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

关于中国“报纸”起源于何时，最早的说法是戈公振先生提出的“汉唐说”，但他并没有作出论证。后来是方汉奇先生论证了汉代没有邸报，邸报应起源于唐代，并以敦煌“进奏院状”为基本论据。“唐代说”似乎已成为新闻学界的共识，但后来唐史研究者张国刚先生通过考证却发现唐代“进奏院状”与古代报纸并无丝毫关系，应为唐代公函。后来的研究又进一步发现，新出土的汉代“府下制书”似乎更具有古代报纸形态。陈力丹先生甚至认为这类汉代“府报”要比邸报更有资格被视为古代报纸。因此，中国的“报纸”究竟最早起源于何时，依然没有定论。[1]

虽然新闻学界关于报纸起源的研究已有不少，但一直都没能达成一致认同的相关基本概念。如“邸报”能被称为古代报纸吗？古代报纸的定义又是什么？

首先提出上述疑问的是廖基添先生，通过概念上的梳理，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报纸与现代的报纸之间应该存在共同的核心特征，具备了这些核心特征，才可称之为古代报纸。并且通过中外古今报纸的特征对比，他分别从物理范围、传播范围、内容特征三个方面总结了这些核心特征。以这些核心特征对古代的邸报进行梳理，他认为不论是唐宋邸报还是明清官方传播的邸报，都算不上是古代报纸，并认为“明清时代，邸报复制形态的信息来源于官方，并在官方认可下合法经营，具有西方近代‘官报’的色彩；至于官僚系统内部传递的邸报则是官文书”[2]。

廖基添先生对于报纸的分类定义研究可以说是有理有据，对于古今中外报纸的核心特征的提取也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然而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报”还是外国的“报纸”，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缓慢渐变过程。特别是在报纸产生的雏形阶段，各种特征的表现并不明显，特征分类法难以发挥作用。

其实对于能否将中国古代的邸报和京报看作报纸的问题，戈公振、方汉奇、李彬等新闻史研究者都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刘晓伟在《戈公振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路径的形成考辨》一文中，引用丰富的史料对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进行了考辨，并深入分析了以“邸报”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的形成原因。他认为戈公振和方汉奇等人在探究中国古代报纸起源问题的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可以看做是“民国时期诸学者关于古代报纸起源地争夺问题的另一种处理方式”[3]。社会心态和研究者的心态均会使科学研究产生偏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可避免的，亦并非有意而为之。随着国家的稳定发展，我们的总体社会心态趋于平稳和自信，这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就是更加客观与独立。

必须明确，中国的报刊发展史与西方的报刊发展史在未接触之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二者发展演进的社会大环境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而西方一直以来则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传统。中国古代只有官方发布传抄的“邸报”，虽有一个“报”字，但与今天我们理解的报纸中的“报”字相差甚远。要理解这一“报”字，还需从其语义演化说起。

二、称谓的复杂历史演变过程

自唐代以来，对于政府所发行的官方报纸，历代都出现过多种不同的称谓。在唐代有进奏院状报、邸吏状、报状、报、状报、杂报、条报、朝报等称谓，宋代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报状、进奏院报、进奏官报、报状、邸吏报状、邸状、报，至明清时期有邸抄（钞）、阁抄（钞）、邸报、京报、报等称谓。后代对前代的称谓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在这里，“报”是这些称谓的核心成分，其意义相当于“消息”或“新闻”，其前面的修饰词起到的是限定作用，在造词法中，这被称为词缀造词法。“报”为词缀，“进奏院”、“邸”、“邸吏”、“朝”、“京”、“科”、“阁”等限定词起到限定或修饰作用，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封建中央政府，这是它们作为一份封建政府官报的身份象征。

清末山西地方文人刘大鹏在其日记中仍多次使用“邸报”、“邸抄”，如其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的日记：

“阅七月二十二日邸报，洋夷各国之贼，因瘟疫流行，不敢占据天津……”[4]

而在十天以后农历八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却使用“邸抄”一词：

“阅本月初四日邸抄，湖南辰州府时疫盛行，痞匪造谣谓教堂投毒井中……”[5]

