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中国文人书房的本质，在于它所蕴含的人文情怀，而其中的文房配置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道風景。在南北朝时期，“文房”一词主要指官府掌管文书的地方。到了唐代，其内涵得以延伸，主要指代书房。唐代李峤有诗云：“朋席余欢尽，文房旧侣空。”随着“文房”含义的扩大，它不仅仅再指代“书房”，更普遍的意义则是指文房用具。因此许多与此相关的新称谓也应运而生，如“文房四宝”、“文房四友”等。

中国古代文人有着明显的阶层等级划分，文人与士大夫、文官之间既互相区别，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通过带有历史温度和人文情怀的文房用品，我们能够最生动直观地还原他们的生活情境，甚至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世界。

剔红和剔黄工艺属雕漆工艺的一种，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雕漆工艺品多为漆盒、漆盘等，而一根直径不足2厘米的笔杆也能成为能工巧匠施展才艺的舞台。明代的剔红山水图毛笔上雕刻着松涧流水、石上亭台，寄情山水和松柏山林的意境，这不仅是毛笔常用来描绘的主题和画面，更是许多古代文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

“岁寒三友”是中国花鸟画的常见题材，松树常青蕴含长生不老的理想;竹有节，是为君子之道;梅在寒冬时节盛开，不仅代表风骨，也是坚忍不拔的象征。这是常见的几种文人价值观形态，而这种寓意也常常被吸收到笔的制作中。

古代的笔也常有能够体现主人个性的佳品。如清代的红木诗文笔一笔双管，两支笔可以蘸取不同的墨色，方便进行点阅、批校。而清代双竹合欢笔的巧妙之处在于利用竹子的天然双枝形态制成毛笔，或许这杆笔的主人是一位风姿绰约的才女，也可能是一位多情的公子，用它书写自是一番纸短情长。

在明代墨谱收录的各式墨锭中，可以看到伏虎、云纹、龙纹、凤纹、玉璧、瑞兽等墨块形状。这些墨块的形状既是从讲究美观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又暗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审美趣味。八仙、太乙负螭、瑶池仙驾等是出自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及故事形象，同时也是古人对神仙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文人墨客能够将这些母题进行再认识和再创作，匠人们则更能参透他们的趣味，在墨的制作中加入相关主题，让颜色本来黯淡、形状单一的墨块焕发生机。明代的石漆八音墨就反映出墨在制作中文人参与的重要作用。“八音”主要是指八种乐器一一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些乐器在古代雅乐中被广泛使用，深受文人喜爱，而将这些乐器附着在墨上则反映了古代文人希望常有雅乐相伴的愿望。《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作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八种乐器的合奏讲究的是对艺术作品整体和谐性的把握，这或许也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审美标准。

我们现在看到的砚台早已脱离了早期笨拙、粗糙的形象，瓦砚本身也早已不是取下汉宫屋顶上的瓦当做砚的样子。流传下来的古砚更多饰有植物、花鸟、动物等形象，工艺讲究，纹饰精美。端石木叶砚、牡丹歙砚、木段梅枝砚、优昙花叶砚台、祁阳石荷叶砚呈现出四季花卉的不同品格。端砚和歙砚常有琴形、钱币、云纹、行囊等造型，将砚台的器形扩展到新的维度。不仅文人墨客使用，就连商人也要用它们来记录事项，这不得不说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工商业的出现和繁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