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飞

摘 要：一般看来，“养生”是对身体的呵护与保养。但是，庄子对此则有不同的理解。庄子认为“养生”的最终目的是求得生命的大自在。在寻求生命安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物质的陷溺中解放自己的精神，从而对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宇宙和人生境遇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人的生命才可以获得一个适当的安顿。然而对生命的解悟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从“滞于物”的生命常态中，寻求“观其间理”的解悟之途，并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生命大自在。

关键词：养生主 庄子 庖丁解牛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4-01-08

对于《养生主》之篇题，郭象注曰：“夫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乃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1郭象认为，“养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是“理之极也”，“养生”的学问中蕴有最为高深的道理。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在“养生”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甚至最终落得个“以养伤生”的结果。为何会如此呢？因为生命本身有两种属性：一者是“物”之身体，一者是生命之“神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注重培护这个物质的身体，而忽视了内在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那么，这样的人即使“健康”，他也许只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健康，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可能是存在问题的。

换言之，如果只注重从物质的层面来“养生”，一个人就有陷溺于物的危险。一旦陷溺于物，人就会处于一种“物于物”的状态。所谓“物于物”就是“人为物役”，一切都是“物”说了算，就连精神也要为“物”打工——一个人的所有心思都只是围绕着“物”而打转。倘若长此以往，就会出现郭象所说的“过犹不及”的现象。关于这一点，《红楼梦》总结得很是精辟。《红楼梦》第五回《聪明累》中有这样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2

如果我们聪明用尽，就会逐渐丧失“天真”，倘若迷而不返，则性命堪忧矣！因此，生存质量的提升定是有赖于“物”之身体与生命之“神识”之间的平衡。《庄子·养生主》即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揭示养生之至理。在庄子看来，“养生”固然要以物质身体的健康为目标，但是，同时更要以生命的大自在为鹄的。

《庄子·养生主》中记载了“庖丁解牛”的寓言。在这个寓言中，庄子借庖丁之口阐述了他自己的养生思想。然而，庄子在“庖丁解牛”这个寓言中却绝口不提“养生”二字。这就致使庄子的养生思想显得晦涩艰深，历代学者对此亦莫衷一是。然而，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纵使艰涩，“庖丁解牛”依然是解读庄子养生思想的一把钥匙。

一、解牛技术的三阶段说

《养生主》中记载，当文惠君看到庖丁的解牛技术如此出神入化之后，不禁感慨：“技盖至此乎？”庖丁听了文惠君的感慨之后不但不领情，而且还委婉地纠正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说：“文惠君啊！您错了。我所追求的是道，而不仅仅是技术。我的‘解牛之道可要比‘解牛之技高明多了呀。”庖丁在此为何要区别“解牛之道”与“解牛之技”呢？“解牛之道”与“解牛之技”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其中之端倪，可以从庖丁“解牛技术的三阶段说”来入手，以一探究竟。

何为“解牛技术的三阶段说”？庖丁云：“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1就是在这句话里，庖丁提出了解牛技术的三阶段说。庖丁说：“我刚刚开始解牛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全都是整头的牛。解牛的工作干了三年之后，我眼睛里看到的就再也不是整头的牛了。时至如今呢，我在解牛之时，已经全然不靠眼睛，也几乎不用其它知觉器官，而全靠心领神会了。”其中，“所见无非全牛”就是庖丁解牛技术的第一个阶段。“未尝见全牛”就是庖丁解牛技术有所进步的第二个阶段。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庖丁解牛技术已臻化境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所见无非全牛”无疑是说庖丁还完全处于解牛技术的初级阶段，并且在这个阶段，庖丁解牛的技术中还全然没有“道”的成分。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庖丁的“解牛之技”与“解牛之道”是完全分离的。此时，当庖丁提刀向牛的时候，他还只能见到整头的牛而不能见到牛之“理”。这就是“只见物而不见理”，我们将其称之为“滞于物”的阶段。

“未尝见全牛”就是说庖丁解牛的技术已经有所进步，在这個阶段中庖丁解牛的技术中已经蕴含了“道”的成分。庖丁的“解牛之技”与“解牛之道”已经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此时，当庖丁提刀向牛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整头的牛了。他已经完全看透了牛的生理结构，即牛之“理”。这就是“视物而明理”，我们将其称之为“观其间理”的阶段。

