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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渔翁”到“文学的渔翁”

2018-12-15毛俊玉

青年文学家 2018年29期

摘 要:在古代,渔民的生活难以做到悠闲自若,放达自然。有意思的是,中国文人用文学的情思将这一社会底层的平民职业审美化,使其超越了职业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文学的渔翁所折射出的独立出世的理想之象一直闪烁着光芒,慰藉着无数在世俗泥淖挣扎的人。梳理渔翁意象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唐代是渔翁入诗的第一个高峰。在唐代,经过一大批杰出诗人的创作,渔翁意象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从而正式确立了“文学的渔翁”的地位。在唐代,渔翁大范围入诗的原因有四:一是儒道释思想并行于世,平分秋色,为文人提供了出世与入世的精神指引,从而为渔翁意象内蕴的丰富提供了思想支撑。二是唐代隐逸文化成熟并十分盛行,为渔翁意象大范围入诗提供了社会基础。三是山水诗的成熟也为渔翁意象入诗提供了契机。四是一大批优秀诗人热衷于渔翁题材诗歌的创作,不断深入开挖,创作出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渔翁意象;文学审美;隐逸文化

作者简介:毛俊玉(1986.4-),湖北阳新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9-0-04

中国文学史上,渔翁是一个既富有艺术魅力又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意象。这一发端于《庄子》、《楚辞》的文学原型,伴随着唐诗的兴盛而大范围走入诗人的审美眼光,经由诗人的反复歌咏和不断丰富,得以大放异彩。

但文学以外的现实世界是冷酷的,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渔翁这一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基本生存问题。宋代范仲淹在《江上渔者》写过渔人的艰辛:“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古代的渔翁不可能真的像诗歌所描绘的那样“寄情山水,怡然自乐”。渔翁是如何一步步审美化和文人化的?唐代以前,描写渔翁的诗文并不多。為何在唐代,诗人们特别钟爱“渔翁”,渔翁题材诗歌呈蔚然之势?唐代诗歌中的渔翁有哪些类型,呈现出哪些特征?渔翁意象的成熟和被文人普遍接受是在唐代最终完成的吗?从“政治的渔翁”到“文学的渔翁”的转变,唐诗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渔翁意象的源头:随时从俗而又能超越的智者

渔翁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名人”,也是一位世外高人。但在“文学的渔翁”出现前,古诗文中“渔翁”的形象是复杂的、矛盾的、功利的。谈及渔翁,姜子牙是一个避不开的著名人物。他是历史传说中最有名的“假渔翁”,终日垂钓于渭水边,不急不躁地等待一展抱负的时机。战国时期还有寓言讲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寓言中的渔翁,是精明狡猾的渔翁,躲在幕后操纵权谋的渔翁。渔翁的形象被借用来隐喻现实的争权夺利。

姜太公扮演的“假渔翁”和寓言中的渔翁是历史的渔翁、政治的渔翁,是城府甚深的渔翁。此渔翁知名度虽高,但并不会深入人心。直到“文学的渔翁”的出现,那个寄托文人隐逸情怀的渔翁才从精神的迷雾中一步步走出来,随着文人的创作,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明。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渔翁这一文学形象能够产生深远影响,首先要归功于《庄子》、《楚辞》中的名篇《渔父》。

庄子的《渔父》塑造了一个得道隐士的渔父形象,借渔父之口,批判儒家思想,并阐释了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返归自然的主张。此渔父是人生的智者。孙通海在评注《庄子》时说:“庄子通过渔父之口教导孔子要‘谨修而身,慎守其真,把身外之物归还给社会,这样才能免除祸害。这种观点与《逍遥游》等篇中‘真人的精神境界相比,虽然显得层次不高,但正是它的世俗气息,给予普通人更多的裨益。”[1]在庄子的《渔父》中,我们看到了自然的渔翁,不为身外名利所累,已与历史的、政治的渔翁分野。

如果说庄子奠定了渔翁意象的基础,那么屈原在这一基础上赋予了渔翁更多的文学性。《楚辞》中的渔父同样是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他能与世推移,随性自乐,寄情山水。虽然《渔父》艺术性稍微逊色于《离骚》等作品,但其深厚的思想内涵让这篇文章流传千古。与屈原高尚的人格相比,反倒是渔父出入世的高超智慧历来被后人所着重解读。

