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便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的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我三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我摇摇摆摆地站在一个满清遗老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看到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写了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九岁时，我踌躇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还是美术作为我的终身事业。看了一场关于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着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等，因此常犯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因为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了自由的成长，我的自信心日益增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违了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番。“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处处受痛苦。”

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毛衣，可是从未成功。我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两年，但你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是会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却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走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以及如果没有幽默感就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总是显露出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而我母亲的沉痛警告也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对生命感到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

（本文有删减）

赏 析

张爱玲与石评梅、萧红、吕碧城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一九三九年，十八岁的她参加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写下了这篇语言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她八岁尝试写小说，九岁在音乐和美术之间做出选择。她体弱多病，深受伤寒症的折磨；她不懂得待人接物，无法适应生活环境。文中字里行间无不诉说着她青少年时期的烦恼。张爱玲是孤独的，但她观察生活，坚持写作，在不断的创作中寻得心灵的归属。“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中，她体会到了清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