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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这一年,当有一场与父母的旅行

2018-12-11半岛璞

读者·原创版 2018年12期
关键词:明信片旅行香港

文|半岛璞

带父母完成一次自助旅行,大抵是要鼓足勇气的。

即便是三五好友结伴出行,往往也会因为游玩线路的选择和个人喜好的分歧,最终不欢而散。而与父母一起旅行,看上去是一次美好的尝试,但实际情况可能要糟糕些—

他们挑剔饮食,抱怨行程,因为体力不济或兴味索然,对长时间的步行和进出商场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女儿的每一次考虑不周乃至意外波折,都可能引发两代人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这样的旅行,让原本满怀期待的女儿心生挫败。但时隔多日之后回望,在30岁这一年,这一次旅行弥足珍贵。

虽然在旅行中,那些从少年时代延续至今的矛盾被集中放大,我们却也明白:许多分歧无法通过解释和劝说解决,你必须要逐渐放弃改造父母的念头;旅行之于自己和父母意义的不同;所有的不解与不满,最后都会被消解,因为爱,最终我们都会无条件地选择原谅和包容。

更是因为,父母逐渐年迈,儿女牵绊日增,能够一起出门旅行的机会,所剩无几。所有的不快都会被时间抹去,留在记忆中的,总会是那些如明信片般宏美流丽的、毫无瑕疵的回忆。

自从大学毕业,我与父母连续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大致不会超过法定节假日的最大数。不过,特定时节总有特定氛围。像春节七天,常浮于各种人事,安心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好像也不太多。

即便这样,有时觉得七天也不算短了。到了假期的最后几天,诸多生活摩擦和细小矛盾纷纷冒头,属一切父母与一切儿女都会有的“权利斗争”。起床时间、三餐菜色,乃至穿衣厚薄、电视频道的争夺,还有他们自以为是的对婚姻、事业以及人生的论断,你苍白的争辩和反击,以及注定的不欢而散。然后在分离之后,一切的矛盾和摩擦又自行消失。新一年的钟声敲过,四季再度轮回,大家又成了心无芥蒂的骨肉至亲。

去年下半年,我母亲退休了,父亲也调至清闲部门养老。今年年初,在我的劝说之下,二人办好了护照、港澳通行证以及入台证。我建议他们出去走走,毕竟他们的人生已进入下一阶段。

我以为自己也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能引领和照顾父母的阶段。

毕竟才是个开始。我觉得可先选择一个难度小些的地方带他们出行,比如香港。我自己之前去过香港几次,熟悉那几个景点,应该能带他们玩好。

即使香港是所谓弹丸之地,自由行依然要花大量的时间步行。年轻人可能会忘记父母的体力已无法与子女匹敌,那种步行游览路线,往往会在艳阳高照和酸胀的脚踝下宣告失败。

到香港的第一天下午,我计划先逛一逛尖沙咀。

这次来香港,发现海边四处都在大兴土木,不是在盖新楼就是在建地铁,人行道被改得完全不能在手机上寻觅到正确线索。我们在西九文化区那里绕了个大圈儿,还是没有找到步行去尖沙咀的路。于是只好坐地铁到对岸的香港站,再乘天星小轮才到达海港城。

出门在外,无法找到最快、最正确的路乃正常之事。甚至可以说,旅行其实就是一个在不停地找路和绕路的过程。但父母可能无法理解此中的麻烦或者难处,他们只是一味地跟着你走,在发现你带错路时,除了埋怨,再做不了什么。

从酒店打车到尖沙咀,其实只是40元港币的事情,便能避免下午三个人在炎热的九龙找不到出路的窘境。

当然,没有打车并不全然是因为钱,或者说几乎不是钱的事。过去几次来香港,遇到的的士司机往往都不够友好,有的司机听见你说普通话便直接大喊“听不懂”,然后把车开走。出门在外,自己受气无所谓,但让父母看人脸色实觉屈辱。所以,自认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便不打车。

但经过第一天下午的事,我彻底推翻了之前的想法。之后几天,从酒店出来势必次次打车。说来也奇怪,今年遇见的的士司机,几乎个个算得上友好。除了有一天夜里打车遇上一个老头儿,给他看手机里的酒店名字,他漠然地说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便不管自己的广东话是否标准,说了地址和酒店的名字,他一声不吭地开到了。下车时叫他不必再找零钱,他才露出一丝愕然的笑容。

当然,摩擦和分歧不只在于走路,也在于吃饭。

第二天早晨去陆羽茶室吃早茶。落座后侍者问要什么茶,我脱口便要了普洱。这也是基于过去的教训,大陆人不大了解香港这边的饮茶习惯,往往在被询问之后,一时也不知能点什么。

普洱上来,喝了两三杯,我妈才说她喝了普洱会胃痛。我说:“那我点普洱时你怎么不说一声?”

