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 100084)

2017年11月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下文简称MEGA2I/5)出版。《费尔巴哈》章版本世界又增添了新的一员。从1972年试刊版[注]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 (MEGA),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ütze und Probestücke, Berlin: Dietz Verlag,1972.的探索，到2004年先行版的预告，最终在2017年正式出版， MEGA2的几代编者用了整整45年的辛勤劳作将保留了历史原貌的《费尔巴哈》章手稿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版《费尔巴哈》章有哪些新的地方？它是完全继承了MEGA2的《编辑原则》(1993年)[注]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还是有所创新？它的编辑顺序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编排顺序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过程是否更具有优势？

一、MEGA2I/5《费尔巴哈》章编辑顺序的变化

为了方便论述，本文统一使用了MEGA2I/5的文稿指代符号，详细情况参见“《费尔巴哈》章收录文稿及其编排情况表”。通过表格情况可以发现，相比于1972年试刊版和2004年先行版，MEGA2I/5采取了新的编排结构。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章编辑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如何处理誊清阶段出现的“小束手稿”与之前定稿阶段形成的大束手稿之间的关系[注]按照日本学者广松涉的看法，《费尔巴哈》章手稿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之前完成的手稿主体部分，他称之为“大束手稿”，分为三部分，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包括：(1)第[8]-[29]页，(2)第[30]-[35]页，(3)第[40]-[73]页；之后对主体进行修改的部分，即称之为“小束手稿”，包括：没有编号的{1？}和{2？}，以及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编号为{1}、{2}、{3}、{4}、{5}的5页手稿。。从表中会发现，1972年试刊版将小束手稿(H2、H3、H4、H7、H8)编排在大束手稿(H5)之前，这类似于1965年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费尔巴哈》章的编排方式，与1966年出版的“新德文版”[注]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Kapitels I des I. 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n:Deutsche Zeitschrift fuür Philosophie. Berlin (Ost). Jg. 14. 1966. H. 10. S. 1192-1254.基本相同。2004年先行版将小束手稿编排在大束手稿之后，并在它们之间插入了《费尔巴哈》[笔记](H6)。2017年MEGA2I/5紧接大束手稿后编入了《费尔巴哈》[笔记](H6)，将小束手稿划分为两部分，将H2、H3、H4文稿编排在大束手稿之前，H7、H8文稿放在大束手稿之后。

MEGA2I/5新的编排顺序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只有充分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清楚MEGA2I/5对理解《费尔巴哈》章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费尔巴哈》章收录文稿及其编排情况表[注]符号说明：(1){ }内为恩格斯标注的序号；(2)[ ]内为马克思标注的页码；(3){x1x}，{x4x}是伯恩施坦编号;(4)M表示作者是马克思，E表示作者是恩格斯，ME表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二、1972年MEGA2试刊版“综合”原则

整体上看[注]众所周知，1972年试刊版问世之前，《费尔巴哈》章有4个代表版本：(1)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的梁赞诺夫版；(2)1932年MEGA1I/5的阿多拉茨基版；(3)1965年苏联杂志《哲学问题》第10期和第11期连载的巴加图利亚版；(4)1966年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的新德文版。由于阿多拉茨基版与其他三个版本的编辑原则存在本质的区别，新德文版是以巴加图利亚版为底本编辑而成，而且巴加图利亚版收入了1962年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3页新手稿。所以，巴加图利亚版在1972年试刊版问世之前是《费尔巴哈》章编辑水准很好的一个版本。，与巴加图利亚版相同，1972年试刊版《费尔巴哈》章采取了将“小束手稿”(编号{2}、{1?}、{2?}、{1}、{3}、{4}、{5})整体置于“大束手稿”(H5a、H5b、H5c)之前的编排方式(参见《费尔巴哈》章编排情况表)。采取这样的编排顺序是为了向读者展现《费尔巴哈》章是一部未完成作品的特点，而且满足这个版本所体现的“历史考证原则”。正如编者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章的再现形式应该明显表现出材料未完成的特征，以及展现已经开始却没有完成的手稿修订的全部事实和可能性。这种形式应该让读者了解到手稿的写作停留在哪个阶段。”[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ütze und Probestücke, Berlin: Dietz Verlag,1972,S.416.从创作关联性上看，将誊清阶段出现的小束手稿看作是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草稿阶段成熟思想的材料，整体放在大束手稿之前，即《费尔巴哈》章开端处。

