笃实,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心窃慕之。”[2]

庄存与“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3]2793。他“践履笃实”,自然反對宋学空言游谈的弊端;他“研经求实用”,自然也不赞成如汉学那般沉埋于故纸堆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乾嘉学术的不满:“征实事,传故训者,为肤为末,岂足以知之于是乎!”[4]对于那些辨古籍真伪,考证字句之事,他很是不屑,以为不足以知圣人之道,甚至使圣人之道暗而不彰。因此,庄存与跳出汉宋之争与古今之争,“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3]2793,而采汉代今文经学之学风,将注重发挥大义与强调“经世致用”结合起来。

何休的《公羊传》注解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完整保留的汉代今文经说,公羊学又是今文经学的中坚,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影响,庄存与注重汉代今文经学之学风,注目公羊学是很自然的事。庄存与公羊学主要体现在《春秋正辞》(十一卷)以及《春秋举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中。《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篇幅很小,其实相当于《春秋正辞》的附录而已。

包括《春秋正辞》在内的《味经斋遗书》迟至道光八年(1828)才刊刻,而此时上距庄存与去世已经40年。《春秋正辞》在庄存与生前未刊刻,可能如阮元所说,是因为庄存与觉得“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2],但很可能也与庄存与一直未暇完成书稿有关。通观《春秋正辞》,明显可以看出此书多有缺失。卷一《奉天辞》叙目中总结有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统、通三统、备四时、正日月、审天命废兴、察五行祥异、张三世、俟后圣等十例,但张三世、俟后圣二例文中未见。“察五行祥异”例下列有“金木水火沴土”一条,亦是有目无文。卷二《天子辞》叙目亦列有王伐、王守、王出、王居、王入、王崩葬、王世子、王子、王后、王姬、王母弟、王臣内难、王臣外难、王使、王臣会诸侯、王臣会陪臣、王臣卒葬、王臣私交、王师、王都邑土田、畿内侯国邑、王命伐国、朝王、锡命、大夫见天子等二十五例,但王守、王出、王居、王入、王世子、王子、王姬、王母弟、王臣内难、王命伐国、朝王、锡命等十二例文中皆未见。卷三《内辞上》叙目列有公继世、公继故、为君薨葬、君薨故葬故、君孙、子卒、子卒故、夫人、夫人薨葬、夫人绝、妾母、子生、内女、夫人宁、夫人逾竟、绝夫人逾竟等十六例,但为君薨葬、君孙、子卒、子卒故、夫人宁、夫人逾境等六例文中未见。凡此不必一一罗列,已可见缺失之状颇为严重。不过,文虽有缺,各例之旨皆已在叙目中阐发清楚,全书整体框架亦已完具,因此并不影响由是书把握庄存与之春秋学。

《春秋正辞》是庄存与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5]庄存与主张“《春秋》记事以义为从。……《春秋》非记事之史也,所以约文而示义也。”[6]120-121 基于这样的《春秋》观,他在《春秋正辞》里鲜明地树立起了公羊学的旗帜,明确宣称:“《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7]69“《公羊》奥且明矣,烦烦如繁诸,百世之变,尽在《春秋》矣”[7]77。称赞《公羊传》及何休说:“公羊子之义,纳入立皆篡也,何休氏传之矣,允哉!允哉!”[6]123批评《穀梁》《左传》:“《穀梁》《左邱》眊乎瞽哉。”[7]69“获罪圣人者,传左丘氏者也。”[7]98

朱珪为《春秋正辞》作序,称该书“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穀梁》。条例其目,属比其词,若网在纲,如机省括,义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说经之文,此为卓绝。”[8]2阮元也说庄存与“《春秋》则主《公羊》董子”[2]。