《庄子》、《楚辞》的《渔父》创造了文学的渔父、思想的渔父,成为渔翁意象的源头。两篇《渔父》虽然被指为伪作,并非出自庄子、屈原之手,但是对后代文人的影响可谓不小。

晋人王胡之在《与庾安西笺》中写道: “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渔器,不输十疋,皆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父鼓枻而歌沧浪也。”(《全晋文·卷二十》)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渔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持竿不顾的漆园吏,鼓枻而歌的渔父,在浑浊之世如何做到保持独立,超然物外?从中可以看出,《渔父》对当时文人的影响,他们对渔父的出世生活表现出了向往。

汉魏以来的文人续接《渔父》的源头,不断使渔翁文人化。陶渊明用渔人的视角描述了一个他所向往的世外桃源,《桃花源记》中的渔人很难说没有受到《渔父》的启发。唐宋时期,歌咏渔翁的诗词呈爆发增长趋势。那个在魏晋南北朝若隐若现的渔翁在唐代高调进入诗的领域。由《庄子》、《楚辞》中的《渔父》发端的渔父意象为后代文人所阐释抒怀,内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意象,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映照着“寄托出世理想”的旷达情怀,书写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精神。

二、唐代:渔翁题材诗歌出现第一波高峰

唐代以前,诗人们对渔翁的歌咏寥寥无几。渔翁零零散散的出现,尚未形成气象。而到了唐代,渔翁意象开始大范围进入诗文,作品数量远远超越了前代。

大型诗词门户网站搜韵网收录了807921首诗词(注:本文所涉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18年8月16日),搜索关键词“渔父”,唐以前的相关诗文仅7篇,其中以出自《楚辞》的《渔父》最为著名。魏晋时期嵇康的《答二郭诗》三首中,有“朔戎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已难,非余心所嘉”。诗中的渔父明显有《楚辞》中的渔父的影子。此外,按照关键词“渔人”搜索,有4篇诗文。搜索关键词“渔翁”,并无相关诗文。

及至唐代,渔翁开始广泛进入诗人的审美领域,产生了大量渔翁题材的诗篇。搜索关键词“渔父”,出现相关诗文139篇;“渔翁”相关诗歌67首;“渔人”相关诗歌39篇;带有“渔”字的诗则一共有993篇。

唐代写过渔翁的诗人数量众多。除了柳宗元、张志和外,韦庄、司空图、李白、杜甫、刘长卿、白居易、杜牧等一大批诗人都写过含有渔翁意象的诗作,从初唐到晚唐,渔翁意象始终存在于唐人的诗作之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作为一个数据样本,搜韵网的搜索结果虽然不能反映历代诗文的全貌,但也可以基本说明渔父作为一种诗人歌咏的客体在不同朝代受到的关注度,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唐代是渔翁入诗的第一个高峰,在诗人们的兴发感动中,渔翁的形象和思想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审美化和文人化的渔翁意象得以完成并发展成熟。

三、唐诗中的渔翁类型

唐代“诗僧”皎然是较早写过渔翁的诗人之一。他的“樵子逗烟墅,渔翁宿沙汀”,将渔翁和樵夫组成一组形象。诗中对渔翁进行了白描,写出了一个随遇而安、淡然处世的渔翁。平淡的语言透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诗意。皎然笔下的渔翁是唐诗中众多渔翁的一个类别。在唐代,文人化的“渔翁”同中有异,因为诗人的个性、思想和遭遇迥异,诗中的渔翁各有特点,各有姿态,各有志趣。唐代诗人用丰富多姿的笔墨勾勒了不同类型的渔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渔翁意象有三类。

第一类是柳宗元《江雪》、《渔翁》为代表的渔翁意象,其主要特点是清冷孤寂。在《江雪》一诗中,于纯净的天地间独钓寒江雪的渔翁,远离尘世,处江湖之远,其孤独的背影是柳宗元失意孤愤的倒影。其风格与《楚辞》中的渔父迥然有别,“这个被幻想化的美化了的渔翁实际上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2]我们看到柳宗元追求隐逸,但似乎洒脱不足,而这种幽冷高深,在《渔翁》一诗中有所缓和,调子由冷变暖,显示出了奇趣。苏轼评价柳宗元《渔翁》:“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柳宗元将渔翁意象推向了发展的高峰,他塑造的渔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楚辞》中的渔父之后,出现的又一令人津津乐道的渔翁。“他笔下的渔翁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渔翁,也是孤愤冷傲的渔翁,是儒释思想交汇影响下的渔翁。作为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写过渔翁:“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蹋孤舟立。”(《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此诗中的渔翁也透出一股冷峻气息。以咏史诗负有盛名的杜牧也有《赠渔父》、《渔父》等诗作。他在《赠渔父》中塑造了一个隐于山水几十春的渔翁形象:“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虽然杜牧的诗风向来爽朗俊逸,但这首诗作蕴藏着独醒人的孤独感。