对大束手稿的编排巴加图利亚版和1972年试刊版比较统一，都以马克思标注的序号为根据。但是对小束手稿的处理上这两个版本却是不同的[注]梁赞诺夫版《费尔巴哈》章顺序：{1?}a-b、 {2}、{1?}c-d、{2?}、 {5}、[1]、[2]、[8]-[29]({6}-{11})、[30]-[35]({20}-{21})、[40]-[72]({84}-{92})、[Notize]、 {3}、{4}；巴加图利亚版《费尔巴哈》章顺序：{1}、 {2}、{1?}c-d、{2?}、 {3}、 {4}、{5}、[1]、[2]、[8]-[29]({6}-{11})、[30]-[35]({20}-{21})、[40]-[72]({84}-{92})、[Notize]。。也就是说，在确定了小束手稿在大束手稿之前的位置后，编者就面临如何处理小束手稿与大束手稿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也是《费尔巴哈》章编辑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小束手稿情况比较复杂，它共有7张手稿，是由没有编号的两张手稿({1?}、{2?})以及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编号的5张手稿({1}、{2}、{3}、{4}、{5})构成。既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编辑指示，也没有统一的编号可以使用，这给编辑《费尔巴哈》章增添了困难。面对这一难题，1972年试刊版编者针对文本每部分各自的特点，采取了如下的编辑原则，对现存部分进行了“逻辑性”的建构：

(1)按照撰写工作结束后的底稿状况进行编辑；

(2)小束手稿第{2}、{1}、{1?}和{ 2?}张手稿“按照推测的时间顺序依次表现出来。”[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ütze und Probestücke, Berlin: Dietz Verlag,1972,S.416.

(3)小束手稿第{3}、{4}、{5}张手稿的编排基于恩格斯印张编号以及两部分的共同特征；

(4)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编辑页码进行编排。

在小束手稿第{1}和{2}张手稿的编排顺序上，1972年试刊版不同于巴加图利亚版。巴加图利亚版先排列第{1}张手稿，之后排列第{2}张手稿。1972年试刊版颠倒了这一顺序，将第{2}张手稿编排在第{1}页手稿之前。1972年试刊版这样编排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经过重新核对原始手稿发现，小束手稿页码{1}、{2}、{4}是伯恩施坦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标注的，因此没有必要按照{1}和{2}的数字顺序进行编排；第二，“从第2部分({1}a-b、{1?}c-d和{ 2?})留存的导言以及它大量修订的情况，留下的誊清稿以及之后部分标题——这个标题具有更多的对应第1卷的特性——的改动能够推测出第2部分是在第1部分({2})之后产生的。”[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ütze und Probestücke, Berlin: Dietz Verlag,1972,S.405.也就是说，1972年试刊版编者基于内容上的判断认为，第{1}张手稿与第1卷的特性相对应的程度更高。所以，编者将第{2}张手稿编排在第{1}张手稿之前，第{1}张手稿紧接正文排印。

三、2004年MEGA2先行版“纯粹的时间原则”和“独立原则”

2004年先行版对1972年试刊版的编辑原则持肯定性评价，提出“试行本《I.费尔巴哈》的编辑原则可以被MEGA2第一部分第5卷的结构继续沿用”[注]《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英格·陶伯特编，李乾坤、毛亚斌、鲁婷婷等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的主张。但是对试刊版的编排顺序却进行了调整。因为在2004年先行版的编者看来，将小束手稿合拼到一起整体置于大束手稿之前，试图将它们变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做法会掩盖这样一个问题：“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对象基本上能够确定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唯心史观’，但是在解析他们自身的观点时存在很大的困难。试行本使得理解手稿的形成过程变得尤为困难，尽管有了与此相反的说明。”[注]《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英格·陶伯特编，李乾坤、毛亚斌、鲁婷婷等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针对1972年试刊版的不足，2004年先行版取了如下的编辑原则：

“不再建构《I.费尔巴哈》章，不再继续从事未完成的事后编辑工作。不再把未完成部分的7个小部分(I/5-3至I/5-9)连辍成一个单独的文稿：计划写但没有写的新稿《I.费尔巴哈》的准备稿。7个文稿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将I/5-3分为4个独立单元主要依据的是估计的时间，这样就可以搞清楚这些单元与文稿I/5-4至I/5-9产生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的联系(相对的时间顺序)。这样，也能说明《III.圣麦克斯》的草拟对于计划写但没有写完的新稿《I.费尔巴哈》的各篇文稿的写作总过程具有怎样的意义。”[注]《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英格·陶伯特编，李乾坤、毛亚斌、鲁婷婷等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根据最新版MEGA2I/卷的文本符号进行了符号对应：I/5-3对应H5，I/5-4对应H6，I/5-5对应H2，I/5-6对应H3，I/5-7对应H4，I/5-8对应H7，I/5-9对应H8。