迨至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个阶段，庖丁的“解牛之技”与“解牛之道”就已经合而为一了。在这个阶段中，“技”即是“道”，“道”即是“技”。两者已经合一，而“技”与“道”的合一不但意味着“物”与“理”的合一，并且也意味着“人”与“天”的合一。这就是“冥会物理”，我们将其称之为“游刃有余”的阶段。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庖丁解牛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他对牛之“理”的领会深入，伴随着这种深入，与之同时发生改善的就是庖丁与牛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庖丁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实的庞然大物——全牛，再到目无全牛，天理昭然，最后到“游刃有余”，庄子表面上是在讲述庖丁解牛的故事，但实际上他是在向我们暗示物与理、人与道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

当一个人“只见物而不见理”的时候，人与物之间就会形成对立，要么人试图去宰制物，要么物来役使人，无论是哪种情况，人都会陷于“滞于物”的状态。当一个人“视物而明理”的时候，人与物之间就容易沟通。人，每见及物，都会去“观其间理”。对于物，人能“观其间理”，人就不会再被“物”所阻隔和遮蔽，人也就能够不再“滞于物”。人、物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渐趋融洽和谐。而当一个人达到了“冥会物理”的状态的时候，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呈现出“虽有别而不对立，虽相异而互资”的和谐。我们将人与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称之为“天人合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庖丁解牛技术逐渐纯熟的过程，就是由“技”向“道”不断递进的过程。而庄子借此欲以向我们暗示的，也就是“只有人与理冥合，天与人为一”，人才可以获得生命的大自在。

然而，正如“庖丁解牛”的寓言中所呈现的——人与牛由相异到相融——的过程一样，任何自由的获得，也都要以人对生命的不断悟解为前提。人，需要凭借自己的慧识去勘破“滞于物”的生命常态，始能渐悟养生之至理，而终获生命之自由。

二、“滞于物”的生命常态

在郭象注解《庄子》的过程中，“独化于玄冥之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化”对郭象来说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字眼。在郭象看来，“化”是能够在“玄冥之境”中获得“逍遥”的前提。但是，郭象却忽略了“化”的尺度。无尺度、无原则的“化”，其结果只能是“虚无主义”。这也正是郭象逍遥观与庄子逍遥观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1因此，我们对郭象所使用的这个“化”字要持分析的态度，不能一味地盲从。

但是，这并不是说郭象《庄子》注一无是处。郭象的注解能够流传如此之久，这说明他对《庄子》的理解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郭象在解释《庄子》的过程中，与“化”字形成对待且出现频率较高的另一个字是“滞”，而这个“滞”字，就能够很精确地道出庄子哲学的普世关怀，即庄子对人“滞于物”的生命常态的关注。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用一个“滞”字，准确地捕捉到了庄子哲学的这样一个核心关注点，这就是郭象的高明之处。2

“滞于物”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来看“滞”字。滞，《说文》云：“凝也”。段玉裁云：“凝，俗冰字。”3《辞海》对“滞”则有这样的解释：不流通。并以《淮南子·时则训》中“流而不滞”为释例。4综合以上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梳理出“滞”字的含义。所谓“滞”者，就是如冰之凝，阻碍而不流通的意思。那么，“滞于物”就是“阻滞于物而不能流通”之意。

