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佳琪

摘要：安史之乱后，朝廷新添置的众多节度使相互勾结形成朋党，通过对军权的掌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渐渐形成了宦官专政左右朝廷的局面。宦官势力的膨胀给诗人元稹的仕途、思想与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得罪宦官政权惨遭报复，元稹多次被貶，直接影响到了元稹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思想上，在官场沉浮的元稹虽渴望拥有归隐的田园生活，但放不下朝廷与百姓，寻求机会再次入朝为仕。在文学创作上，也从最初的状咏风态物色诗、抒发报国壮志，到讽刺宦官专政和腐朽朝廷，最后到达一种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境界，仕途的变化，使得元稹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更加的丰富与多元化。

关键词：宦官专权；元稹；仕途；思想；文学创作；诗歌

宦官专权的产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添置的众多节度使。不料节度使人员众多无法掌控，反导致了宦官横行，唐朝的混乱乃至灭亡。宦官势力的膨胀影响了中晚唐百姓的同时，也影响了其间的一代代诗人。元稹的官场沉浮、文学创作与思想都与宦官专权有着直接的联系。目前学界对元稹的研究现状与元稹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相称，李丹、尚永亮《元稹百年研究综述》中总结道：

前人对元稹的研究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远逊于其友人白居易，仅有的228篇论文中，合论元白者就有46篇，约占总量的21%。……元稹诗歌研究的论文许多是结合对元稹生平、品节的评价，纯粹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的不多见，即使有，涉及的也只是悼亡诗、唱和诗以及《连宫昌词》《行宫》等名篇。不仅在是个种类上存在研究的空白区，从总体上对元稹诗歌艺术特色进行探讨的也成果寥寥。[1]

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细读古书文本，来探讨中后唐时期的宦官专权对元稹的官路历程、文学创作及思想变化的影响。

一、宦官专政的形成发展

唐朝宦官，在太宗朝，还只是掌管宫廷守御、扫除和禀食的內侍。武后时期，人员稍作增加，之后地位不断上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权利范围扩大。肃宗、代宗往后，甚至可以左右太子储君的位置和皇位的交替，并且手握军权，可以说是权倾朝野，掌控全国。

宦官通过手中对于军权的掌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中央禁军到地方节度使，无不受到宦官的操控牵制。在顺宗朝，王叔文和王伾发起反对宦官势力的“永贞革新”，并且得到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在朝官员的支持，形成了“二王刘柳”的形势。然而宦官力量太过于强大，加上顺宗本人心志不够坚定，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钧等人里应外合，迫使顺宗立李纯为太子，并在八月禅位给李纯，即唐宪宗，此次事件史称为“永贞内禅”，二王及刘禹锡等人在宪宗登基后被贬谪流放，改革也因此被废止。关于“永贞内禅”，国内外史家众说纷纭，但其中宦官和外朝互相勾结的事实已经十分确凿。至于后来对外主张用兵的宪宗驾崩，主张和战的穆宗登基，无非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党羽的势力更替。与宪宗有关的皇亲之境遇，如太后之死等，历来史家也各有猜测，认为其中大有猫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作出了总结：“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可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王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2]

内廷宦官和在野朝官，为了巩固各自的党派利益地位，往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君主因对藩镇用兵的态度而招致不同的结局，就是党争倾轧的体现。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对此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3]。虽然统治者一心想要压制宦官的权势，但是其与朝野士大夫之间关系密集，难以撼动，因此“甘露之变”也失败了，文宗只得发出“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4]的感慨。

二、宦官专政与元稹仕途的变迁

元稹一生动荡漂泊，曾位高权重临万人之上，也曾被因爱国心切得罪宦官，多次被贬申冤无效。藩镇割据而造成的宦官专权，对元稹的官路历程有着极大的影响，多次的升官贬官皆由于此。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党争激烈，官宦专权边防虚空，且时有外敌入侵。宪宗元和元年九月，时任左拾遗的元稹因屡次上书言事，“为执政多恶，初为河南尉”[5]，这也是元稹在安史之乱未根除、藩镇割据初起，一个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社会中，官海沉浮的开始。从统治阶层上看，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

