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勇 潘毅刚 郎金焕

一、高质量维度

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有很多，效益、效率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指标。因此，笔者重点选择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三个效益指标，以及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效率指标开展比较。

(一)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所在。目前，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北京市，居民经营净收入超过北京市和上海市，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不过，也必须看到，近年浙江省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难度加大。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看(见表1)，浙江省居民收入领先优势明显。2016年，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三，比第四名天津市和第五名江苏省分别高出4500元和6500元，即使上述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浙江省2个百分点，也分别需要7年和10年左右时间才能追上浙江省，其他省区市与浙江省差距则更大。

表1 2016年9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单位：元

将居民收入分解为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组成来看(见表2)，浙江省居民经营净收入已经是全国第一，但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都低于上海市和北京市，工资性收入差距最大，是浙江省居民收入低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主要原因。与其他6个省区市相比，浙江省居民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四大组成也普遍较高，仅在转移净收入方面与天津市和江苏省分别存在1400元和400元差距。

表2 2016年9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组成 单位：元

浙江省居民收入城乡结构较为均衡(见表3)，农村收入领先是突出亮点。9个省区市中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三，较北京市和上海市低10000元左右，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北京市，与排在第一的上海市差距不到3000元，达到其87%的水平。

表3 2016年9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单位：元

但必须看到，近些年浙江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下滑态势(见表4)。2016年，浙江省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为6.4%，低于山东(7.5%)、北京(6.9%)、福建(6.9%)、内蒙古(6.9%)和天津(6.8%)。按照2017年上半年浙江省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6.6%，GDP增速8%推算，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相背离的态势在拉大，保持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难度增加，值得关注。

表4 2012—2016年扣除价格因素后9省区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单位：%

(二)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是反映经济发展效益的主要指标。目前，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水平呈现分化态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偏低，服务业企业情况较好。

工业企业利润方面，按照主营业务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总资产回报率(利润总额/资产总计)两个口径计算出2016年9省区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水平(见表5)。从主营业务利润率看，由于央企数量较多，上海市和北京市远高于浙江省，福建省、天津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处在第二梯队，水平大致相同，但浙江省相对略低。从总资产回报率看，浙江省排名下滑至第七位，与前六位省区市差距基本在1个百分点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还存在低效或无效资产包袱。

表5 2016年9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偏低，说明浙江省企业生产效率仍有待提高。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产销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看(见表6)，浙江省排名靠后，尤其是工业增加值率排名第八，全员劳动生产率排名在最末。浙江省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也至关重要。如果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能达到江苏省的水平(21.9%)，工业增加值就将提高1100亿元，这相当于2016年浙江省GDP的2.36%的增量空间。

表6 2016年9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若干指标情况

服务业企业方面，由于部分地区未披露服务业企业利润情况，因此笔者主要比较了浙苏粤3省情况以及杭州市与4个一线城市(见表7)。其中，5个城市之间，杭州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超过广州市和深圳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超过上海市。3个省份之间，浙江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率高于江苏省但低于广东省。同时，也可以看出，浙江省有94%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来自于杭州市，在省域内极不平衡。

(三)国家税收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稳定器”，也是发挥政府积极有为作用的财力保障。从9省区市比较看，浙江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度较高，尤其是杭州市和宁波市两大城市正在崛起。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看，浙江省在全国排名第五，前四位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广东省；从人均税收贡献度看，2016年浙江省常住人口每人贡献1.55万元税收，在全国排名也是第五。两个口径计算出的税收实力，与浙江省在全国的人均GDP水平位次相当(见表8)。

表7 2016年若干省区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情况

表8 2016年9省区市税收收入情况

表9 2016年8大城市税收收入相当于GDP比值比较

从税收分布的地区结构看，所在省份城市经济规模大小决定了区域税收实力。分析9省区市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表现出的税收实力(见表9)，深圳市处于第一梯队，杭州市、宁波市、广州市和南京市处于第二梯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均在21%至23%之间。考虑到广州市和深圳市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较多，[注]例如，深圳的深交所和招商局，广州的南方电网和南方航空等，都是大型金融机构和央企。可为当地提供大量税收，但本身是国家布局的结果，不具可比性。为此，笔者用地税收入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深圳市仍然排名第一，但杭州市升至第二，比广州市高出2个百分点，宁波市排名第四。