日记中将“邸报”和“邸抄”替换使用，可以证明两种称谓指代的是同一事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种类的称谓呢？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中指出：“主要的原因在于‘邸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报头，既然没有固定的报头，也就没有固定的名称。人们可以这么叫，也可以那么叫。严格说起来，就连‘邸报’这两个字，恐怕也只是它的一个别名。因为负责发布‘邸报’的邸，早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就已经改称上都进奏院，从那时起，邸已经不是它的正式名称了。”李彬对“邸报”这一概念也进行过梳理，他认为“邸报只是一种统称，它不是某份报刊的具体名称，所有中国古代报刊合在一起才称邸报”。这样的概括虽然笼统，却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报刊外在形式的忽视，这也是造成近代以来关于“邸报是不是报纸”等概念问题争议不断的原因所在。但是，“邸报”这一称谓之所以被当时的人所广泛接受和使用，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虽然“邸”这一官方机构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以后就改称上都进奏院，但是人们似乎更钟意于原有的称谓，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检索我们发现，唐代以后，“邸”字不但使用频率没有降低，反而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

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往往与社会发展相协同，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新事物的产生，又将促使语言发展扩容。每个时代的人所使用的多种不同的称谓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并不是随意地胡乱使用一通。多种原因共同作用才促成了这一现象。姚福申先生在《中国古代官报名实考（续）》一文中认为：“古代官报的各种概念，经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名实关系上，有时名同而实异，有时名异而实同，因此，各种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须作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实际性质。”他的这番建立在严谨考证分析基础上的结论为我们从语义上去考察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和认识古代官报的多种不同称谓指明了方向。每一种称谓的使用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古代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虽在秦皇以后就已“书同文”，但限于当时的传播手段，语言上并不能完全实现互通，这在语言上表现为显著的地域性和阶级性。一方面，受山河的自然条件制约，许多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语言，即方言；另一方面，文人及官僚阶层出于仕途的需要，通常需要使用区别于白话文的文言文，自秦汉以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地相互渗透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古代官报的称谓看似复杂多样，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但是反过来通过一个称谓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所指代的官报是哪一时期的，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由哪个机构发出，甚至可以推测作出这一称谓的人具有怎样的身份。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具有在历代文献资料中检索关键词的功能，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语料库的检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上“报”字的语义演化规律。战国以前，其意多为“回报，报偿，报答”，如《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又如《左传·宣公三年》：“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此时一字仅有一义。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们对词汇的需求量增多，开始将已有的字发展引申。“报”字引申出的意思就有“报告，使知道”，如《国策·齐策四》：“庙成，还报孟尝君。”词汇学中将其称之为语义引申造词法，“报告，使知道”这一引申义继承了以前“回报，报偿，报答”这一原始意义的某些特征。比如，报告消息的人与报告的接收者往往具有从属关系，隐含“回报，报偿，报答”之意，直至唐代的进奏院状报，依然是各地节度使的所属官员从中央发回的消息。

汉代以后，人们在频繁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赋予了它名词性，这一做法在修辞学上叫做转类，或词类活用。名词性词义的转变首先是在“报偿，报答或报酬”这一语义层面，如《前汉纪》：“今者吉未获报，而病甚。”然而“报告，消息”的名词性用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唐朝。但是，由于汉语词性没有显著的标志，词性转换不受约束，我们依然不能确定其词性为名词，例如杨立新在《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一文中所提到的唐高宗的《昨日帖》：“昨日令卿等平章事，遣作状报，何因不进。敕。”这里的“状报”二字，杨立新先生将其理解为名词，并认为这就是古代报纸。这里仅就文字分析，“状”与“报”在这里应该是独立的两个词，“状”为名词，意为“公文书”；“报”为动词，意为“报告，使知道”。类似的用法还有“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访察，状报台司，以凭闻奏。”都是以“状”的形式“上报”的意思。古代汉语以简单精练为首要目标，凡次要内容或可以意会的内容皆可省略。因此，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有“状报”，又有“报状”，更证实了当时的“状报”不是一种古代官方报纸名。“进奏院状报”其意义应为“驻京进奏院回报的公文书”。唐国刚先生经过考证也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姚福申先生在《中国古代官报名实考》一文中考据了“报状”和“状报”的概念范围：

“报状”或“状报”，可以理解为“进奏院报状”的简称，但又不仅仅指进奏院报状，它还可指牒报和录报，凡是带有报告性质的官文书，不管是上行还是下移，均可称谓“报状”。

他的这番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的考据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从语义演化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至少在唐代，“报状”和“状报”还没有明确的指代，更不须说它是官方报纸了。