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6]

以唐宪宗的宰相裴塘为中心，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然而当腐朽势力占上峰时，却“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势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7]可见这点起色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

唐宪宗元和四年，裴珀担任宰相一职，耿直敢言且有经国大略，支持元白二人挽救危亡的政治思想，经其提拔，元稹得以出任为监察御史。由此元白二人写下了不少感激裴相知遇之恩的诗作：

好直者皆是，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抜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8]

裴相死后，元稹与白居易悲痛良久，深感痛失知己的同时，更感前路曲折漫漫、无人同行之悲凉，从此政治态度有所转机。同年，担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并以剑南东川详覆使之身份，调查核实任敬仲贪赃一事，因此查得严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时“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等庄宅、奴婢，并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9]一事，便以剑南东川详覆使之身份上奏，对已故去的严砺进行猛烈弹劾。当时的朝廷虽内外受敌，对此事却也多加重视。严砺既已死，便责罚了从犯七州刺史。虽说此次元稹的弹劾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宦官节度使贪污横行之风，可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唐朝的政治日益腐败，无力对付横行宦官。被责罚的砺党怀恨在心，奏告宪宗将其贬至东台即洛阳分司。

唐宪宗元和五年，杜佑为宰相，位高权重、雍容无比。元稹在任左拾遗之时，曾作《论追制表》对杜佑护佑其孙杜兼授职苏州刺史，行途未半追改杜兼官职之事加以弹劾。若是杜兼秉公执法、为人清廉倒也罢，可偏偏他横行不法、作恶多端。《元氏长庆集》中记载道：

又以杜兼为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复改郎署。臣不知谁请于陛下而授之？谁请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则授者非，授者是则追者非。以非为是者罚必加，然后人不敢轻其举；以是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10]

杜佑对元稹在《论追制表》中明着针对杜兼，暗地里却是针对自己假公济私的弹劾大为不满，上诉宪宗，将元镇贬为河南县尉。而元稹不为所惧，继续以诗歌讽刺杜佑恋其宰相之位不肯退位，作《有鸟二十章》这样讽刺：

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俊鹘拳，疽肠暗把鹓雏啄。千年不死伴灵龟，枭心鹤貌何人觉？[11]

元稹被贬于东台即洛阳分司还不满一年，就弹劾宦官权贵数十事，又断然举奏违职的杜兼，立刻受到了之前就对元稹满腹怨恨的杜佑的报复。好在此时宪宗对元稹还有些照拂，将元稹召回京城。在返京途中，元稹作诗感念朝廷庇护，舒解心中苦闷：“分司在东洛，所职尤不易。罚俸得西归，心知受朝庇。”[12]

后不久元稹留宿于敷水驿，发生了与宦官仇士良争厅的事件，又被早就视其为眼中钉的宦官殴打，原先庇护元稹的宪宗轻信了谗言，包庇宦官，听从宰相杜佑，将元稹贬为江陵士参军。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得以结束十多年的贬谪生涯，入朝为赡部员外郎。唐穆宗时期，元稹屡次升迁，仕途一改往前，大有上扬之势。《资治通鉴》中云：

初，赡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诗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戊，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13]

而这段元稹得势的记载却成为后人评判元稹勾结宦官，得以知制诰的证据。唐宪宗一生英武，坚持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政策。唐穆宗登基之后，由于内廷外朝朋党的改换，对藩镇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不再积极地用兵，朝“和”靠拢。当时内廷宦官的首领为崔潭峻，他对于元稹的态度不同于常人，“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14]。元稹因为《连昌宫词》而闻名天下，其末尾句“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15]，表明了元稹主张不用兵的政见，与崔潭峻不谋而合，由此二人极为交好。范文澜认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收到压抑。元稹交接宦官，得做知制诰。”[16]元稹是否与宦官勾结一直是学界莫衷一是的话题，此处不予赘述。被任为祠部郎中不久后，穆宗又任命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第二年更是“竟排群议”拜相于元稹。这或许和元稹与宦官交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因素在于元稹自身的政治才干。元稹十五岁一举中的，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新官上任的元稹立即向宪宗上《论教本书》，言辞直切的就太子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对当时还未立太子的穆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稹也自叙道：

