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好学生

1954年10月23日，李安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他的父亲叫李昇，江西省德安县人，当过江西省崇仁县的县长，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科员等，1949年迁徙到台湾，担任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李安在花莲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直到数学成为他的噩梦。他三十多岁时，还会在做噩梦的时候，因为解不出数学题被吓醒。

李安考上台南一中后，恰好他老爸就是校长。当时李安父亲拿出大学志愿表，问他想考哪个专业，他当时就表示：“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但李安当时是真诚的，不过等着他的却是当头一棒。他第一年考大学，离分数线差了六分。第二年因为紧张，数学考试时一个字都看不清楚，竟然考了0.67分，再次落榜。放榜时，他一个人跑去海边，家人都以为他要寻短见，慌忙去找他，最后还是弟弟发现了他，两个人默默地穿过沙滩，摸黑骑车回家。

李安从小就是乖乖仔，但学习成绩不好。他是家里的老大，又有一个做校长的父親，压力可想而知。他也不是不想满足父母的期待，可惜在那样的教育环境下，他的导演梦在别人看来就是异想天开。

这是李安的第一副面孔，一个失败的好学生。

一个放飞自我的艺术生

李安虽然考大学失败，但补习一年，还是考上了台北艺专。他回忆，在那里虽然条件艰苦，但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他的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

在台北艺专，他演戏不下十五出，还拿过台湾大专话剧比赛的最佳男主角，同时又自编自导许多外国戏剧，搞得风生水起。一年级下学期，他开始看大量的艺术电影，他还涉猎芭蕾、写作、声乐、素描等领域，成了小小的艺术全才。后来，他转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导演组读书，1980年顺利拿到艺术学士学位。

毕业之后，李安继续去纽约大学就读电影制作研究所，在1984年取得硕士学位，当时拍出了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纽约大学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及最佳影片奖。当时，他的经纪人也极力捧场：“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李安听着也有些飘飘然，但未来的道路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李安在他的求学期间呈现了第二副面孔，一个放飞自我的艺术生。

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奶爸

1986年，李安妻子林惠嘉博士毕业，在纽约找到工作，而他自己还在不停地修改剧本，寻找拍摄机会，但都没有结果。直到1990年，他的计划全部落空，在美国没有饭碗，也做了回台湾的决定。他平时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做起了家庭主夫。在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当年，他很怕自己像台语歌《烧肉粽》歌词所唱的那样，读了几年书，毕业之后无路可走，只能先卖卖肉粽。李安回忆，他当时就赖在家里，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这是李安的第三副面孔，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奶爸。

一个解构父亲的导演

1990年暑假，李安的二儿子李淳出生，当时正是他最消沉的时候，却迎来职业生涯的转机。他写了两份剧本，《推手》和《喜宴》，都在台湾得奖。在台湾“中影”副总经理徐立功的帮助下，李安拍摄了《推手》。从此之后，李安正式开始导演生涯，当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推手》获得成功后，李安又接着拍摄了第二部电影《喜宴》，并首度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部影片也入围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更难得的是，《喜宴》票房也全线飘红，在台湾上映八周，就收入一亿两千万台币，全球票房高达三千二百万美金，成本仅仅是七十五万美金，《喜宴》成为1993年全世界投资报酬率最高的电影。

当年在纽约，有观众问他《喜宴》是部什么电影，他回答说：“这是部李安的电影！”他的思想、教养和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包括后来的《饮食男女》，这三部作品都有父亲的角色贯彻始终，描述的也是这一权威角色的彷徨和困境，因而被称为“父亲三部曲”。

对他来说，中国父亲是压力、责任感及自尊、荣誉的来源，也是过去父系社会的代表，但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失去了统御能力，也失去了原汁原味。父子之间不只是亲情，更重要的是传承。但是，《推手》中的儿子对传承不知所措。《喜宴》中的儿子是同性恋，冲淡传承意味。而《饮食男女》里根本就没有儿子，都是女儿，传承已经变味了。

父亲是家庭的中坚，家庭是社会的镜子，李安借着这面镜子表现华人社会的变迁。父亲的老去不可避免，又无可奈何，折射出人情和社会的困境。“父亲三部曲”奠定李安在影坛的初步地位，也磨砺了他对剧本、拍摄和预算的掌控能力，为他执导更成熟、更广阔的作品做了准备。