庄存与在《春秋正辞》叙目中写道:“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櫽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7]2庄存与在《春秋正辞》卷首就交代了自己受元代经学家赵汸的影响。赵汸分别策书、笔削,认为《春秋》乃孔子删改鲁史而成,其中寄寓有孔子的微言大义,此说给予庄存与很大的启发。庄存与说:“《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6]120完全认同赵汸的说法。《春秋正辞》的结构与《春秋属辞》的结构也类似,都是以义例统摄史事,由义例见义旨。但二者存在着关键的不同点,赵汸治《春秋》虽然肯定“《公羊》得学《春秋》之要”,但他并没有按照公羊学的理路来阐发《春秋》经义,甚至还反对公羊学的一些重要命题;而庄存与归纳的义例基本上都是公羊学固有之义,庄存与所谓的“正辞”就是以公羊义来“正”赵汸总结的《春秋》微旨。

庄存与用属词比事之法,将《春秋》史事“正”为九“辞”: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伯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和传疑辞。除了最后的“传疑辞”讲《春秋》阙疑之例外,其他八辞的基本按照天、王、鲁国、齐晋二方伯、诸夏、夷狄、拨乱反正的思路排列,恰与公羊学所说的“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9]70“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10]462的治乱之法相合。每一辞之下则又总结出若干例目。

翻开《春秋正辞》,“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久违的公羊学命题立时映入人们的眼帘。《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叙目:

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

通三统:三代建正,受之于天,文质再复,制作备焉,师法在昔,恭让则圣,矧乃有监,匪独一姓。

张三世: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7]3-4

这里,庄存与用极为简要语句对公羊学的几个关键命题做了一个概括,寥寥几句,就基本把握住了这些命题的义蕴。

庄存与不仅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发掘出了“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公羊学最重要的命题,而且他对其他一些公羊家特有的术语或理论也有阐述。如论“五始”:“元正天端,自贵者始,同日并建,相须成体,天人大本,万物所系,《春秋》上之,钦若丕指。”论经权:“臣之行可乎?曰权也。社稷宗庙诫重矣,有故则可,无故则不可。”论复仇:“仇在外也,不可以不志葬。葬则具其尊亲之辞,举谥谒诸天子者也,不忍以为无臣,不敢以为无子。子同生矣,不复仇而后痛之。”[7]37

庄存与对公羊学之灾异说尤为感兴趣,其称:“天乎与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乱,心仁爱也,上下之间,匪虚而实,元气澹澹,殽撰相易,神乎难知,勿谓不然,所贬所讥,惟圣同天。”[7]3在《春秋正辞·奉天辞》中,他专列有“察五行祥异”例,篇幅甚巨,约有11000万字,而《奉天辞》全篇只约14000万字,占了3/4还多。他以超乎寻常的篇幅详细分析了《春秋》记载的各种灾异,分门别类,总结出木不曲直、火不炎上、稼穑不成、水不润下、恒雨、雷、恒阳、恒燠、恒寒、恒风、草妖华孽、臝虫之孽、眚、祥、牛旤、下人伐上之痾、金沴木、金木水火沴土等灾异范畴之义例。灾异说本是公羊学中最荒诞的理论,庄存与对灾异说的热衷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由此却也体现了他对公羊学说的服膺。

庄存与在《春秋正辞》的行文中,大量地征引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说,而且经常是不吝篇幅地大段摘录,如论“建五始”,庄存与共写了400余字,全为转引何休与董仲舒之相关言论而成。庄存与对董、何之说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据刘逢禄载:“越岁大考(乾隆十七年),翰詹拟董仲舒天人策第三篇,公素精《董子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11]184

其《春秋举例》,所举“《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一事而再见者,先目而后凡也”“《春秋》见者不复见也”“《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择其重者而讥焉”“贬必于其重者”“讥始,疾始”“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2]118-119十例,更是全部出自《公羊传》或何休注原文①。

从庄存与对公羊命题的阐发,对灾异说之热衷,对董、何之推崇,人们就完全可以看出,庄存与作《春秋正辞》就是要阐发公羊之义,其春秋学就是董仲舒与何休阐发的公羊学的接绪。正如《清史稿·儒林传》所指出的,“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于世,惟武进庄存与默会其解”[13]13190。

二、拱奉王室与“讥世卿”