在《养生主》中，庄子就是用“所见无非全牛”来隐喻人们在认识上“只见物不见理”的褊狭，以及人们“滞于物”的生命常态。我们的这个论断是否能成立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牛”与“物”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物”字“从牛，勿声”5。不仅如此，“牛”与“物”两者在意义上亦存在关联。我们先来看“物”字的释义。《说文》云：物，万物也。牛为大物。段注云：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6《说文》是以“万物”之“物”来解“物”的，至于为什么“物”要从“牛”，这是因为“牛为大物”，段玉裁释之为“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也就是说，在“万物”之中，牛是其中的“大物”，故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物”从“牛”。这就是“牛”与“物”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牛”与“理”之间的关系。乍看上去，“牛”与“理”之间就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再来看《说文》对“牛”字的释义。《说文》云：牛，事也，理也。段注云：“事也者，谓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7《说文》认为“牛”含有“事”与“理”两种意思。为什么含有“事”的意思呢？段玉裁认为，这是由于牛能事其事，也就是牛能任耕，而“耕”恰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牛”即有“事”之义。我们今天的语言中仍用“牛人”一词来形容能干的人，也就是能任其事的人，这就是“牛”字古义在日常语言中的留存。那为什么“牛”又含有“理”的意思呢？段玉裁认为，这是由于“牛”自身是具有明晰的文理的，并指出在“庖丁解牛”的典故中，庖丁解牛“批大郤，导大窾”就是依乎牛的天理。这说明“牛”与“理”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今天看来表面上不太相关的几个字，在深层含义上竟有如此密切的关联。“牛”既为“物”之典型代表，同时“牛”亦具有天然之条理。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对宽泛地理解。“牛”兼有“事”与“理”两层含意，这是否就是在传达这样的引申之意，即凡事必有其理，凡理亦必与事即，理与事本来就相即不离。

分析至此，我們就不禁会联想：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典故必是其精心拣择与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庄子让庖丁去解“牛”，而非是“猪”或“羊”，这一定是庄子刻意为之。而这种刻意的设计就是为了更精确地表现出庄子在这个典故中所寄之“义”。我们都知道庄子行文向来都是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1而著称。鉴于“牛”“物”“理”三者之间所隐含的深层联系，庄子刻意让庖丁去解“牛”，这亦符合庄子的行文风格。

因此我们认为，“庖丁解牛”的寓言中，“牛”一方面可以泛化地理解为“物”，另一方面又可以理解为事物所内涵之“理”。“庖丁解牛”就“庖丁解理”。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来向我们暗示：一个人如何正确地去处理“物”与“理”之间的关系。如上文所述，既然庖丁提出了解牛技术的三阶段说，那么，这也就一定是在隐喻人处理“物”“理”关系的三种不同的方式，而随着人与“物”“理”关系之不同，就相应地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三种境界一方面与人的物质层面的身体的健康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人的精神层面的自由相关。“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自由”正是“养生”之“道”的双重关切。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庖丁”通篇不提养生，却能够让文惠君感慨“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庄子在此就是用“所见无非全牛”来隐喻人们“只见物而不明理”的认识上的褊狭，以及人们“滞于物”的生命常态。当庖丁还是一个解牛的新手的时候，他只能看到一头实实在在的“全牛”，他对牛的“理”——也就是生理结构——尚且茫然无知。这就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见物而不明理”一样。这样的人，其处理事物的方式一定是笨拙的，而且他对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充满困惑与迷茫的。他的人生也必定是劳顿而不得闲适的。这应该就是庄子通过庖丁“所见无非全牛”所隐喻的人生境界的最低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不但谈不上任何“养生”之理，而且还会出现“以养伤生”的状况。这就是大多数人“滞于物”的生命常态吧。

也就是说，就像一头实实在在的“全牛”让庖丁无从下刀一样，一个“只见物而不明理”的人也必然会“滞于物”——他会不断地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发生摩擦和碰撞，并最终遍体鳞伤。庖丁所见的这个“全牛”实际上隐喻了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无数的“物”与“事”所构成。如果我们只见其物而不明其理，那么，万事万物就兀然地矗立在我们的眼前，任何一件事物都会成为我们人生之路的阻碍。因之，我们的生活也就处处凝滞而不能通流。在外有物碍的情况下也就必定会内撄其心了。

大至世界如此，小至一身又何尝不然。庄子说：“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2五脏六腑备具一身，它们各自实际上也是身中之一物。如果我们同样用看待外物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哪一个器官才更重要呢？如果我们用分别对待的方式来看待它们，那么，它们和“我”之间就必然会有亲疏远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又要以什么标准来确定呢？庄子在此反问“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实际上就是为了凸显我们在看待世界时“只见物不见理”所导致的荒诞。