第二类是张志和的《渔父》五首为代表的渔翁意象,其主要特点是萧散自由,怡然自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用寥寥几语,十分传神地勾勒出一个超然物外的渔翁,这样的渔翁随遇而安、闲适自在。传闻张志和在太湖垂钓时,常“不设饵,志不在鱼”,可谓渔翁之意山水也。不管传闻是不是穿凿附会,但从诗作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渔翁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热爱。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元结的“溪口石颠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杂曲歌辞》其四欸乃曲),写出了一个个自由无羁、与山水同乐、与自然相融的渔翁。此一类渔翁与柳宗元塑造的渔翁个性有别,但殊途同归,都是借助这一意象表达远离尘世,厌恶仕途和政治斗争,寄情山水的情思和志趣。

第三类是以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为代表的渔翁意象,其显著特点是功利心强,入世心切。这类渔翁有大志向,渴望建功立业,一展雄心抱负,是积极入世的渔翁,和前述两类渔翁的出世形成鲜明对比。诗人们往往借渔翁这一形象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进无门的苦闷,表达求取功名的一腔热血。这类渔翁的塑造特别强调了渔翁意象中的一个核心元素“钓”,孟浩然在《临洞庭上张丞相》中抒表达了壮志难酬的失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常建在《戏题湖上》更是直言不讳:“竹竿渺渺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这类诗中的“钓”字隐含着渴望功名的急切心情,也预示着进入仕途需要等待时机。此类渔翁意象是历史上姜太公钓鱼典故在唐代的再度阐发。由其所构建的渔翁意象,内涵较为浅显,艺术蕴藉不足。但这类渔翁正是渔翁意象中入世思想的载体,仍然具有文学价值。出世的渔翁和入世的渔翁意象的一体两面。孟浩然笔下的渔翁是志于兼济天下的渔翁,柳宗元笔下的渔翁则是独善其身的渔翁。每一个隐逸的渔翁都曾经是积极入世的渔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渔翁。

四、唐诗渔翁意象的特质

唐诗中的“渔翁”是一种与现实有密切联系但又脱离了诗人现实生活的独特审美意象。“渔翁”意象的形成,是文人对现实生活“诗意的裁判”和精神上的逃离。诗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审美意趣,对人生的感悟和沉思凝结起来,赋予渔翁以审美眼光下的隐逸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具有一定幻想性。毋宁说,渔翁是一面精神旗帜,渔翁意象所蕴藉的不同面貌和形态本质而言是诗人们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独善其身”的坚守。

总的来看,唐诗中的渔翁意象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是富有人生哲理。唐代诗歌中的渔翁意象大多富有人生哲理,具有厚重的思想性,凝结着宝贵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和处世之道,是诗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柳宗元的《江雪》、《渔翁》,张志和的《渔父》都是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作品,诗人们对渔翁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描写,借由渔翁意象构建了一种出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这种人生的思索和追问在其他渔翁诗歌中同样有丰富的体现,如“不是当年独醒客,且沽村酒待渔翁”(李中《夜泊江渚》),“渔翁醉睡又醒睡,谁道皇天最惜闲”(郑谷《浯溪》),诗人历经世事后,对醒与醉有了深刻的领悟。再如“是非得丧皆闲事,休向南柯与梦争”(刘兼《江岸独步》),对人生得失自有感悟。而白居易被貶为江州司马以后,仕途的沉浮改变了他的处事态度。他开始向佛禅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一时期,渔翁意象也走入了他的诗歌,“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垂钓》),诗人开始抛开身外之事,甘愿做一名江边钓鱼的“渔翁”。

二是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审美化的渔翁意象,往往寄寓了诗人的情思和志趣,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审美反映,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无论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与君共俟酬身了,结侣波中寄钓船”(李中《秋江夜泊寄刘钧》),还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都显现出一种挣脱世俗泥淖、返归自然的生活态度,蕴藏于诗意中的归隐生活方式,历代士人失意沉沦之时都心向往之。