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17]

元稹为相之时，河朔平叛已经失败，叛兵王挺凑和朱克融联兵围牛元翼于深州，而穆宗被迫赦免王廷凑和朱克融，并将拼死抵抗的牛元翼调离河朔，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然尽管朝廷做出了如此的让步，王廷凑和朱克融依旧俱不奉诏，不放牛元翼出围奉任，穆宗无计可施，寝食难安。元稹对此十分愧疚，“欲有所立以报上”[18]。而正当穆宗和元稹都无计可施之时，有和王傅于方，故司空頔之子，献计于元稹。于方说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曾在燕、赵间做过宾客，与贼党十分通熟，可用反间计救出牛元翼。为尽快解决穆宗的心头之忧，元稹不顾其是否得当，当即采用其计谋，用重金贿赂买通兵部吏部，造出了些伪公文，想要以此来离间河北的几个藩镇，以智取胜。这主观动机是好，可是身为宰相，这一举动还是非常轻率。李逢吉知晓此事后，指使李赏将此事夸张描述了一番，告与了裴度：“于方为稹所使，欲结客王昭等刺度。[19]”早于裴度争权夺势的李党李逢吉，借此机会诬告元稹结客于方，利用裴度和元稹之间的矛盾，挑拨元稹和裴度之间的关系。裴度起初并不相信李赏的话：“度闻之，隐而不发，盖亦知其不足信。”[20]然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裴度和元稹，由于政治理念的相悖，关系已然不睦。此次裴度虽未轻信李逢吉，却也是在心中埋下了一粒元稹勾结宦官的种子。李逢吉见计未得逞，便继续打击谋害元稹，告元稹指使于方，结客谋刺裴度。

李逢吉敢在朝廷中这样的横行霸道不仅仅是因为得到了宦官的支持，更是因为他曾经是穆宗在东宫时的侍读，于穆宗有“侍读之恩”。由此李逢吉恶人得利，元稹与裴度均被罢相。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新唐书·元稹传》中记录到：

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而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度守仆射。谏官上疏，言责度太重，稹太轻。上心怜稹，止削长春宫使。[21]

穆宗都已罢免了元稹的相位，政敌依舊不肯放过他，挑唆谏官上谏：“责度太重，稹太轻”[22]，穆宗尽管怜惜元稹，却依旧按照他们的意思，削去了元稹长春宫使的官职。而即便元稹被贬至此，京兆尹刘遵古在元稹反乡后，立即遣人对元稹暗中监视。元稹愤起奏诉，穆宗对京兆尹刘遵古加以训诫，依旧不能改变穆宗偏向宦官集团的事实。

三、仕途变迁与元稹思想转变

元稹所处的中唐，虽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但导致战乱爆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徭役繁重、边患四起等问题却日益激烈，振兴唐室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元稹的思想有改变之处，也有从未改变之处。首先较为明显的不变之处，是元稹始终如一的谏诤精神和正直又孤傲的为政原则。

元稹才华不浅，但性格却“性明锐，遇事輒举”[23]，性子急，敢说敢做敢当。不管当朝君子是否勾结听信宦官，元稹始终心系朝廷，对皇帝忠心耿耿言听计从，谏诤如一。元稹常常借咏物抒发自己愿为君死的衷心，如《桐花》“君若不好谏，愿献触疏箴。君若不罢猎，请听荒于禽。”[24]；《雉媒》“罥在君前，向君声促促。信君决无疑，不道君相覆。”[25]等。同时还多次借咏物，反讽当今宦官专政，朝廷腐朽：《菟丝》“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子蔓，依倚榛与荆。……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26]等。元稹的朝廷为政风格，却和其雷厉风行的性格完全相悖。在一次次的贬谪一次次的升迁之时，元稹有过对宦官扰政的不满：“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27]，有过对最高统治者轻信谗言，背信弃义的埋怨：“平王渐昏惑，无极转承恩。子建犹相贰，伍奢安得存。”[28]。然宦官与当权者相互勾结，朝廷大臣对元稹的排挤，并没有使元稹有半分出仕退隐之意，而是在表达愤懑的几首牢骚诗之后，只要有一丝的机会，就想尽各种手段回到朝廷，继续任职。最有代表性的，即裴度与元稹具被罢相之后，牛僧孺见朝廷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便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廷官员力荐被罢相的裴度，因此第二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为节度使。此时元稹心中按捺不住，不顾两人之前的关系与矛盾，书信一封寄给裴度，祈求能够上书皇帝，再次给予官职。于《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先回忆了故裴兵部对自己的欣赏与提拔：