据此，2004年先行版的编排顺序与1972年试刊版是截然不同的(参见《费尔巴哈》章收录文稿及其编排情况表)。但是，如果像2004年先行版所说的那样“不折不扣地贯彻了MEGA2试行本所述的相关要求”[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页。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由于两个版本编辑原则本质上的差异带来的。那么，陶伯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出这样特殊的编辑原则呢？英格·陶伯特在1997年《MEGA研究》第2辑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一文中对未来出版的MEGA2I/5的编排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篇文章对按照逻辑方式构建《费尔巴哈》章的编辑方式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独立编排各个文稿的主张。

一方面，陶伯特从手稿中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和本身情况指出了编号原则的局限性。“如果把这些手稿和刊印稿合在一起编成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35页。因此，将留传的材料作为单独成篇的文稿进行收录的原因在于文稿本身的情况。从《费尔巴哈》章来看，它所留传的文稿情况比较复杂，包含付印稿，刊印稿，草稿，手稿等形式。而且这些文稿大部分都处于未完成形态，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的编辑指示。先行版编者认为，之前版本都试图按照逻辑体系编排《费尔巴哈》章，然而由于缺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任何一种逻辑编排都存在着局限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会相继出现7种不同编排方法的版本的原因所在。所以按照手稿原样编排，将这些手稿当作独立成篇的文稿是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另外，之前的各个版本都是依据手稿上出现的页码编排《费尔巴哈》章的。但是，不论是马克思的页码，还是恩格斯和伯恩施坦的页码都存在中断的地方，以三者中任何一方的页码编排《费尔巴哈》章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通过讨论撰写过程的复杂性揭示了任何“时间原则”都不能恢复文稿的本来面貌，都存在主观臆断的弊端。针对MEGA2新的《编辑原则》提出的“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Siehe MEGA-Studien 1994/1,Hrsg.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S.[22])的主张，陶伯特认为“编辑时不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编辑第1部分第5卷时尤其不能这样做”[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46页。。对此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定稿时对多数手稿做了系统的编排……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就会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拟订的体系结构。”第二，通过手稿编号和单篇发表的刊印稿可知，每个文本都构成一篇完整的著作，具有自己的完整性。“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势必分解《三、圣麦克斯》(第1部分第5卷第12编)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第1部分第5卷第3编)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第三，“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写作)的，或者它们的付印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付印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46-48页。并且认为MEGA2I/5编辑要考虑5种不同的时间段以及按照2种层次进行编排，具体情况见下表[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48页。：

时间段时间顺序①写作的最早开始日期和最迟结束日期②写作可能开始日期和可能结束日期确定历史考证版要求的具体日期,比如1846年3月中旬至5月底③底稿写作时间,即主要内容写作时间④定稿的日期,包括各个修改阶段⑤前期草稿写作时间确定一种能证明文稿先后顺序的大概时间顺序,比如写作《圣麦克斯·旧约》之后和写作《圣麦克斯·新约》之前

在陶伯特看来，不能用一种单一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因为仅依据上述时间段中的一种编排《费尔巴哈》章都存在着局限性：编者首选的③底稿写作时间很难确定，通常依靠的是编者的推测而得来的，并且会遇到与定稿时间相矛盾的情况。按照写作的最早开始时间(①或②)来编排的话，面临着实际情况的挑战：有时编者推测的著作最早写作时间“与实际写作时间相隔很远，因此，这种办法会歪曲时间顺序，忽略著作产生的具体条件”[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49页。。有时还会遇到很多手稿的最早写作时间相同的情况，这样就需要引入其他标准来完善它。如果依据④定稿的时间虽然不会与底稿时间发生矛盾，“但是，这种做法不能准确地反映著作的产生过程，因而无法达到按时间顺序编排著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49页。