当我们习惯于用“只见物不见理”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时，我们就会忽视“物”与“物”之间所存在的“理”的关联。久而久之，我们就只会用“分别”的方式去看待一切，去分别彼此。我们总是会凭借着“物”与“己”的关系的不同而在态度上有亲疏喜厌的变化。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1庄子认为，人一出生，就在慢慢地奔向死亡。而就在这样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我们还不断地“与物相刃相靡”，这就像一个人不停地在迷茫中奔跑啊，而没有谁能让他停下脚步，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人们就是这样劳顿一生而没有任何收获，苶然疲役而不知归处，这是多么可怜啊！这样的人活着不就像死了一样吗？随着形体的老去，他的心灵也渐渐枯萎，这不是最大的悲哀吗？人生在世就都是这样地迷茫吗？抑或只有我自己如此迷茫？这个世界上有清醒的人吗？他又在哪里？在此触发庄子情绪涌动的“与物相刃相靡”的人生现状，不正如初出茅庐的庖丁一样吗？拿着一把刀在牛的身上胡乱地割啊、折啊！这不正是人们“滞于物”的生命常态吗？

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中，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自己”亦与物同逝而莫之能止。人与万物相互割折的过程，不但会加速生命的消逝，而且还会把人也变成冰冷之“物”——变成了与物相碰撞、割折的——“利刃”。所以，庄子在《养生主》中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2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与物生硬地碰撞、割折的良庖、族庖。人在戕害了物的同时，也戕害了自己。这不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搏斗厮杀吗？

庄子在《养生主》开篇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3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仍衷情于以“有尽之生”去逐“无涯之物”，以“分别之智”4去穷“圆融之理”，这不是人们在自取困殆吗？

在此，庄子对人所持有的“分别之智”是抱着悲观、否定的态度的。而用“分别之智”去看待世界，这正是人们“滞于物”的后果。人们滞于“此”就会忽视“彼”，这就容易“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5。在这个悲观的态度背后，蕴含着庄子对于一些人生事实的深刻洞察。一个人生来就处于这个物质的世界中，也只有在和物质世界交互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人才能够确证自己的存在。但是，这种由“物”而得以确证的存在真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吗？就像“彼”“此”之间的对待关系一样——有“彼”才会有“此”。当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是“此”，环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彼”。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彼”的存在，才有了“此”——也就是“我”的存在。那么，如果所有作为他物的“彼”都消失了，这时，作为“此”的“我”还存在吗？如果，人的生命只是这样一堆“彼”物的堆积，当这些“彼”物消失的时候，自我又在哪里呢？生命的意义真的是通过对外物的追求和占有来确证的吗？外在之“彼”就是生命的本質吗？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彼”物的堆积，那么，当“彼”物消失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被掏空。这样的生命就恰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好比一个商人，当他拥有他的产业的时候，他是商人。但是当他的产业倒闭或消失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外物的装饰会让你的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但是人的本质却始终如一。如果我们以外物来确证“自我”，那么，随着外物的变化，“自我”也会发生变化，这个“自我”就是不确定的。换言之，外物化则己化，这就等于没有自己。所以，人必定有他不变的本质在。其实无论商人怎么变，剥去了外在赋予的一切名誉与头衔，他终归还会是一个“人”。

因此，如果抱定这种以“分别之智”去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只能看到作为实体的物，而看不到其中的间隙——理。我们就会用蛮力去与外物相刃靡相割折。这样的生命必定是茫然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出追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从“物”的角度所看到的世界，是世界的真实全貌吗？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在老子看来，可以说出的道理，不会是恒常的真理；可以命名的事物，不会是恒常的真知。在这个可说可名的世界的背后，还存在着不可说不可名的东西，这个东西才是世界的根本。万物都是依着这个根本而生灭存亡的。这个根本就是恒常之“道”。换言之，在看似坚实的世界实体的背后，还存在着“玄虚”的道。我们在看到这个“物”的世界的同时，还要看到其中的“间理”——道的存在。

三、“观其间理”的解悟之途

庖丁说：“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1经过三年时间的解牛磨练，庖丁的眼里再也没有“全牛”了。一头牛兀自站在那里，一般的人看到的就是一头实实在在的“全牛”，一个庞然的实物。但是，“三年之后”的庖丁看到的却不一样。他看到的是牛全身筋骨脉络交错的结构。他对整个牛的间架都了然于胸。他看到的再也不是整头的牛，而是由固定的结构组合起来的牛。也正因为如此，庖丁才能够出神入化地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2庖丁解牛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全然按照牛的自然结构纹理来施刀，当然不会与牛的筋骨有任何的碰撞和摩擦。牛也就自然解体，如土委地。这样，在庖丁的手里，解牛也就由一项繁重无味甚至血腥的技术性活动变成了一种轻妙入神的艺术表演。