三是超越现实的个性色彩。现实生活中的渔翁是劳碌奔波的社会底层小人物,但诗人们通过诗文超越现实,创造出了独具个性色彩的渔翁意象。在张志和的《渔父》中可以看到一个悠然自得、乐天知命的渔翁。而在“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韩偓《醉著》),“渔翁闲鼓棹,沙鸟戏迎潮”(项斯《杭州江亭留题登眺》)中,同样是对渔翁闲适生活的白描,意趣跃然纸上,个性超然物外。“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翁,“醉著无人唤”的渔翁,“闲鼓棹”的渔翁,无不显现着鲜明的个性,自由无碍,随性而生,可亲可敬。

四是渔翁内涵的多义性。唐代诗歌中的渔翁意象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多重的,对《庄子》和《楚辞》中的的渔翁意象既有继承,又有所拓展和丰富,从而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文学意象。文学上的渔翁既有入世的智慧,又有出世的超脱,随性而生,闲适自乐,自由不羁,寄情山水。所以,这一意象的内涵并非单一,往往蕴含着多重含义和多种解读。

五、渔翁意象在唐代发展成熟的原因

由《庄子》和《楚辞》发端的渔翁意象在唐代大范围进入唐诗,成为一种被文人广泛接受和反复吟咏的审美客体,文学上的渔翁意象发展成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社会现实、文化思想、文学繁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儒道释的并存为渔翁意象的成熟提供了思想支撑。唐代是一个思想开明的朝代,儒道释三家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各自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儒家思想对渔翁意象的形成至关重要。儒家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历来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唐代有一种隐逸方式叫“道隐”,很能能说明这一思想的巨大影响。“道隐是建立于儒家‘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基础上,文人贤士讲求‘独善其身超越尘俗的精神解脱形式。”[3]由此可以说,唐诗中的渔翁大抵也是“儒家的渔翁”。

儒家之外,道家返归自然的思想对渔翁意象的成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庄子在《渔父》中,通过堪为得道隐士的渔父之口,教导孔子要“谨修而身,慎守其真”,鲜明地道出了道家“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主张。何处是自然?自然在于山水之中。道家对水有着独特的哲理阐释,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一个超然物外的渔翁意象,必定具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从容、旷达。

佛教在唐代取得了与儒家、道家相平等的地位。唐代的诗人中,受佛学影响甚深的大有人在。皎然被称为“诗僧”。王维夺得“诗佛”的名号,后人评王维的诗“字字入禅”。作为佛教的一大宗派,佛禅在唐代盛行于世,无论是对下层平民,还是朝野士大夫,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禅讲究明心见性,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主张,倡导超越事物本身,自由无碍,不系于心。很难否认,唐代诗人笔下淡看世事人生的渔翁没有佛禅的影子。一些诗作,直接将渔翁和禅客组成意象对比,如“渔翁随去处,禅客共因依”(窦巩《江陵遇元九李六二侍御纪事书情呈十二韵》),皎然的“樵子逗烟墅,渔翁宿沙汀”,细细品味也有禅学的味道。柳宗元、白居易等士人都向佛家寻求过精神解脱之道。如果不了解禅,确实很难真正意义上理解渔翁意象。“在唐代的文化史、思想史上,禪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使我们无法回避它。不懂得禅,就很难体会出王维的《辋川绝句》、《汉江临泛》、《终南山》,柳宗元《江雪》、《渔翁》这些名作的妙趣和真谛。“[4]唐诗中禅意浓厚是一个显著特征,影响着唐诗的整体风貌。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就指出,“在自然中悟禅,同时又在诗中呈现禅意,这正是唐代诗人的最高成就所在”。[5]此说不无道理。

儒道释三家影响着唐代士大夫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而这种多元思想在渔翁意象上均可找到投射的影子,从而凝结成为一个可以引起广泛共鸣超越时空的文学意象。正是开明、开放、博大的思想文化为唐代士大夫的精神超脱提供了多种路径,从而推动了渔翁意象到达发展高峰。

二是唐代隐逸文化的成熟为渔翁意象大范围入诗提供了社会基础。大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之风在唐代继续盛行,并发展成熟,当时的士人对隐逸有一种独特的偏好,“唐代是中国士大夫解决入世与出世心灵矛盾的关键时期,是中国隐逸文化自觉化和理论化的时期,也是中国隐逸文化由成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一隐逸文化转型过程中,隐士们提出了‘心隐‘中隐等极具影响力的理论。”[6] 隐逸文化的成熟为当时的文人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提供了解决之道。唐代以前,尤其是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是士大夫归隐的原因,遁世之隐是为避祸。而《楚辞》中的《渔父》借渔父之口为屈原指明了一条“与世推移”的出路,但屈原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愿使高洁的人格“蒙受世俗之尘埃”。但到了唐代,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僵局得以缓和。

