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淑民

巩义康百万家族是明清以来豫商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该家族纵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富裕十二代，历经四百多年辉煌。鼎盛时期，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土地多达18万亩，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民谚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20世纪初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康家曾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架设浮桥、铺设御道，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被慈禧太后赐封“神州富甲康百万”。

从改革开放前后到现在，社会和学界对康百万家族的研究，在廓清发展阶段、核心人物基础上，主要聚焦其庄园建筑艺术、经营之道及家训家风等方面，并涉及豫商及其与晋商、徽商的比较研究。这里，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康百万家族谱系的系统梳理，重点分析廓清三个问题：其一，巩义康家何以能够在从山西前往河南不同府县的兄弟七人中脱颖而出，作为一个外来者又如何能够在当地崛起并成就庞大商业帝国？其二，在康家发展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康朱联姻”究竟发生在十世康复吉时期还是十一世康惠时期？其三，促成“康百万”名满天下的接驾慈禧事件为何在官书中了无记载？以上皆是康百万家族研究中尚存疑义之处。

从始祖康守信到六世康绍敬

1.始迁祖康守信及其昆弟概况

据康氏族谱记载，康家系明初从山西迁居河南的。同迁者除康守信以外，还有其另外六个兄弟同时迁居河南其他府县，“伯从、伯亮、伯昌、伯聚、伯盛五人俱在本籍（禹州顺店），伯敬迁舞阳”（《康氏家谱》，1998年，第7页）。这是同治六年（1867年）康百万家族根据口传派人到禹州查访后记录的内容，以防后世子孙年久不知。

巩县（今巩义）康氏一支如何在绵延四百余年的同时成就财富传奇且天下皆知呢？大多公认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以为，地利的影响更大。天时主要是国家时局、官方政策，兄弟七人虽地处河南不同府县，然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面对的天时是相同的，比如明朝为刺激经济发展而实行“开中法”推进盐业官督商办，清代康熙皇帝重视漕运、川陕白莲教起义，但能否利用得上天时，顺时而动有所作为，不同的区位则大相径庭，即是此巩县康店的地利优势不断彰显出来。

巩县地处洛阳和开封之间，自古就有“东都锁钥”之称，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康店依邙面洛，是当时开封通往洛阳的要道，也是伊洛河进入黄河的重要码头，从康店乘船至黄河不过半个时辰。进入黄河后，更是可以“上溯陕西，下浮济南，时或远达海口，南入江淮”。在现代铁路未修通之前，水运是巩县最为重要的对外交通运输方式（刘莲青、张仲友等纂修：《巩县志》卷八，第一册，第410页，成文出版社）。事实证明，后来康家能够大河行船造就“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庞大商业帝国，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利，航运业是康家崛起的基础产业，也是康家鼎盛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后来康家的衰落（以大河沉船为标志）也和水运优势的消失、铁路运输的兴起密切相关。

独特的地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康百万家族的“人和”优势。宏观方面，康店地处河洛文化核心区，正统儒家思想积淀深厚。康家世代读孔孟之书、行孔孟之礼，即使进入商界，指导他们行为的仍是深受濡染的正统文化。在康百万庄园中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就是见证，既有谦虚礼让、正直清廉的“留余”“端节退让”，又有修身养性、处世中庸的“居贵敬”“省贵简”，还有倡导团结和睦的“花楼重晖”“知所止”。这些充分体现了豫商根植于中原大地而崇尚中庸、勤俭为本、乐善好施、诚信义利的文化品格，他们在商业实践中，把儒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阐发得更加具体实际。（王振和、李春晓编著：《走进康百万庄园》，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页）始祖康守信和数代子孙于耕读之余，在洛河边开了一家饭店和简易旅店合一的店铺，生意兴隆，常年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也常要和官署差役周旋交往。这种特殊环境逐渐促成了康家人的开阔视野，增强了族人人情练达的交往能力以及敏锐捕捉商机的独特眼光，经过长期积累，沉淀在无形之中，内化为独特的家族基因。这一点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天时、地利因素以及宏观人文环境，康店的康氏家族能够在巩县脱颖而出。