这篇文章基本思想在2004年先行版中得到了再现，可以将它视为先行版的指导性文本。针对《费尔巴哈》章的具体情况，陶伯特提出了如下编排建议：(1)留存文稿的实际情况。现存的文稿由4部分构成：第一部分(H5a)包括批判鲍威尔文章的草稿和定稿阶段的三处较长的增补。三处增补中有两处是恩格斯的笔迹，一处是马克思的笔迹。陶伯特推测，两处恩格斯笔迹的增补写于马克思为《费尔巴哈》章标注页码之前，马克思笔迹的一处增补写于他标注页码之后。它们不是在基底稿阶段完成，而是在修改阶段分别添加进去的，属于不连贯的文稿；第二部分(H5b)是从原来《圣麦克斯》章抽出的第20和21张手稿，属于“旧约”《D.教阶制》这一小节的内容。第三部分(H5c)是《圣麦克斯》章抽出的第80张手稿第2页以及第83-92张手稿部分，属于“新约”《 D.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一小节的内容。第四部分([73])是在马克思编号第72页的下半页和之后一页(没有编号)背面上写的笔记(这份笔记最早写于《圣麦克斯》章“新约”期间，最晚写于1846年底之前，至于是否写于马克思标注页码之前或之后是不能确定的)。(2)两种编辑方式存在的问题。一种是以底稿为基础。第一、二、三部分根据底稿写作时间按先后顺序编排，但三处增补属于定稿阶段，——陶伯特认为不能单独编排，但未说明原因——编排在正文中实际表现的是定稿形式。而且如果严格遵循底稿写作时间的话，则需要将《圣麦克斯》章抽取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单独编排。但是这样会破环“最后定稿中表述新的文稿次序时所确立的新的著作结构，编辑稿就会违背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稿的原则。”[注][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第61页。另一种是将《费尔巴哈》章三部分还原到原初产生的位置。这种办法忽略了《费尔巴哈》章创作的层次性，即会肢解原稿，同样以定稿时间为标准编排时只能将《费尔巴哈》章(不包括笔记)排在《圣麦克斯》章之后，这样又不符合实际的产生过程。除此之外，由于笔记产生的时间难以确定，它的编排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由于陶伯特推测它最早产生于《圣麦克斯》章“新约”创作期间，最晚1846年底之前。它可以编在《圣麦克斯》章之后，也能编在《费尔巴哈》章中或之后。(3)最终的建议。A.保留马克思标注页码的顺序；B.除笔记之外按照最后底稿进行编辑；C.添加《I.费尔巴哈。手稿和笔记》的标题；D.将四部分作为相互独立的部分编排；E.在《引言》、《产生和留传情况》和《本卷结构》中，对草稿整体和各部分文稿产生过程、主要内容等情况加以说明和介绍；F. 在《异文索引》中说明可以确定的时间顺序。

基于这样的编辑原则，先行版编排表现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将构成《费尔巴哈》章的7份手稿视为独立部分，扯断了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之间的关联：在《产生和留传情况》中揭示大束手稿四个部分在《费尔巴哈》章产生过程中的关联情况。并且从小束手稿实际情况出发，不再建立与大束手稿的联系；另一方面，先行版对试刊版的编辑顺序进行了重大调整：按照时间原则将誊清阶段出现的小束手稿整体置于大束手稿之后，调整了1972年试刊版小束手稿H3和H4之间的顺序[注]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2004年先行版首先将1972年收入附属材料的{1?}a-b、{1?}b-c部分编入了H3文稿之中，H3文稿范围调整为{1?}a-b、{1?}b-c、{1?}c-d、{2?}。因为{1}a-b部分(H4)是{1?}a-b的誊清稿，并且两者写于间隔很大的两个时期。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就要将誊清稿H4文稿编排在H3之后。，将《费尔巴哈》[笔记](H6)收入正文，编排在大束手稿之后、小束手稿之前。

四、2017年MEGA2I/5“独立原则”和“综合”原则

2017年MEGA2I/5正式出版，按照这卷《引言》的说法，“现在这卷是按照1993年以来生效的编辑原则加工而成的作品”[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94.。这一卷兼顾了1972年试刊版采取的编辑原则(时间原则与内容原则)与2004年先行版的编辑原则(独立原则与“纯粹”时间原则)。具体而言：

(1)继承了2004年先行版的独立原则。2017年MEGA2I/5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划分为18个文稿，其中涉及《费尔巴哈》章共有7份文稿。编者按照创作层次将这些文稿分为三种类型：准备稿(H5和H6)，誊清稿残篇(H7和H8)和《费尔巴哈》章三个开头部分(第1个开头编号H2，第2个开头编号H3，第3个开头编号H4)。在编者们看来，“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主体部分并未完成以及出版计划和文本形式不断改变，这使得并不能重构出一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27.。所以，“本卷收录的全部手稿都按照它们可信的形式编辑为独立文稿，同时以详细的形式展示了这些文稿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27.，即编排的“独立原则”。