二、均衡性维度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三个反映城乡平衡、区域协调和人群阶层公平的指标来度量发展均衡性。

(一)城乡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来衡量城乡差距，它等于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浙江呈现“高水平基础上高均衡”的良好态势。

2016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07(见图1)，比天津的1.85略大，其他省区市均在2.2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天津市的城乡收入倍差较小，主因在于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相较而言，浙江省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好的城乡均衡，含金量更高。

图1 2016年9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数据来源：2016年9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9省区市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看[注]深圳市没有农村户籍，不存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其情况特殊不做讨论。(见图2)，目前宁波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最小(1.8)，杭州市也在1.9以内。杭州市和宁波市实现高水平城乡均衡的主因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如杭州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高出5600元和2400元，宁波市分别高出6200元和3000元。

图2 2016年主要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数据来源：2016年相关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区域差距

区域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于衡量区域差距，该指标是指在某个省区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市(或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在9省区市中浙江省的区域差距最小。

表10 2016年7省区市的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

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是区域居民收入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比，仅依据两个地区的收入情况考察区域差距，容易引起结论失真。为此，笔者选择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福建省4个数据比较完备的省份，计算了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③衡量区域居民收入的相对倍差。该指数有两个好处：一是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相对于区域居民平均收入的差距，避免了个别地区居民收入极高或极低而出现收入差距失真的情况；二是它用人口占比对收入进行加权，避免了个别人口数量偏低的地区对区域收入差距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经过计算，目前浙江省泰尔指数在浙苏粤闽4省中仍然最小(见表11)。不过，计算中也发现，由于人才持续流入，杭州市与全省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持续拉大。这表明在高水平发展之下，绝对意义的区域均衡并不存在，浙江省进入了区域差距相对持平或扩大的阶段。

表11 近年苏浙粤闽四省的区域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三)贫富差距

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在我国很难精确获得各收入水平居民在总体居民中所占比例，所以用这个系数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难度。鉴于此，笔者使用城镇和农村居民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与后20%的两类人群的收入倍数，[注]由于目前部分省区市尚未公布2016年分组收入数据，这里采用2015年数据进行讨论。衡量贫富差距。计算表明，表列7省区市中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阶层差距较大。[注]由于天津市和山东省没有公布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所以笔者在剩下的7省区市中进行比较。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4.66，高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农村居民贫富差距6.04，不仅高于北京市和上海市，也高于广东省和福建省(见表12)。

表12 7省区市两类人群的贫富差距

三、可持续维度

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广泛，本文的分析中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为“三有”：即经济发展有后劲，创新活动有支撑，资源环境有保障。

(一)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行业和区域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力。笔者用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衡量投资回报率。这个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地区生产总值(GRP)增量与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注]考虑到固定资产从投资到产出需要一段时期，计算一般滞后3年。用2016年各省区市的GDP增速外推2017、2018 年各省区市GDP，可得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2018年GDP增量/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就是单位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形成的产出。近年来，9省区市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见表13)。目前，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排名第五，但是与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按照4%的资金成本和5%的折旧(即20年折旧期限)计算，当前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每投入1元钱，一年的净回报为0.037元，[注]即浙江省2016年的投资效果系数0.127减去0.04的资金成本和0.05的折旧后的值。而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分别为0.205元、0.12元和0.104元，差距巨大。

表13 2012—2016年9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二)创新支撑力

创新是一件风险概率较大的事件，今天的研发投入决定了明天创新成功的概率大小。我们用研发投入强度和人才数量衡量创新发展的潜力。从两个指标比较情况看，目前浙江省在这两方面的竞争优势都不够强。

浙江省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落后(见表14)。2016年，浙江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9省区市中位列第六(2.43%)，较人均GDP水平落后一位。特别是，与江苏省和广东省相比，浙江省研发投入强度虽然分别仅相差0.23和0.13个百分点，但是换算成研发投入绝对值，差距达到900亿元左右，相当于少了两个半杭州市的研发投入，日积月累的影响不容小视。