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发端,庄存对公羊学的阐发应该说还是比较粗浅的,尚未把握住公羊学的精髓。与其后继者们在清朝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境况下以公羊學讥切时政、主张变法革新不同,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庄存与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因此他虽然也提及了“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公羊学的核心概念,但都没有作深入阐发。“张三世”更是只有叙目中的五十来字而已,而且主要还停留在三世异辞的层面上,据乱、升平、太平只是一语带过。尤其对于公羊学最核心、最有活力的“改制”思想,庄存与完全视而不见,与之相关的公羊学思想也都被他回避了。

如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公羊传》:“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更是据此说:“新周故分别有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10]420-421而庄存与只是将此事列入“察五行祥异”例目下,纯以火灾解之,引《公羊传》文只有“宣榭者何?宣宫之榭也。何以书?记灾也”[7]12,戛然而止,刻意删掉了后面的“新周”的内容。“新周”二字颇为重要,无此二字,则《春秋》当新王,黜杞、新周、故宋等一系列内容都没有了着落。

对于“王鲁”说,庄存与更是明确予以否定。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说:“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10]47何休认为鲁公卒称“薨”,其他诸侯卒称“卒”,是因为《春秋》托王于鲁,所以要将鲁公与其他诸侯区别开来。而庄存与却说:“《春秋》之辞,于我君曰公薨,于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于君。亲而不贰,其敬义之大者也,岂曰托王于鲁哉?”[7]77将何休关于此条的解释全面推翻,生生把“王鲁”给瓦解掉了。

尽管如此,庄存与毕竟是服膺公羊学,讲求经世致用的。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说庄存与“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14]142,从中亦可见庄存与的公羊学必定是面向当世的,他期望能以经义补益时务,以为盛世锦上添花。

庄存与在《奉天辞》叙目中说:“《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7]3-4《春秋》受命作制,托以王法,由此可见,庄存与虽然不提“以《春秋》当新王”,但对于其中的部分内涵还是有所认同的。“鲁无愒焉”,“汉曷觊焉”,既无“王鲁”,亦无所谓“《春秋》为汉立法”,《春秋》是为万世立法。他的这种取舍,可能也与后来龚自珍以“《春秋》当兴王”代替“《春秋》当新王”,强调《春秋》为后王立法的初衷相似,突出以《春秋》指导当世的意涵。

(一)强化尊王的“大一统”

庄存与利用公羊学来拱奉王室的倾向十分明显,其“大一统”说就明显显示出配合朝廷强化君主专制要求的。汉后,公羊学成绝学,但“大一统”说并没有随之而消沉,反而愈来愈发挥重大影响。“大一统”说之所以能在公羊学诸说待遇特殊,并不是它比较幸运,而是它有能为君主专制所利用之处。“大一统”所宣扬的“王者一统天下”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历代君主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清中叶适逢中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乾隆《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称:“《春秋》圣人尊王之经也,元年春王正用开宗明义之第一也。……所谓大一统,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纷,有不能行之叹矣。兹为开宗始义,乃贯《春秋》之本末。”[15]4 《春秋》以“尊王”为第一大义,“大一统”则被阉割为“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纷”,这样的“尊王一统”是清王朝钦定的《春秋》大义。

我们看到,庄存与的“大一统”完全是为这种钦定“尊王一统”张目的。他说: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王阳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7]5

天下只有一尊,即为天子,全天下必须尊奉和服从天子。庄存与强调:“《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焉。”[7]25“奉至尊,而立中国之人纪也。”[7]26树立起皇帝普天之下绝对的、单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庄存与援引董仲舒《天人三策》中奏请汉武帝“罢黜百家”的言论,主张统一思想,强调全国必须统一于君主专制的一统政教之下。他还特意在董仲舒之语后加注强调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7]5庄存与的这套主张与清朝统治者强化专制、钳制思想的要求是一致的。难怪朱珪说庄存与“以经学受主知”[8]1-2,能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