(2)回归1972年试刊版“综合”编辑原则，对“纯粹时间”原则进行了完善。这卷编者们认为，“纯粹时间”原则拥有明显的缺陷，“按照纯粹时间顺序出现的手稿编排会遇到如下的问题：以统一形式留下的手稿必须被划分成更多的部分；同样不能精确地确定每一部分时间顺序(也就是不能断定，是否H9写于H10之前或H7写于H8之前)。除此之外，时间顺序编排与作者的意图——即在章节编号中或‘大束手稿’(H5)整体文本连续编号中表现出的作者意图——是相矛盾的”[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95.。所以，MEGA2I/5制定了“只要有可能，《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就按照预定的章节结构编排；不可能的地方就依据它们创作的相对时间顺序来编辑”[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27.的编辑方针来完善这个原则。这里提出的“预定的章节结构”和“相对时间顺序”内涵与1972年试刊版采用的编辑原则是一致的。1972年试刊版《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原则继承了之前版本的编辑原则，采取了“内容原则(编号原则)”和“时间原则”的处理方式。以最后底稿中的编号为基础对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进行编排，以“时间原则”编入存在争议的小束手稿。在新的文献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逻辑版本。

可以说，MEGA2I/5一方面回归了1972年试刊版《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原则，以此弥补2004年先行版编辑原则的缺陷。MEGA2I/5编者们认为本卷的编排方式同样符合2004年先行版采用的时间原则，但是却可以削弱2004年先行版“纯粹”时间原则带来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接受了2004年先行版的独立原则，将各部文稿视为独立个体，不再试图重构一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

基于这样的编辑原则产生了“《费尔巴哈》章编排情况表”展现的MEGA2I/5的顺序：

首先，按照内容原则与时间原则编排了《费尔巴哈》章三个开头部分(H2、H3、H4)，将这三份文稿置于篇首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不论是在准备稿(H5和H6)撰写时，还是在创作誊清残篇(H7和H8)的过程中，都不能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要将它们刊印出版的意图，但是存在《费尔巴哈》章确定出版的意图。因此，虽然从时间顺序上看，这三份文稿是定稿之后的誊清阶段才创作的，但是基于可以证实的出版意图和内容上与“大束手稿”(H5)的关联，编者们将它们放在了“大束手稿”之前，并且按照它们撰写的时间顺序[注]MEGA2I/5编者判定文稿H2、H3、H4产生时间都是1846年6月初至7月中旬。编者首先根据H2文稿和H3文稿内容方面情况推测出了这两份材料相对时间顺序：从内容上看，H3文稿与H2文稿同样作为《费尔巴哈》章开头部分誊清稿，前者表现出更加成熟的特征，所以，H2文稿后面排列H3文稿。而H4文稿很明显是H3文稿的誊清稿，所以，H3文稿位于H4文稿之前。整体上看，H2-H4文稿相对时间顺序再现了《费尔巴哈》章开头部分的创作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将他们的历史理论与清算之前德国哲学的论述区别开来，他们中断了第一个开头(H2)的撰写，重新撰写了H3文稿，但是H4文稿的出现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H3文稿阐述他们历史理论时发现的新难题。进行了编排。

其次，按照时间顺序原则编排了准备稿(H5和H6)。编者们认为，“在《费尔巴哈》章撰写过程中使用了这两份准备稿是毫无疑问的”[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94.。所以，准备稿排在《费尔巴哈》章三个开头部分之后，按照它们撰写开始顺序进行编排。

最后，依照H7文稿上的数字符号“3)”和H8文稿上的“5”对誊清稿残篇部分进行了编排。

五、MEGA2I/5编辑顺序是否有利于对《费尔巴哈》章的研究

编辑顺序是在编辑原则的指导下确定的，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评价MEGA2I/5的编辑原则。总体而言，MEGA2I/5可以被视为1972年试刊版编辑原则和2004年先行版编辑原则的综合版。1972年试刊版一方面吸收了之前问世的各个版本的编辑经验，另一方面在“历史考证”的理论旨向引导下，采用了内容原则(编号原则)和时间原则。但是，这一版将编辑重点放在诸如编排形式、文献信息介绍、纸张编码情况标示等其他方面的表现上，对于采用的编辑原则和编辑顺序的考虑缺少更多的证据支撑。虽然如此，1972年试刊版的开创性意义仍然是不能抹杀的。它首次按照原始手稿写作方式采取了左右两栏的排印方式，不再进行章节划分，“所有事实和继续修改的可能性指示像它们一样在手稿中留存样貌那样再现出来。带有马克思或恩格斯编排提示的文本调换，增补和插入编入正文之中”[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Probeband. Editionsgrundsütze und Probestücke, Berlin: Dietz Verlag,1972,S.416.。与阿多拉茨基版一样，在《异文索引》中展示了手稿修改过程和相关信息，但是，1972年试刊版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内容。可以说，1972年试刊版在《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版本。