2.二世长门康贵与失语的二门康祥

康家始祖康守信有两个儿子，长门康贵，二门康祥。康贵生四子：俊、英、安、雄，是为三世，后来康绍敬、康应魁等康百万家族灵魂人物就是出自康安一系。二世长门是康百万家族谱系的主线与核心，相关研究对其后代繁衍传承已然介绍得很是详细清楚。二世二门康祥生子四人：美、茂、端、正，由于外迁他乡（据康氏祠堂祭殿所立的康氏族谱碑录文记载，康祥迁居开封），在康氏家谱中几乎失语。

3.四世康伟入仕以及人才辈出的六世子孙

世人印象中普遍认为康氏家族中率先入仕居官者是六世康绍敬，先后出任河南府洧川县（今开封市尉氏县境内）驿丞和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大使，管理地方的水陆交通和官盐、税务、仓库，亦官亦商，成功奠定了康家兴盛十二代四百年的家族基业。其实，放在更大的家族史视野中，康氏家族的第四代康伟（即三世长门康俊的第四子，主线康绍敬出自三世三门康安）当是康百万家族任官第一人，他出任隆庆府知州。而且，康伟的孙子即与康绍敬同辈的康绍光亦入仕出任昌黎知县。此外，在六世“绍”字辈中有功名者居多，堂兄弟14人中有7人，除了绍敬、绍光，还有绍先出任内黄、滑县知县，绍登、绍第为邑庠生，绍裔任耆宾。（刘莲青、张仲友等纂修：《巩县志·人物志上》，成文出版社，1937年，第819～821页）虽然尚且不能查考除绍敬、绍光外这些堂兄弟究竟出自哪一门，然而他们的功名与身份却充分表明康家耕读传家的儒商传统。

从六世康绍敬到十二世康大勇

康绍敬是康百万家族第六代的关键人物，虽然他的官职不大，却综合发挥天时（明朝实行“开中法”）、地利（紧邻洛河、黄河的航运优势）、人和（担任大使官职直接管理盐务）等优势，将山东的盐及海产品运销河南，再将河南的粮、棉、油等物品运销山东，来回都不跑空，从此康家开始走上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快车道，山东也成为康家历代经商之地之一。到明朝后期，康家在洛水边上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店铺，初步完成了家族兴旺发达的原始积累（孙学敏、周修亭：《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接下来，七世时谦、八世国禄、九世兴隆三代皆为单传。十世有复吉、迓吉、云吉三子。其中，三子“云吉”在一些论著中写作“允吉”，据康百万庄园碑刻显示当为“云吉”，“兴隆子三：次迓吉，三云吉，长讳复吉，即公高祖也”（《皇清例授征仕郎斗方康公墓表》，可以确认为“云”，误为“允”字或是近代因同音而致讹误）。

十一世人丁更为兴旺，有恭、宽、信、惠四子，然而更大的事件是康氏与明代洛阳福王的孙女朱氏联姻。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攻克洛阳、杀死福王之后，康家收留逃难的福王儿媳李妃，后与李妃之女婚配，锦上添花，富上加富，并得到南明福王小朝廷以及中原士大夫的青睐，经济尤其是社会地位大幅提升。