庄存与《春秋正辞》虽然将“奉天辞”置于“天子辞”之上,虽然也讲“天乎与人,甚可畏也”,但在他那里,却绝无董仲舒所说的“屈君而伸天”[9]32,借天来制约王权之义。何休说:“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见刺讥是非也。”[10]447于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又说:“不言天王者,桓行实恶,而乃追锡之,元悖天道。”[10]136-137 可见,公羊家认为不称“天王”而只称“王”是对天王的贬斥。至胡安国则又有“王不称天以示讥”[16]448之说。庄存与也认可“不稱天,何也,贬。天子可贬乎?曰:以天道临之可也”[7]7,但又说:“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系王于天,一人匪自号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从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于天。”[7]25-26 王称“天”是“以天下言之”,不称“天”是以“自侯氏言之”,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而且称“天”是“系王于天”,不称“天”则是对臣子而言王已是至尊,因此“不上援于天”。经过庄存与这样的一番解释,王不称“天”,实际上不仅没有了讥贬王的意思,反而更凸显了王于天下的至尊地位。

《公羊传》有“实与而文不与”之说,并以为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状况下,“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10]403,有条件地默许诸侯霸主为恢复秩序而进行的“专讨”或“专封”。而庄存与也说“诸侯无伯,亦《春秋》之所恶也”,虽然也认可“实与而文不与”的说法,但却认为只限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辞,实与而文不与也。桓、文没,而《春秋》无伯辞,以为是诸侯之力正者尔,未之狄也,则以诸夏之辞录之,有与人为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见人之不朝事己,而辄伐之,非所以安臣节而奉帅天子也。于是乎以人从欲而专行中国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启吴、楚之心,晋襄公始为之也。”[7]75 对于齐桓、晋文之后的霸主,庄存与一概以为“非所以安臣节而奉帅天子”,实有“卑周室而启吴、楚之心”的恶果。

由此,庄存与也必然反对《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借“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之事阐发的“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10]184-185之义。《春秋正辞·内辞下》说:

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奉君命以往,则不可以私见。……聘礼受命不受辞,结以聘行乎?国利乎?大夫而与诸侯之盟始于此,恶其以浅事将君命,而坏天下之大防。不贬绝,不待贬绝也。[7]59

公子结私与齐、宋盟会,在《公羊传》看来是“安社稷利国家”之举,而在庄存与看来,不仅不能“安社稷利国家”,反而是“坏天下之大防”的恶行。《公羊传》“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等说法,在汉代即已经引起帝王的警惕与压制,至清代早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

在鲁隐公与桓公孰正的问题上,庄存与也以尊王的立场出发予以解释:“惠公之命在隐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临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废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7]39又说“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隐不自正,国以无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7]35他认为隐公有君父之命而得立,因而隐公“宜为正”,是以元年予以书“正月”而有正。“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则与其述大一统“国无二君”之义一致。《公羊传》推崇嫡长子继承制,主张“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10]15-16,并据此认为隐公不宜立,并称赞其让国之贤。而庄存与全然反之。清代自立国始,至于乾隆朝,所有即位的皇帝均非嫡子、长子,庄存与哪里还会提什么嫡长继承制。

(二)“兼容并包”的夷夏观

公羊学摒弃了那种以血缘或地域来区分夷夏的思维,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公羊学认为夷夏之称无常定,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庄存与可谓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

《春秋正辞·外辞》说晋:“阴败王师,生居父爵,晋之为狄久矣。因其甚而后加之,伤之也。辞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陈、蔡而不恤,恣荀、范而不遏,平公没而晋益无君焉,则不得有大夫焉。国之也者,无君无大夫之辞也。”[7]83贬晋为夷狄而以“人”称之。此外郑、杞也同晋一样,被庄存与列入《外辞》而与夷狄同列。

说楚:“楚有四称,自本逮末,无过曰子。犯中国甚,与中国并,以至下者本之,恶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齐桓同好,内王贡也。子之自成之身,晋景不正,楚讨陈也。襄、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适焉,谓诸夏何?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楚子轸知大道矣。”[7]82说诸戎:“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详之,以当楚子、晋人,而晋、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矣,而非驰骛乎,兼容并包也。”[7]83楚、戎则皆可称“子”。楚由“州”“国”之称,进而称“人”,最后进之以爵而称“子”,同于诸夏。