王维是隐逸诗人的代表,他居住在终南山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写下《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等著名诗篇。在当时,归隐被视为人格独立的表现,诗人们往往以返归自然山水的方式来显示人格的高洁,进而寻求内心的宁静,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在隐逸文化成熟的背景下,他们从“渔翁”意象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获取了抒发隐逸情怀的凭借和出口。正如唐代诗人元结所吟咏的“溪口石颠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杂曲歌辞》其四欸乃曲)。他们顺着《庄子》、《楚辞》中的渔父意象一路继续深入开掘,不断丰富渔翁意象的内涵,使得渔翁意象成为唐代隐逸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

三是山水诗的成熟也为渔翁意象入诗提供了契机。唐代,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人将山水题材诗歌推向了高峰。山水题材的诗作大多是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吟咏,意境空灵,言有尽而意无穷。山水诗极少写人,即便有人物出现,也往往隐没于山水画中。渔翁意象的不断丰富和运用使得山水诗中的“无我之境”逐渐向“有我之境”转变。

什么样的人能走进山水诗,与自然景物相得益彰,而又不破坏与山水相融的和谐境界呢?渔翁便是最好的人选。“水”是渔翁意象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渔翁意象的构建离不开江湖海等水域,诗人追求通达人生,应有青山绿水知,正是“山水给了渔翁栖息的天地,也是山水给唐诗中渔翁形象以文化的深度。渔翁形象是我国山水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更加丰富了山水文化,使其活脱脱地充满生机。”[7]在这方面,柳宗元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柳宗元的《江雪》、《渔翁》都是山水诗的代表作,让渔翁入诗,将山水的纯美意境和渔翁的高超思想融为一体,产生了的独特艺术魅力。

四是一批杰出诗人投入渔翁题材诗歌的创作。渔翁意象在唐代广泛进入诗文,并产生数量众多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诗歌,离不开一大批优秀诗人的生命创作。皎然、王维、李白、柳宗元、白居易、杜牧、张志和、罗隐等一大批诗人将渔翁意象入诗,为保全的人格独立,尽情地歌颂着“侣鱼虾而友麋鹿”的隐逸生活,创造了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长久地影响和感动着后人。

六、唐诗渔翁意象的后世影响

随着唐诗的兴盛,渔翁意象形成了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意象。唐代以后,渔翁意象更加广泛地进入到诗文中,继续在文学世界里得到传承、丰富和发展,如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对渔人的生活表现了向往,“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可见,渔翁的生活態度和方式在宋代同样受到文人的追捧。宋人对渔翁的钟爱还不止于此。《宋史》记载,有专门以“渔翁”为名字自居的隐士。“松江渔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自得。绍圣中,闽人潘裕自京师调官回,过吴江,遇而异焉。”(《宋史》卷四五八)如果此“扣舷而歌”的宋代渔翁生活在当代,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行为艺术家了。

再来看一组数据,在搜韵网上,按“渔翁”、“渔父”、“渔”等关键词搜索,宋明清三代,渔翁入诗的数量又超越了唐代。以宋代为例,涉及“渔父”的诗文534篇,含有渔翁一词的诗文335篇,带有“渔”字的诗文5314篇,而前文提到搜韵网收录的带有“渔”字的诗文在唐代只有993篇,数量呈现出近6倍的增长。“文学的渔翁”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文学的渔翁”是诗人们虚构出来的一个意象,是虚实结合的审美对象,是士大夫的精神堡垒,传达着一种超然旷达的态度。这一意象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思想产物,同时也是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理想化身”。渔翁意象经过历代文人的创作,具有了高度的典型性,凝聚了封建社会文人普遍的志趣和思想,因而能引起长久的共鸣。正是唐诗的不断开拓和赋予使得渔翁意象发展成熟。对于“文学的渔翁”地位的确定,唐诗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月第1版.

[2]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3]赵善君.《浅谈中国文人的“隐逸”之风》[J].《作家》,2009(10).

[4]张晶.《佛禅精神之光——唐代禅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年出版.

[5]陈引驰.《唐诗里特别有禅》[N].新民晚报,2016年10月23日

[6]李小兰.《中国隐士的精神蜕变——论唐代文人与隐逸文化》[R],浙江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3.

[7]李秋丽.《浅谈唐诗中的渔翁形象》[J].《新课堂(中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