独忆得近日故裴兵部之为人也，甄辨清净，号为名流。及其为相也，构致群材，栋梁榱桷，咸适其用，人颇隘之。至於激浊扬清，亦无所爱吝，是以秉政不累月。[29]

最后适当的贬低自我，祈求裴度看在曾共事的份上，向皇帝进言，让其摆脱贬谪：

今天下病沟渎、困笼槛，思阁下药之、养之、投之、放之者，岂特小生而已哉。……阁下若能荡涤痕累，洞开嫌疑，弃仇如振尘，爱士如救馁，使恃才薄行者自赎於烦辱，以能见忌者骋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与惟新之怀，次以广阁下好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谓阁下与裴兵部为交相短长，亦足为贤相矣，未尽善也。[30]

陈寅恪于《元白诗笺证稿》云中唐：“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起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民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稹的某些看似是依附宦官、趋炎附势的令人诟病的行为，在笔者认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元稹只是善于利用道德标准以应付环境的“巧者”，既与宦官严绶、崔潭峻等一干人等交好，又能在穆宗前得力。然虽“巧”，但并不能说明元稹的政节有问题，在元稹为政期间，没有做一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大体上守住了自己的政治操守，因此就因与宦官交往密切等行为就下此断言，不免太过于牵强。

其次，元稹的宦海沉浮同时也影响了他对佛教等思想的吸收。佛教对于元稹来说只是仕途失利时安抚内心的工具，远离世俗的隐士哲学，一旦仕途有望，他便从佛道中脱离出来。元和五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心灵备受打击，佛教在此时便成为排遣烦恼的良药，在赴江陵路途中作《思归乐》将自己心沉佛海，不问世俗：

闲穷四声韵，闷阅九部经。身外皆委顺，眼前随所营。……此诚患不利，虽困道亦亨。微哉满山鸟，叶噪何足听。此诚患不利，虽困道亦亨。微哉满山鸟，叶噪何足听。[31]

在失落失意之时，元稹也会写出一些极富哲思的诗句：“天地为一物，生死为一源。合杂分万变，忽若风中尘。”[32]抒发天地一物，生死本同源的感慨，而在之后，更是将自身置之于外，放眼于世间万物，拥有超我的情怀，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33]。同时，元稹禅观方面的诗作也随之增多。如其作于江陵时的《酬窦校书二十韵》中写道：“渐轻身外役，浑证饮中禅。”[34]。纵观诗人元稹的诗词表赋，能够发现元稹矛盾的内心。从十五岁及第授官，到后来跌宕起伏的管路，诗人的身心困苦不堪，多次赋诗，想要永远逃离这是非的官场，在《归田》中抒发自己愿与柳宗元一般归隐田园：“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橰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35]，却内心放不下朝政放不下百姓，始终抱着一颗为君王为国家献身的衷心，在官场沉浮而终。

四、元稹文学创作的变化

元稹十五岁考试便一举及第，年少气盛，意气风发。起初对未来的仕途充满畅想、胸怀抱负，有诗云：“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未能解生狞，偏矜任狂直。”[36]可看出元稹年少得志的自负。而其诗风则是“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37]时元稹性格闲散，所作之诗也无非是闲暇时的一些伤春悲秋，感慨人世间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之作。其早期作品中也有对底层百姓的关注，但大多都是在呈给皇帝的表章奏折中体现：《论西戎表》中争对当时边防能力低下、供给困难，提出在边地实行军队屯田和组织农民习武的建议；《论讨贼表》中认为朝廷推诚于下若不奏效，即应采取讨伐行动，战争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必要的代价应该付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指出当今科举的弊端，说到底就是当权者无关痛痒的牢骚。而自从其贬为河南尉，贬官到下层，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间传闻和接触了底层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发生了些许变化，写下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著名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