庄存与还说:“杞用夷礼则夷之,曾般也而中国之,与《春秋》之讨贼也。”[7]104显然,庄存与主张,夷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诸夏行为不正则退为夷狄,夷狄德修行进则进为中国,公羊学的夷夏观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依此类推,满汉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夷夏之分,只要接受了中国文化,自当同为中国,与华夏无别。就思想本身而言,庄存与的民族观无疑是进步的,尤其是他引《中庸》“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说,强调夷夏在人性上是相同的,并明确提出了“兼容并包”的主张。

清朝以“夷狄”入主中原,遭到汉人的抵制,虽历百年,但汉人反抗斗争不断。清政府以残酷镇压、兴文字狱的强硬措施和尊儒崇经的怀柔政策都没有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雍正皇帝甚至还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来宣扬清朝的合法性,但显然也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乾隆皇帝一即位,就将此书禁毁了。庄存与宣扬公羊学的夷夏观,确可以为清王朝的正统地位作辩护。

庄存与还通过“通三统”之“匪独一姓”之义来进一步支持清朝的合法性。他引刘向之言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7]5“天命所授者博”,刘、李、赵、朱既可得天命,爱新觉罗自然亦可得天命。他更借《尚书》之义说:“天不僭,大命不至。”[7]36 天是不会有差错,所以爱新觉罗氏之有天下,完全也是天命之所归。

(三)为士人呐喊的“讥世卿”

庄存与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顶多想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有些许改良。隋唐以降,寒门之士皆可借助科举而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但在清朝晚期以前,汉人很难进入权力核心,而满人却可不由科举高官厚禄,这在庄存与看来,完全是以血缘而不是以贤能取才。因此,他对本不算公羊学核心思想的“讥世卿”进行了大力阐发。他借《公羊传》“讥父老子代从政也”之语对“贤者之路绝矣”[7]28的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试图以“讥世卿”之义来改变满洲贵族世官世爵的特权。他说:

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述汤、武之书曰:“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岁有周亲,不如仁人”。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不然好贤如《缁衣》,岂曰世卿而讥之乎?伊陟、巫贤非保乂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礼,讥不尊贤养贤,不必其害家凶国。则凡国家之大患,靡不禁于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禄,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保其宗庙,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圣人诲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禄,国可以无世臣,则非讥世卿之指矣。[7]30

鲁无异姓大夫,则贤贤之义缺矣。见成、襄而下公子无复为大夫,则亲亲之道缺。而世卿之害家凶国,为王法所必禁矣。[7]62

庄存与引《中庸》与《尚书》之文,力证举贤的重要性,痛陈世卿是“失贤之路,蔽贤之蠹”。庄存与也不是一味反对贵族为官,他只是强调“非贤不可以为卿”,不管是否贵族,都要通过考察其贤能来委任官职,其实是为汉族知识分子争取一种平等的机会。而且他只反对世卿而不反对世禄,显然是主张贵族宜由国家厚养,却不宜径授官职。庄存与还强调,世卿必定会成为国家大患,一定要在其危害显露出来之前予以解决。这也是庄存与对现实政治弊端认识最为深远之处。他高喊“鲁无异姓大夫”,岂非对现实有感而发?

“讥世卿”之义在《春秋正辞》中多发,文公十年“臧孙辰卒”,庄存与也以“讥世卿”解:“享卿禄者,又五十年矣,不为不久矣。噫!后之君子,钦念之哉!以臧孙辰之为良大夫,当世谓之不朽,而闵、僖、文之《春秋》削之无一事可录者,则知蔽贤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赎也,甚绝之也。义在指矣,曷不读乎《春秋》!”[7]63臧孙辰于鲁立下不少功绩,亦有良政,鲁人多有称颂,即使這样,庄存与也指责其为卿日久,不足以除蔽贤之大罪。由此看来,“讥世卿”在庄存与那里真是非常看重。

庄存与还曾亲自实施了相关的改革。在任直隶学政期间,他对旗人科举考试严格管理,清除严重的作弊现象,试图改变旗人考试的走过场性质。《清史稿?庄存与传》载:“(乾隆)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閧。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鞫,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閧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13]10522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最终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支持,后来规定所有三级以上满蒙旗人及其世袭军职的子孙们必须用汉文参加考试,通过后才能得到相应的官位①。

