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雪

过去，子孙环绕被视为是一种圆满，那些没有孩子的农村老人，无依无靠，被称为“五保户”，政府不得不想办法来救助这些“鳏寡孤独”，这种帮助虽然很微弱，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的养老模式：人必须告别家庭，而投入到社会之中。

现代的死亡，是一套复杂的仪式：工业化的焚烧代替埋葬;集体的墓园，代替了过去的孤坟。人最终的归宿，变成了墓园里一个小小的编号，在他们周围，是那些陌生人的骨灰。和传统的死亡相比，现代的死亡无疑死得更彻底。

但我们现在的文化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死这个概念。“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的死亡观其实就是他（她）的生命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曾说：“医疗观要调整，要把痛苦的接纳和对生死的豁达包含进来。”

在今天的医改格局中，医生往往会用理性的、教科书式的语言谈论死亡，不会和病人探讨文化语境的死亡，我们的教育也缺乏这样的语境。

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在他看来，应该走出技术万能的魔咒，因为机器意志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甘泉。“如果有一天要走了，我希望平静地逝去。”PLOSOn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称88%的医生都做出了这个选择。

2016年，时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麻醉科主任的類维富，主动辞去主任职务，创办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也是目前我省唯一由公立医院开办的临终关怀病房，收治的都是当前医疗技术无望治愈的晚期恶性肿瘤以及慢性病终末期的病人。

不同于普通病房的熙攘喧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东院区三楼，有一种特殊的宁静，连空气中都没有医院特有的味道，这里的病人不需要穿病号服，各种颜色的被子、日用品、毛绒玩具随处装点着房间。

“临终关怀不是放弃医疗，也不是安乐死，它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而是为了患者最后能舒服一些，家属和患者能够一起对抗恐惧。”

在这里，一切医疗活动均围绕着病人的舒适而展开，更多地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怀。安抚病人，尽量满足病人的愿望，开导家属，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谈心”是病房医护人员的重要工作。很多晚期病人语言功能丧失，为了与他们沟通，类维富专门学习了哑语。患者经常在晚上出现急症，类维富为此在东院区附近租了房子，以便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身边。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西方医生特鲁多的这句名言越过时空，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有人说它昭示了未来医学的社会作用。

在类维富看来，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对于这些预期生存期在6个月以内的病人，临终关怀病房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转变为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尊重临终患者的尊严和权利，让病人尽量平静、舒适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病人的医疗费用80%是用在临终最后一个月，其中大部分用在了没有任何作用的治疗上。但现实中，即使危重病人本身有“放弃积极治疗”的意愿，子女也不敢轻易答应。“孝”和脸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若千斤，一旦 “不救”，很可能受到舆论的“攻击”。

在类维富看来，这是“孝道中的不孝”。 很多没有“善终”的病人，其实可以更有尊严、更加没有痛苦的离去，临终关怀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临终关怀不追求猛烈的、可能给病人增添痛苦的或无意义的治疗。在生命即将到达终点时，维持尊严，尽可能的宁静安详，是这里的关怀所在。

事实上，临终关怀病房在国内的生存状况一直举步维艰。

目前，全国各地建立的专业机构有150多家，主要分布于大城市，济南市仅有一家。相对于需求而言，这些机构仍是杯水车薪。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对晚期癌症患者临终关怀服务覆盖率约为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在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