翻阅目前有关康百万家族的论著，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康朱联姻”虽然属实，然而究竟是发生于十世康复吉身上还是十一世康惠身上各有说法。康百万庄园文史编纂委员会编的《康百万庄园》注明是十一世康惠，“豫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研究”丛书之《豫商发展史》《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秘》和相关学位论文持同样观点。而《康百万家族与庄园》及《走进康百万庄园》两书均认为发生在十世康复吉身上。在目前看到的康氏家谱中，也并未标注朱氏，只写明康复吉配王氏、康惠配李氏，朱氏很可能是侧室或者继室。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康朱联姻”发生于十一世康惠时。首先，史实层面，李自成攻破洛阳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氏逃难到康店嫁女是十余年后的事情，从这时候算起到十二世康大勇利用康熙皇帝削藩、漕运、治河三大政的有利天时弃学经商，进而大有作为也就是二三十年，基本上是一代人的时间，即康惠长子康大勇从出生、读书成长到弃学经商、积累经验练就独到战略眼光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如果“康朱联姻”的对象是十世复吉，那么中间至少还要加上二十年的时间，即复吉第四子康惠出生、长大娶亲生子。第二，就李氏年龄而论，即使逃亡时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携子女逃亡），十多年后嫁女给复吉时三十多岁，十一世康惠出生娶妻生子则五十多岁。而康百万庄园中她送给康家十二世即康惠三个儿子大勇、大椿、大鉴三座豪华壮观的窑楼是确定的，而且很有可能应该是在他们接近婚娶时赠送的，那时的李氏至少六七十岁了，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是否健在未为可知。即使家境优渥寿命较长，仍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从人情事理上讲，嫁女生子送给三个外孙厚礼是可以理解的，若再隔一辈人送给曾外孙则出乎常理之外。

从十二世康大勇到十四世康应魁

康大勇是康百万家族第十二代的代表人物，颇有魄力和远见卓识。清代社会仍奉行士不经商，康大勇也有功名在身，他大胆弃学从商。当时正值康熙皇帝削藩、整顿漕运之际，康大勇把握天时，敏锐捕捉到无限商机，充分利用巩县河洛交汇的地利之便，打造船只，发展航运业，同时打通关系，积极与东河总督府接触，康家成功跻身漕运行列中。此外，康大勇还在山东临沂、兰水等地购置地产、开办栈房，开辟了山东基地，并逐渐打出了“崇德公”的堂号，康家的势力范围由河洛地区扩大到江淮一带。“康百万”这个誉称就是从康大勇时代传开的，他无疑是继六世康绍敬之后康氏家族四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核心人物。之后康大勇的儿子十三世康云从继续开拓康家的商业版图，豫西的禹县、栾川、卢氏等地都成了康家的药材和木材基地。

十三世康云从（谱名士路）是康大勇的独子，自幼聪慧，但身体孱弱，屡试不捷，41岁病逝，援例追赠文林郎，他的独子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应魁。

十四世康应魁主事后开创了康家的全盛时期，是最当之无愧的“康百万”。康应魁颇有其祖父风范，在继承前代家族财富基础上积极开拓，主要通过两个重大举动发展壮大了康氏家族。首先是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机会，拿到了清军长达十年的棉花、布匹的军需供应大单。第二件事就是拿下陕西泾阳的布匹批发市场。也正是在此时，康百万家族进入了全盛时期，悬挂“良田千顷”牌，富甲豫、鲁、陕，大河行船，家资巨万，正是前文所说的“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全是康家田”。

从十四世康应魁到十八世康庭兰

康应魁有三子：道顺、道平和道兴，是为康百万家族第十五世。

◇十二世康大勇像、十四世康应魁像、十五世康道平像（从左至右）

道顺是长子康子龙的谱名，字霖三，别号静斋，是康百万家族学者型的代表人物。他精通程朱理学，曾任遂平教谕、山东候补知县，母亲去世后回乡丁忧，遂辞官潜心钻研学问，倾尽毕生精力校注宋儒邵雍的《皇极经世》，并且乐善好施，名望极高。在康百万庄园中，至今存有“康霖三碑楼”。另外，其神道碑也是称呼“霖三”，碑文系其好友郑元善（兵部侍郎）、康家女婿进士牛（同治己酉科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工文善书）所写，文人之间熟人往来，称字不称名是礼仪也是习惯。

次子道平，号坦园，对家族发展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金谷寨抵御捻军。金谷寨方圆半里，外控洛巩大道和邙山，兼控伊洛河水道，与康家主宅防御区互为犄角，彼此照应，同时还多次购买粮食分给附近乡民。另一方面请人题写“留余”匾额，形成后世广为称道的留余家训。当时，康道平是康家的当家理事人，亲身经历了抵抗捻军的活动，对人生沉浮、世事变迁多有体悟。譬如“大河沉船”事件虽然对康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认为这正是“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的关键时刻，所以能以平静的心态泰然处之。为了鼓励自己并教育子孙，他把自己的堂号取名“留余堂”，并请进士牛题写宋代名士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留铭》悬挂于厅堂之上。“留余”匾额正是康氏家训的集中体现。