这仍然是庄子的一种隐喻。对于任何事物，都有相似的道理。如果只是执着于事物的表面，只见物，不见理，那么，人就会难以避免地与物“相刃相靡”。境有顺逆而心有所执，这样人就会被困敝在与事物的冲撞摩擦中。万物森然林立，周围的环境也将变得密不透风，让人茫然无所措其手足。然而，如果用庖丁“目无全牛”的方式来看待外境的顺逆，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坚固的事物、困难的处境背后总有它所固有的条理在那里。只要突破坚实之“物”的外表，我们就自然会看到隐于其间的清晰的纹理与脉络。在面对困难或不幸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那么，再难的事物也就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了。

一个人在经历了懵懂岁月的种种挫折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老年，往往能够把事情看得开，没有什么放不下。这种岁月所带来的睿智和豁达，就是源自于长久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看透了社会事物背后的“理”。任何事情都有它固有的发展规律。这就像牛的身体本来就具有其“天理”、“固然”一样，我们只要依之因之，就不会再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的“天理”与“固然”就是“道”。我们只要依道而行，放弃过分的主观想望，就能够看到，在看似密不透风的事物表象之下所隐藏着的条分缕析的道与理。我们也就不会再因过分的执着而被“物”所迷惑。俗语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世情的通透，可以让人避免过多的歧途。凡事看的清，自然看的淡。生死祸福寿夭，概有其理。

《养生主》云：“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3每一个正常人都有两条腿，而右师偏偏只有一条。公文轩看了就非常惊讶，他不由惊呼、不禁发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其实，无论是天生之“介”还是人为之“介”，总是有人所无能为力的因素存在。这种不可奈何就是“天”。当我们把一切祸福全部付之于天，人也就没有必要再徒然煎熬。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庄子的悲观。这种悲观其实也是人人之悲观。然而在庄子那里，这种悲观孕育出的不是消沉，而是淡定。一个人只有具有了宠辱不惊的淡定，他才能使自己从喜怒哀悲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但是，这还不是人的最终解放。

在《养生主》中庄子借秦失之口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1人生最大的执着莫过于生死，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避生死。生与死都是人生过程之必然。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中说：“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2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生死存亡一体的。既然不能回避，也就没有必要执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3在莊子看来，生死就像自然界里白天与黑夜的交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没有必要在生死二者之间有任何的执着。甚至一个人对生的留恋也是多余的。有谁会对黑夜的降临唉声叹气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人所不得与的。而“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4有很多事情是人力所无济于事的。所以，人只有安时处顺，才能超然于喜怒哀悲、患得患失。这就是“县解”。一个“县解”的人自然知道“得者时也，失者顺也”的道理。由此，人也就不会再执着于得失，甚至生死。这是因为人看透了世间万事百行之后的必然之理。消弭了执着之心，一个人也就能够像庖丁那样“目无全牛”，也就能够透过密闭的事物而看到通透的“道”“理”了。这就是庄子给出的“观其间理”的解悟之途。这不正是“养生”之至理吗？

四、“游刃有余”的生命大自在

在庄子看来，执着于物的“我”被消解了之后，才会现出真正的本质之“我”。“吾丧我”之后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会得到精神的彻底解放。人没有必要执着于物，但是也没有必要逃避物。因为人可以游心于物。