李安的面孔逐渐清晰，他这时是一个解构父亲的导演。

游走东西方的异乡人

李安第一次和好莱坞片厂合作，是拍《理性与感性》，它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发行。这部电影是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他当时收到拍摄邀请，心想这些人脑袋是不是短路了。因为这类英国片有特定的背景和模式，和华语片差别很大，但随着剧本的深入，他发现二者又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作品都是关于理性与感性的挣扎，都有礼法和自由的冲突，甚至连姐妹之间吵架的话都是一样的：“那你对我的心又了解多少？”

这部电影和李安合作的既有当时的大牌明星休·格兰特和埃玛，也有初出茅庐的凯特·温斯莱特，当时她还没有因为《泰坦尼克号》而红遍全球呢。李安第一次和西方各路明星交手，积累一些和演员磨合的经验。《理性与感性》拍到一半时，李安第一次感觉到可以把电影当成一种职业，也第一次感到可以面对父亲：“我有一份职业了，Ive got a job.” 这部电影也赢得了极好的票房和口碑，屡获大奖，成为简·奥斯汀小说翻拍的经典作品。

1997年的《冰风暴》是李安的第二部英语片，也是他从通俗喜剧跨入悲剧电影的尝试。在李安看来，《冰风暴》和《理性与感性》恰恰相反，后者是社会制约要你成为好人，但片中的主角都想越轨，追求自我。而《冰风暴》里则是社会开放，你被鼓励叛逆、任性而为，但主角们又出于本性中的保守良善，重新思考常轨。对他来说，《冰风暴》是他導演生涯的再出发。

两年后，李安又接拍西部片《与魔鬼共骑》，它描绘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游击队的生活。这部电影延续了李安细腻的人物关系传统，也加入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战争大场面，可惜的是，它投资巨大，票房却十分惨淡，成为当年赔钱率最高的片子。

在李安的电影里，没有立场鲜明的好人和坏人，只有情非得已和五味杂陈。这和他的身份紧密相连，在台湾，他是外省人；在北美，他是少数族裔的华人；在大陆，他是台湾同胞。总之，他特别能体会边缘人的处境，电影里也能刻画出这类人的各种形象。

这一时期，李安的导演之路从华人影片拓展到西方好莱坞制作，开始和国际化的大团队合作，但并没有到驾轻就熟的地步。这时，他表现的是第五副面孔：游走东西方的异乡人。

电影的追梦人

讲完李安的五副面孔，最后，我们特别来看看《卧虎藏龙》这部电影诞生的台前幕后。从筹拍到奥斯卡结束，《卧虎藏龙》整整纠缠了李安三年。其实，拍武侠片是李安从小的梦想，是对“古典中国”的向往。但是，李安又不想拍传统的武侠片，只停留在感官的刺激上。拍摄这类片子也需要许多条件配合，文戏导演很难插手武戏，武术指导又对文化没多大兴趣。加上市场考量，制作费用比现代文艺片高出许多。

李安是从哪些方面准备这部鸿篇巨制的呢？

首先是剧本的打磨。《卧虎藏龙》改编自王度庐的同名武侠小说，但他剔除很多细节，专注于几对核心人物的关系：以玉娇龙与俞秀莲表现女人戏的阴阳；以李慕白与玉娇龙刻画人性的挑战与挣扎；以李慕白和俞秀莲展示典范人物的困境；还有玉娇龙和罗小虎这对情人，展现主人公澎湃的内心世界。剧中的对白也反复修改，追求宜古宜今，并借助西方手法完善侦探推理。当然，选角、武术指导、外景拍摄、音乐创作和剪辑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大家印象深刻的竹林戏，当时拍近景需要把竹子砍下来，但十分钟后竹叶都干了。为了让竹林更绿更漂亮，只有等下雨的时候才拍外景，因为雨天砍下的竹子才能绿上半个钟头。

正因为有编剧、导演、演员、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才有《卧虎藏龙》的诞生，才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回首李安的这十年电影路，他试图走入一个自造的梦境，似睡似醒，支离破碎，但又似乎自有理路。正如他的自述：

“它是我与幻想扭斗、企图将它显像过程中的一抹留痕。

它是我将思绪表达在纸张、胶卷、音符等媒体上的一个烙印。

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它是我的青冥剑，是我心里的玉娇龙，是我心底深处那个自作多情的小魔鬼。

它是我企图自圆其说所留下的一笔口供。

它是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

这就是李安心目中的电影，其实自始至终，他都是电影的追梦人，这就是他的第六副面孔，贯穿了童年的压抑和梦想，经过多年的积累，终于在人到中年的时候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