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我聞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于李。[38]

虢州长史时作：

病是他乡染，魂应远处惊。……最怜贪栗妹，频救懒书兄。……此中临老泪，仍自哭孩婴。[39]

长庆元年任翰林学士时，元稹曾奉唐穆宗旨意收录《杂诗》。元杂偏向在新乐府的比兴传统中能深刻体现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和被贬谪到地方任刺史接触底层人民分不开的。历经了众多官场的无情与朝廷的腐朽之后，元稹更是生出了一丝泛灵论的人本主义思想：“万物有本性，况复人至灵。”[40]认为万事万物均有灵性，有其自身的价值。他对白居易将眼前的物质生命所需看得比台阁轩冕更为重要的干禄以奉亲行为，深表理解赞同。在诗中云：

王爵无细大，得请即为恩。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闻君得所请，感我欲沾巾。今人重轩冕，所重华与纷。矜夸仕台阁，奔走无朝昏。感君求禄意，求禄殊众人。上以奉颜色，余以及亲宾。[41]

萌生出一种但求以禄养亲的众人皆有之“平常心”。

唐宪宗元和中期，屡遭贬谪的元稹没有摆脱一般文人士大夫对立德、立事、立言的追求。但是因屡不得志所以努力去实现另外一种意义，即诗歌或文学上的立言，在诗歌及理论创作上进行自觉探求。

总之，中晚唐时期的宦官专政对元稹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仕途上的“五受诬陷五遭贬谪”均是由于此。元稹积极入世，迫切的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可是正是这份迫切，与较为明锐激进的性格，反让元稹陷入宦官相争的深渊中无法自拔。长时间的贬谪生涯，也让元稹的目光从云端向社会底层聚焦，创作出大量体察民生疾苦的诗作。元稹更是善于利用道德标准与习俗，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存，撇去盖棺定论的史书不谈，笔者依旧坚信元稹孤傲正直的政治原则与人格魅力，和在文学史上毅力不倒的地位价值。

参考文献：

[1]李丹，尚永亮，元稹百年研究综述[J]，学术交流，2004 （04）：137-144.[2017-09-09]

[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97页

[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04页

[4][北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宦官上》卷二百七，列传一百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7页

[5]周相录，《元稹年谱新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范文瀾《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8]《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八《感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9]《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七《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处置等使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0]《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三《论追制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11]《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五《有鸟十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2]《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五《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时公分司东都劾河南尹房式诏薄氏罪召公还京）三月六日至陕府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怆曩游因投五十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一[M]，北京：中华书局，第1956页

[14][北宋]欧阳修 宋祁《旧唐书·元稹传》卷一百六 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2页

[1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连宫昌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1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7][北宋]欧阳修 宋祁《旧唐书·元稹传》卷一百六 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3页

[18][北宋]欧阳修 宋祁《旧唐书·元稹传》卷一百六 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3页

[19][北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元稹传》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050页

[20]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76

[21][北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元稹传》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049页

[22][北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元稹传》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049页

[23][北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元稹传》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第4047页

[24]《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一《桐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一《雉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6]《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一《菟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27]《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四《早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28]《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四《楚歌十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29]《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一《上门下裴相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30]《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一《上门下裴相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31]《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一《思归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32]《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二《和乐天赠樊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3]《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二《和乐天赠樊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4]《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十一《酬窦校书二十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3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十四《归田（时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36]《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六《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此后并江陵士曹时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37][北宋]欧阳修 宋祁《旧唐书·元稹传》卷一百六 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2页

[38]《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连宫昌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39]《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九《哭女樊四十韵（虢州长史时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40]《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一《思归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41]《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元氏长庆集》卷六《乐天为左拾遗嵗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贫听自择官乐天请以翰林学士兼京兆戸曹参军以便养诏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