到了宋代，这样的情况有所变化。比如苏轼的“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一诗，这是对于宋代邸报较早的记载，在这里“邸报”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双音节复合名词，置于动词“观”之后。这样的例子多见于宋代史料之中，但也并不能代表全部。例如《湘山野录》中有“张尚书咏镇陈台，一日，邸报同年王文贞公旦登庸。”这里显现出其原始用法，“邸”即“邸吏”；“报”即动词“报告，使知道”的意思。可见，宋代依然处于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过渡的时期。“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随着宋代在经济文化上的繁盛和思想上的解放，宋代的语言已经比唐代进步很多，其体现就是双音节词的大量产生和定型。

至明代，“邸报”这一双音节词才算真正成型并被人们广泛使用。例如在小说《金瓶梅词话》中，“邸报”作为官方消息的来源渠道被多次提及。这很有可能得益于明清时期的古白话文的繁荣兴盛。

三、清末民国时期的称谓过渡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了“报纸”这一称谓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称谓呢？这需要从西方报纸传入中国说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新鲜事物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人要想接受这些舶来品，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翻译。

在这一时期，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汉语词汇中出现了大量的外来词，如“新闻纸”就是在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对“newspaper”一词的直接翻译。作为一个外来词，必定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被社会所认可。遗憾的是，“新闻纸”一词，虽然经历了小规模的流传使用，但是最终被“报纸”一词所取代，其含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后来常被用来指代印刷报纸的原纸。被取代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报纸”比“新闻纸”更容易意会，中国本来就有政府发行的邸报，另一方面就是“报纸”作为双音节词，更符合中国人对事物的命名习惯，更加精练。“翻译给汉语带来了新结构、新句法，但所有这些新语法现象要真正进入汉语的体系中，必然要接受汉语自身规律严格的筛选，一些与汉语习惯相差太远的语法终将遭到淘汰。”朱一凡在《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一书中的结论印证了这一点。

19世纪50年代以后新创办的报纸很多都带有“新报”的后缀，如《香港中外新报》、《上海新报》、《昭文新报》等，这样的做法十分盛行，《申报》最初的名字《申江新报》也是由此而来。关于“新报”这一称谓的由来，上海书店《申报》编印组编印的《〈申报〉介绍》有如下的论说：

“在十九世纪，西人到中国来办中文日报，大都喜欢在报纸名称后面加上‘新报’两字，以示与中国旧式的‘邸报’和‘京报’有所区别。《申报》创办人美查最初也是这样，把新办的报纸称为《申江新报》。他为了表明《申报》和旧式的《邸报》和《京报》有所区别，在论说文中再三阐述《邸报》和《京报》的缺点，‘新报’有如何如何的优点。”

由此可见，“新报”这一称谓正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与旧式的“邸报”和“京报”相区别而产生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先有旧式的“邸报”和“京报”，后来才有所谓的“新报”，它们在概念上依然继承了古人的用法，将这两类传播媒介都称为“报”，而“报纸”这一称呼大概到白话文运动之后才逐渐普及，因为之前中国的书面语依然是文言文，大多在字数上能省则省，以一个“报”字足以代表了。

我们将晚清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人日记或书信中对报纸的称谓进行比较研究（见表），经过统计他们对于报纸称谓的种类和称谓转变开始的时间，发现了这样的变化规律。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有外来词“新闻纸”的出现，然后是“报纸”这一称谓后来居上，逐渐取代前者。但是在外来词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于这类传播媒介的传统称呼“报”一直存在，并且直至今天，这一范围极广的称谓也没有消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

表 清末民国时期文人日记书信资料中对于“报纸”称谓统计表

结语

经过这样语义上的梳理，中国报纸起源发展的路径也便明晰了。它从唐代的上行官文书“状”分化而来，以报告官方新闻为主要目的，传播模式为一对一。至宋代，随着进奏院统归中央，它又开始作为公开发行的下行官文书的一种，由中央发往全国各地，传播模式为一对多，当时多称之为“邸报”。此后经明清两朝，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当然也出现了“邸抄”、“科抄”等异称，在发行体制上，报房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其发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报的传入，中国传统报纸与外来报纸相互融合，出现了《北洋官报》等新式官报以及一大批国人自办的“新报”。后来新式官报很快就随着大清王朝一同消亡，“新报”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报纸”作为中西方报纸融汇之后的产物，其概念范围既包含以前的旧式“邸报”和“京报”，也包含之后的“新报”，它是一个历史概念上的统称。自民国以来新闻史研究者习惯用“古代报纸”来指代古代的“报”，是“报纸”这一名称被社会所逐渐认可的表征，并非概念上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