十六世三人，无逸出自长门道顺，无晏和无耽出自二门道平。三门道兴自幼精通武艺，可惜英年早逝，膝下无子，寡妻王氏出身洛阳名门望族，过继二门无晏为子，所以家谱显示无晏是三门分支，后来生子四人俱为道兴孙辈。同时，十六世无逸、无晏、无耽三人的名字也进一步显示康百万家族的儒商色彩。虽家资百万，然而对子孙教育时刻不放松，殷切希望他们能够读书入仕、光宗耀祖，而不要好逸恶劳、耽于酒色。

十七世康建德（鸿猷）是慈禧太后御封“康百万”称号的直接当事人。他出钱监工修造黑石关行宫迎驾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之后又贡献白银一百万两，前后花费约两百万两，被慈禧太后赐封“神州富甲康百万”。事实上，此前民间对康家屡屡有“康百万”的誉称，此次借助金口玉言而名扬天下、尽人皆知。然而查阅民国《巩县志》，发现当时官方的接驾记录并无关于康建德（鸿猷）以及康家的任何记载：

（光绪二十七年）秋九月二十四日，清德宗暨慈禧太后回銮，驻跸县城。前年义和拳肇乱，八国联军入京师，两宫走西安，至是议和成，回銮道经巩县，县备三行宫，黑石关、县城、官店，行不戒严，绅民跪道左右贡献。（刘莲青、张仲友等纂修：《巩县志·大事纪》，第349页，成文出版社）

而且，当时知县史宜咏的个人传记中言及此事，也是大而化之说地方士绅多有参与贡献，“清帝回銮，县境筑行宫三，差务之大，亘古未闻。宜咏率士绅筹备，智周计密，功成而里巷不扰”，亦未提及康家人的名字。为什么民间传说和官方记载如此冰火两重天呢？虽然康建德（鸿猷）作为士绅代表，积极出钱出力修建行宫、贡献百万银两，实际贡献巨大，然而在官方看来还属于“民”，接驾差事圆满完成功绩在“官”，若在史书中记录康建德（鸿猷）个人的名字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且，虽然康建德（鸿猷）如此处心积虑、大费周章，最后只得了个赏戴蓝翎“汝南教谕”虚衔。在近世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战乱频繁的时代大局下，本已衰落的康家更是雪上加霜，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覆亡，这在康家十八世诸子弟时代更为典型。

康百万家族十八世有兄弟二十五六个，时值民国初期，战乱纷杂，康家已经到了家道艰难的地步。虽有康庭兰发奋图强，以郑州为中心，利用铁路、水路将生意做到了天津、上海，堪称康家最后一代“康百万”，然只是家族覆灭前最后的回光返照，不久就因为日寇入侵、商业竞争、家族内讧而衰败。康家的子弟在这一时期也大多不成才，吸食鸦片、吃喝嫖赌，挥霍家业。另一部分读书明理的康家后人离开了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十九代康学礼于1938年离开庄园参军抗日，之后又辗转来到新疆阿勒泰，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康午生（后更名王国权）同为康家十九代后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热河省委组织部长、民运部长兼承德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热河省委书记、省长，后任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大使，还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田夏：《处事无他莫若为善 传家有道还是读书——豫商康百万家族的家风故事》，《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第5期）

余 论

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意外发现一本1979年6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罪恶世家康百万》，虽然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社会舆论还没有从阶级斗争的禁锢中完全解放出来。全书站在阶级批判的角度，深入批判康氏的罪恶发家史及种种剥削行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世人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裹挟着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需求和个人追求财富的热切渴望。党的十八大以后，研究和宣传逐渐转向对其留余家训等文化基因的推崇。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这个辉煌400余年的中原首富家族的态度实在是冰火两重天，个中况味实在发人深省。

（题图：康百万庄园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