庖丁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5这里的庖丁之言实际上仍然寄寓着庄子的言外之意。一头在外人看来坚实无比、但是庖丁却能够于其中“游刃有余”的牛，就是庄子的一个绝妙的“寓言”。这个“寓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再坚实、再冗杂的事物，总是会有它固定的条理。只要我们依顺这个条理而行事，不但不会与事物发生任何的“割折”摩擦，而且还会“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也正是有了“游刃有余”的自信，庖丁才不无骄傲地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6这很像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人完全忘记了自己，闲置了感官，而只以神游。这不就是看透“牛理”之后所获得的大自在吗？这预示的是一种生命的无尚自由。当一个人能够看透事理之后，他也就能如庖丁一样获得生命的大自在。在此，庄子用庖丁解牛的寓言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五官心知虽是人与世界接触的桥梁，然而，同时它们也是将人紧紧凝固在这个“物”之世界之中的绳索。庖丁不任感官心知，就是对感觉官能的超越，而其能神游于物之中，这就是深入物“理”而“体道”的表现。所以庖丁才说他自己“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庄子正是利用“庖丁解牛”的寓言来解开人的“物结”，割断牵缚“倒悬之民”的绳索。但是他并没有走向弃置物、否定物的另一个极端。庄子承认，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固有的价值，并且这个价值是“天”所赋予。所以庄子才会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作为天地中之一物，亦有他固有的价值。一个人只有不沉迷于对物的分别和占有，他才能自返其本。只有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人才能不“物于物”，实现精神的超拔。这就像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一样，这就是一种深明物理而超然于物外的自得，一种精神上的谨慎保养。在《逍遥游》中，大鹏展翅，虽然能够超拔于万物之上，且视天地如稊米；但是，大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的仍是一种有待的自由。因为大鹏仍然是有待于物——风。如果一个人能够无待于物，而是全然依乎物之“天理”——道而行，他就能与物同游，无所滞碍。在庄子看来，这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大鹏是靠“物”——风来超越万物，至人则是依靠对万物之“天理”——道的把握来超越万物。这种无待之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有了这种精神上的大自在，人的生命才能“游刃有余”于这个由万物组成的世界之中。

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将物看“实”的阶段，因为这个世界无往而非物。在这个阶段中，人只见其物而不明其理，人为了占有物，就要分别物，就要去谋划实现自己目的的方式。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纵使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以认识事物发展的本有理则为前提，以避免妄加主观于客观之上。这也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换言之，事物固有的理则就是人“游刃”于物之间的宽广大“道”。可以说，人的心有多淡定，那条道路就有多宽广。当一个人达到真正的通透，就会有一片天空任你飞翔。“游刃于其间”就是“游刃于世间”。这就是“游刃有余”的人生大自在。若如此，一个人的“生”不就自然得其所“养”了吗？

五、结语

《养生主》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1泽雉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虽然要自食自饮，但是却不受任何的拘执。自由是它生命的应有之物。但是，一旦“畜于樊中”，虽饮食无忧，却无任何自由可言。这似乎是在隐喻当今人类的处境。人类智识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使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宰制“物”的力量。但是，人的主观欲望的过分膨胀，使人离自己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以致完全滞陷在物之中。有的人甚至会认为“物”就是生命唯一的内容，因而就缺乏对生命本质的应有反思。这在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今天尤其如此。“物”就是人类之“樊”。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当在“物”的争逐之后，总会体会到这种人生无奈的“困敝”和“樊篱”。在庄子看来，人无须逃避这个“物”的世界，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争逐于“物”的占有。现代人的精神，终归要爆发出求得解放的呼声。如果一味与物沉沦，那也将是人类整体文明的沉沦。人不能藐视物，但是也不能有“物”而无己。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是要我们去掉外加的一切有待之物，完全返归于人的内在本有。人的全部本质就在“人”之中，而不在于任何外在附加的属性。但是，此种情形至现代而一变，人试图靠单纯地、片面地发展宰制“物”的力量来获得自由。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方式当然有助于人求得自由。但是，“逐物而不返”，就会造成人类的迷失。人类和世界的关系也會越来越紧张，人类的生存也将会越来越艰难。在高科技的条件下，这种艰难已不单是指物质的缺乏，因为，它更关乎人内心的空虚。

因此，借庄子慧识之启迪，大至人类，小至人生，我们都要有“不滞于物而观其间理”的意识。只有在坚固的实体世界的背后看到这种“间隙”与“道理”，良好之“生”的状态才有可能，“养生”也才有可能。养生之“主”，更重要的是养神。“不滞于物而观其间理”就是养神、养生的钥匙，就是开启通向“游刃有余”的人生大自在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