2004年先行版由于意识到了手稿本身的文献信息都是相对性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任何一个版本都很难得到客观的证实，所以，这一版没有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撰写的著作，将各个文本视为独立的文稿，按照手稿创作的时间顺序编排了《费尔巴哈》章。所以，2004年先行版采用的编辑原则可以概括为独立原则和“纯粹”的时间原则。为什么是“纯粹”的时间原则？1972年试刊版(也包括之前的各种版本)编排原则可以概括为逻辑原则体系基础上的“时间原则”。即以时间原则和编号原则为基础，将《费尔巴哈》章建构成一部完整的著作。因此，时间原则是服务于内容逻辑的。但是，由于2004年先行版没有将《费尔巴哈》章视为一部著作，而是相对独立的文稿部分。时间原则就成为了编排《费尔巴哈》章的主要线索，在这种原则基础上将独立的文稿组织到一起，编者希望以此来避免再产生一部与其他版本一样的“假设性”文本。所以2004年先行版采用排除了逻辑内容干预的“纯粹”的时间原则。

2017年出版的MEGA2I/5继承与发展了之前两版的编辑原则。一方面，继承了2004年先行版的独立原则，承认构建一部完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的不可能性，将重点放在了揭示《费尔巴哈》章手稿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方面，即MEGA2所坚持的“过程性”价值旨向。另一方面，回归了1972年试刊版的编辑原则，将内容原则提升为占主导地位的编辑原则，并且把2004年先行版“纯粹”时间原则下降到次要地位。因为在这卷编者看来，“纯粹”时间原则只是编辑工作的第一步基础性工作，不能完全成为组织《费尔巴哈》章的主导原则。MEGA2I/5制定了“只要有可能，《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就按照预定的章节结构编排；不可能的地方就依据它们创作的相对时间顺序来编辑”[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 Band 5,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27.的主导原则。从MEGA2I/5编排顺序来看，以大束手稿(H5)和《费尔巴哈》[笔记](H6)为核心，将一部分小束手稿(H2、H3、H4)排在大束手稿之前，这是依据内容上的关联按照内容原则进行的编排。大束手稿之后的另一部分小束手稿(H7和H8)则是依据创作的先后顺序，按照时间原则进行的编排。

众所周知，解读《费尔巴哈》章面临两大障碍：第一，由于手稿创作过程的层次性以及手稿本身的未完成性为编者的理解造成了困难，如何编排这部作品陷入了长久的争议之中，至今都没有一部得到研究者普遍认可的版本问世，学术讨论建立在并不统一的文献基础之上，研究者观点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带来的；第二，主要手稿的创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在手稿形成过程中交织在一起，如何区分两者的思想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分担问题”[注]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广松涉和望月清司提出的。，其实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可以说，如何清除这两大障碍是解读《费尔巴哈》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清理《费尔巴哈》章所面临的两大障碍提供了可能。因为，一方面，“MEGA2中收录的全部著作与原件完全一致并以原始文字发表问世”[注]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 Band 1, Berlin: Dietz Verlag,1975.S.35*，这为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分担问题” 提供了客观材料；另一方面，“MEGA2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创作的历史发展，同时只要材料保存下来，就会将每一部著作从最初提纲到最终成稿的不断完善过程再现出来”[注]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 Band 1, Berlin: Dietz Verlag,1975.S.36*。这样一来，每个研究者都可以直面《费尔巴哈》章各个文稿的具体情况，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会呈现在世人面前，研究者能够了解到各个文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大体位置，从而把握它们在整部作品中的性质和地位，据此建构起自己所理解的文本顺序。这就为对《费尔巴哈》章进行思想解读奠定了客观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MEGA2版《费尔巴哈》章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尤其是MEGA2I/5将近1900页的两卷本著作中，人们不仅看到了编者们的辛勤劳动，同样也意识到《费尔巴哈》章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相继出现的三个版本不论是所收内容还是编排原则和编排方式都存在着些许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每一版的得失所在，也是评价MEGA2编辑工作的一个标准，对中文版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依据MEGA2I/5将会打开《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