三、引发今文经学的回归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派的开创者,但公羊学思想的精深之处他几乎都没有涉及,严格说来,他并没有固守今文门墙,也不能算是今文学家。我们从庄存与的著作书目也可以看出来,其中不仅有主公羊说的《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还有论说古文经籍的《毛诗说》《周官记》等。即使是《春秋正辞》,虽以公羊义立论,但却不全然用公羊义,而是博采诸家,不仅用《穀梁》之说,还用《左传》之说,并间采二程、胡安国等诸家之说,甚至以《周礼》来解说。蔡长林先生乃认为:“从今、古经学的立场观之,存与之学理应是古文学的成分更多。”[17]33

庄存与关心的不是今文经学本身,而是今文经学的学术风尚,他看重的只是“发挥大义”,而并不在乎今文经还是古文经的。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后,伪《古文尚书》之面目大白于天下。而庄存与《尚书》之学却不辨今、古。李慈铭责其《尚书既见》“无一字辨证其真伪”[18]19,“乾隆间诸儒经说,斯最下矣”[18]20。龚自珍曾述及此中原委称:

(公)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冑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14]142

庄存与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浅近之术,明经义以求通治天下之道方是大儒所当为。因此他明知《古文尚书》之伪,却因其中大义犹存,不忍殄废。可见其心中唯大义是求,而绝无今、古门户之念。

庄存与主要生活经历是在乾隆时代,其年龄比戴震还要大几岁。在推崇“训诂明,六经乃可以明”[19]801的乾嘉时期,庄存与实堪称异类。梁启超称其“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20]74-75。但在庄存与生活的年代,其学术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学界纷纷整理传统文献,从儒家经典扩及诸子百家等其他传统文献,如果有人在此时整理有关春秋公羊学的传统文献,那也并不是一件唐突的事情,更何况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早已被列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因而当时学者也只是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看作“说经之文”[8]2,并未将庄氏学术视为乾嘉汉学范围之外。即如魏源所说,“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几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几在是”[21]238,也只是标榜庄存与之学为真汉学而已。而庄存与自己,也因“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在当时也并不为学界所重,就像阮元所指出的,“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2]。

但正是这部看上去像是普通“说经之文”、在当时并无影响的《春秋正辞》,几十年之后却开创了一个在晚清影响极大的常州今文学派。庄存与并没有重建今文经学的意识,这一任务是由其外孙刘逢禄完成的。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对今文经学的瞩目、对公羊学的推崇,会给后世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但他的这种选择,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中一样,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由此重返历史舞台,终至“翻腾一度”,成为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庄存与的学术风尚影响了周围的一批人,其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等都追随他走上了今文经学的道路,由此形成了推崇今文公羊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常州学派。刘逢禄之后,常州学派的影响遂扩展至全国,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虽然都不是常州人,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趋向,通常也被归入常州学派。

梁启超说:“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20]74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正是由庄存与发其端,再经刘逢禄发明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终于实现了公羊学的全面复兴。逮晚清康有为以公羊学说为变法改制之蓝本,使公羊学在历史上再度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 参 考 文 献 】

[1]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光绪八年(1882)重刊阳湖庄氏藏板.

[3] 徐世昌等.方耕学案上//清儒学案:卷73.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庄存与. 四书说//味经斋遗书. 光绪八年(1882)重刊阳湖庄氏藏板.

[5] 陈其泰.庄存与:清代公羊學的开山——兼论孔广森的《公羊通义》//中国哲学:第25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6] 庄存与.春秋要指//续修四库全书:第1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 庄存与.春秋正辞//续修四库全书:第14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 庄存与.春秋正辞:朱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锺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浦卫忠,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10 //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 庄存与.春秋举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 傅恒等.御纂春秋直解: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 胡安国.春秋传.郑任钊,校点//儒藏:精华编第9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7] 蔡长林.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0.

[18]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2000.

[19] 戴震.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 魏源. 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叙//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

(编校:彭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