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宏

摘 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文化则是将人民群众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在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民族共同体，而这些民族共同体不同的文化特点又使他们的历史轨迹长生了巨大的不同。文章通过对比斯拉夫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内因及其如何与显性的外部因素产生了耦合作用。從而说明了“中庸之道”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庸；文化；苏联解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然而这样一股宏大的力量是如何形成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体之间分明具有纷繁复杂的区别差异，是什么让他们凝聚在了一起呢？这个答案或许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如果我们对“文化”的词源和语义进行追溯，会发现“文化”是从拉丁语“Culture”转化而来的，其意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从中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条主线，从源头便于生产力发展绑定在了一起，并在之后从未间断。

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我们将其视为“软实力”——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一种潜移默化的存在状态。然而，文化的确又是很实在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大卫·克雷所说：“文化一词应具有两种相关的含义。首先支持着群体获组织成员广泛持有的神话、象征、故事等价值观念，同时，它也代表着存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些其他大型政治组织中以价值观念为基础所构成的共同团体。”共同团体有些联系紧密，有些较为松散，其中“民族”这一共同体在这二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状态——虽然由于共同体的庞大，成员之间无法达到充分的交流，但在特定的情境或历史阶段中，我们会发现文化的漩涡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让我们既看到了中心，也明晰了边界，所以文化又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不同的特色。

“文化”的驱动力和向心力在很多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时期中都留意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希波战争到文艺复兴，再到颜色革命；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撤侨行动。文化在世界各类运动、革命，甚至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是它们爆发的内部因素，也是爆发过程中的催化剂和助燃剂。当学者绝大多数从政治体制、经济战略等角度来寻找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如果结合文化这一内生性的因素，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生活中我们经常称其为“战斗民族”，这是因为他们刚烈的性格，会做出一些被认为超出界限或者极限的行为；另一种文化则是我们中华民族 “平和中庸”的文化，讲求阴阳相生、刚柔并济的认知与处世方式，告诉我们事情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样才能做到集百家之所长。虽然两者并不能代表两种文化的全部，但这显然是两种文化间反差最大的一组对比。在中庸文化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政策战略延续了一种稳中求进、统筹兼顾、友好互助的精神内涵，虽然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总是能够在最关键时刻扭转局势。而盛极一时的苏维埃帝国却在1991解体——从一个遍地文盲，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最终却是又成为斯拉夫民族的遗憾，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最开始的经济基础开始，在苏联就有若干相对的例子。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实现了农业，工业迅速的复苏。1925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87%，工业总产量相当于战前的75%。

到了1929年，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在事实上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国思想，逐步形成了代替新经济政策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实际上一直延续多年，这种来自经济上的高压集权，导致了苏联政治上的，甚至是外交上的一种极端模式化，整个国家便从此死气沉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功不可没，让苏联一跃成为了世界级强国，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但笔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对于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看就是饮鸩止渴。整个国家牺牲各方面的资源来发展工业，从短期上来说是可以的，但从长期上来说，这等于慢性自杀。农业是治国之本，工业是强国之本，跳过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第二阶段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至于斯大林模式在前期为何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除了上文所述的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冲突之外，另一重要原因便是当时那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

1926年的苏联的那一代人，他们经历过战争，他们经历过积贫积弱，他们也深知国力强盛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把蛮强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之中，在加上斯大林的高压政策以及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宣传，导致苏联民众自始至终都是紧绷着神经，为一个口头支票和莫名的荣耀（祖国强盛）而挥洒汗水；另一方面，位于政治中心的俄罗斯民族对国家、集体的服从，对国家和制度的忍耐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又是非常突出的。基于三者的耦合才保证了国内的空前团结。

但是，当荣耀和强盛迟迟没有降临时，那种革命热情根本无法支撑他们的继续发展，所以出现了不可遏制的经济倒退，虽然同属斯拉夫人，但是历史、宗教等因素使得这样一个看似紧密的民族共同体早已暗流涌动，并不能拧成一股力量，最终导致了分崩离析。这便是完全计划这样的极端造就的恶果。所以说斯大林模式取得的好的效果不如说是他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掌权在了一个正确的时间。

在政治制度上，联的政治体制一直存在这样的特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缺少监督和制衡机制，党组织演变为实际的国家机构。

自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由列宁时期的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逐渐转变为个人集权、专行独断的政治体制，要求思想和行动与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保持高度一致，并限制社会团体独立职能的发挥；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官僚主义开始蔓延，失去了理想信念的干部们渐渐开始学会了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之风日盛，苏联最终完成了专政的政治体制，并且极具官僚性；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事实上确立的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更是促进了腐败的泛滥，形成了强大的腐败集团。这种将集体的权力过渡到的一种个人的，集权的，长期的权力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这个也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弊端。

在这种历史进程下，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称为苏联解体买下了伏笔：不管是苏联大饥荒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惨剧（至今，很多乌克兰人认为饥荒是莫斯科蓄意为之的），还是对东欧的控制，强迫东欧各国运行斯大林模式，建立共产党工人情报局，是真正的把这些国家当做卫星国（同一时间，美国在西欧建立的北约却是固若金汤，这个也是美国比苏联棋高一着的地方，美国对于西欧的控制是非常有尺度的，更多都是在经济上的控制，军事上更多是合作上的态度，对于国家主权是基本上绝对尊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苏联对于卫星国的主权是践踏式的，大肆派遣驻军，干涉选举，派出顾问监视各个有关部门，而这些也在客观上埋下了苏联解体的最大的一颗炸药—民族主义。

在事后来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民族主义的苏醒是不容忽视的。不论是东欧剧变，还是黑海三国，乌克兰等国的迅速独立，都和民族主义密不可分。而尤其是黑海三国，乌克兰这批独立的最早的国家，也是受苏联压榨的最厉害的国家了，所以这样一家獨大，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政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毫无疑问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单方面的外部因素，而是民族文化和上层建筑的耦合引发了一些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造成了波斯帝国军队似的溃散。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在权力制衡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开始左右苏联领导者的决策，而整个民族共同体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从而使得问题被掩盖，直到危机爆发后，矛盾早已无法调和。这或许就是斯拉夫民族缺少一种精神，即类似于中华民族“中庸之道”的精神——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至善、至诚、至仁、至真，做到不偏不倚，不骄不躁。这样才不至于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迷失自己，有损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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