表14 2016年9省区市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单位：%

笔者以9省市区中主要城市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来进一步衡量区域创新支撑力(见表15)。考虑到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大科学装置较多，其研发投入强度具有不可比性，笔者选择了8个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进行比较发现，目前深圳市的研发强度最高，其次是杭州市和宁波市表现出较强的研发投入水平。

表15 2016年9省市区主要城市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单位：%

从人才数量看，浙江省人才竞争面临巨大挑战。用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衡量人才存量的质量，用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衡量人才增量的质量。总体看，浙江省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达到15.1%，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三个直辖市；但浙江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为1.79%，在9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内蒙古自治区(见表16)。人才的存量数据和增量数据结合起来说明，浙江省是人才流入大省但不是高教大省。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掀起“抢人大战”，积极出台政策留住本地培育的人才，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强大高教资源支持，浙江省人才流入将面临巨大挑战。

表16 2016年9省区市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 单位：%

(三)环境承载力

有大量指标表征环境承载力。根据国家环境统计公报，近年受到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指标主要是水、大气和土壤。由于土壤情况与区域性地理地貌有关，可比性不强，所以主要比较9省区市水资源和大气的承载水平，分别用国控断面劣V类水比例和PM2.5年均浓度进行衡量。9省区市中福建省的环境承载力最好，水质量和空气质量都比较高，浙江省V类断面比例排名第二，PM2.5年均浓度排名第四，总体处于中上水平(见表17)。

表17 2016年9省区市的两类环境承载力情况

四、几点思考和启示

通过3个维度9类指标，把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9省市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总体看，浙江省的发展质量、均衡性和持续性均处在全国领先水平。尤其有7类指标排在全国前五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均衡和区域均衡等方面已经超过北京市和上海市，这是最大亮点。同时，在9省区市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8个主要城市里，杭州市和宁波市的9类指标均走在前列，崛起势头引人注目。

不过，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浙江省在发展中表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于以下四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工业现代化发展不充分，工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工业企业利润回报水平相对较低。二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落后于创新强省发展要求，与兄弟省市差距不小。三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且明显低于同期的兄弟省市。四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居民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值得引起重视。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浙江省在省域经济治理上有必要进一步在以下三方面凝聚新共识、部署新行动。

一要加快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浙江省工业企业效益较低，归根结底还是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目前，浙江省产业结构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传统产业低端化路径锁定；其二，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俘获。这二者的结果，必然是效益不佳。这也表明，要走出效益困境，浙江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倒逼低效企业加快转型，淘汰僵尸企业，推动新一轮企业兼并重组和创新转型，并鼓励各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努力走向“微笑曲线”两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浙江省社会资本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尤其是产业投资占比、民营企业投资占比下滑比较突出。因此，提升投资效益、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让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动力，保持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处在主导性地位，是宏观效益、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力所在。

二要加大创新研发、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三大投入，着力用软性投入提升发展硬实力。经验和现实表明，发展硬实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是浙江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关键时期，必须超常规加大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度，加大高等教育和基础性研究投入，这也是中长期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华山一条路”。下一阶段，应按照“四个强省”工作导向，以沪嘉杭创新大走廊为重点，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通过部署科学大装置、内育外引高水平高等教育、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发展科技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鼓励大中型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手段，强化创新服务，创新人才政策，加强人才住房等保障，把浙江的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拉回到兄弟省市“同一起跑线”上。

三要保持城乡、区域和人群间三大收入均衡优势，努力探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路径。共同富裕是现代化应有之义，也是浙江省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要坚持藏富于民的方针不变，在保持居民收入国内领先、区域之间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新一轮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不断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高度关注居民阶层差距扩大趋势，打好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战，通过鼓励创业、收入分配二次调节、社会保障和教育公平等综合性手段，重点增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和刚脱贫困难人群内生发展能力，防止在高水平发展条件下形成阶层固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更多浙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