但我明白,是我为了更顺畅地与别人沟通,省略了与父母“啰唆”的步骤。说实话,此时我开始痛恨来香港的这个选择。

吃过早茶,走到半山电梯这一区,这里有各种年轻人感兴趣的风景餐厅与小店,但对我父母来说,可能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他们只一味催促去缆车总站坐缆车上山,不顾我说的傍晚再上去看夜景的建议。

在山顶看过风景、留过影,我想在山顶邮局寄几张明信片,说给他们也寄一张。刚开始他们坚决不要,见我挑了几张漂亮的风景明信片后,才动心说也寄回家一张。我妈做主选了一张维多利亚港的日景明信片。两个人站在一旁,等待我用柜台上的圆珠笔慢慢写下寄语和地址。2009年,真真切切地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我也是站在这里写明信片。明信片寄给了大学同学,还有自己,忘了有没有寄给他们。

下山后,走在中环的摩天大楼之间,我爸显然对这些著名的楼宇更感兴趣,比如中银大厦,又比如解放军驻港大厦,并一度要求走去大厦那里看看。我只好在天桥上劝说:“天气这么炎热,又不能进去参观……”最后爸爸勉强同意,并与大楼恋恋不舍地合了影。

父亲一辈子在政府工作,对具备政治色彩的东西怀有我早已无法接受和认可的亲近。比如第三天去湾仔,他要求一定要去金紫荆广场和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那里。我来香港数次,甚至进出会展中心好多回,都没想过要去外面的金紫荆广场看一眼。我明白,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隔阂。

到了金紫荆广场,那里不过是小小的一块空地,中间是一座金光锃亮的紫荆花雕塑。来参观的,只有巴士一车接着一车拉过来的大陆团体游客。

我爸妈当然也表现出了某种失望,不过依然情绪昂然地在紫荆花和纪念碑前留了影。还好此刻海风劲爽,汗水逐渐蒸发,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竟有一刻难得的放松。

我妈因为不爱吃海鲜味的东西,这几天正餐吃得很少。这时她肚子又饿了,便自己去会展中心的便利店买了沙琪玛。等她回来,我和我爸开始笑话、数落起她出门总爱买零食。那一刻,我从我妈身上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样子,眼睛突然有些酸胀,感到时光无情。自己这30年,竟如此倏然而过。父母老了,我也已不算年轻。现在轮到我在广场的台阶上数落她买零食吃,递给她矿泉水喝,唠叨她中午不好好吃饭,点心渣掉得满身都是。

那几天在香港,我虽尽量把知道的著名吃食都带他们吃过一番,但四五天下来,他们告诉我,吃得最舒心的一顿,是在半山冰室吃的那餐。

当时已近午饭时间,我随便搜了搜距离最近的餐馆。半山冰室是小小的一个门面,从门口走过很容易忽视,我也是走过了老远,回头一看才发现它的。午饭时间,店里坐得满满当当,几个服务的师奶手脚麻利,态度也算和蔼。我给我妈点了猪扒饭,我和我爸吃芹菜和韭菜汤饺,又要了一份杂果沙拉、三杯柠檬水。猪扒香嫩不柴,煎得也相当有镬气,深受我妈的好评。水饺是手工包制,汤头清淡鲜美。这一顿只花了100多块,算是相当经济实惠的一餐。

与我妈仅仅是在饮食和购物方面的挑剔相比,我爸则对长时间的步行和进出鳞次栉比的商场显示出极大的不耐烦。在半山区,我和我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争执。

他对在炎炎烈日下逛这些崎岖窄小的街道没有丝毫兴致,他喜欢一切宏大的、堂皇的东西,如许多中老年男性一样。他甚至觉得我让他背一只能放下三把雨伞跟一部相机的帆布包,都令他失去体面。而在我看来,他那只仅能装下一部手机的小皮挎包,简直是上了年纪的内地男人最可怕的一种坏品位。

但这种分歧无法通过解释和劝说解决。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你必须逐渐放弃改造父母的念头,压抑个人趣味,让他们尽量遂心一些—这可能是儿女能够做到的极限。这几天,那只塞满出行必需品的帆布袋始终被他提在手里,怎么也不肯挎在肩头。于是在荷里活道上,他对这些他毫无兴趣的街区,以及那只他看不上的帆布袋,终于爆发出了最大的不满,质问我到底还要在这里逛到什么时候。

几人结伴出行,游玩线路和个人喜好的分歧恐怕是不欢而散的最大原因。与父母一起旅行,情况可能还要糟糕些。子女也是普通人,一味迁就终究还是会积累下潜在的不满。何况越亲近的人之间,越容易失去分寸和耐心,并企图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和理解。我也大声反问:“难道就只能逛所有你爱逛的地方?其他人呢?我与我妈呢?你如果不想逛,旁边有一家咖啡店,你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于是那个下午,在把他们安顿进一家咖啡店里喝饮料、吹冷气后,我自己走在鸭巴甸街,内心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反而有一种持续的愧疚和沮丧。

草草逛了两家古着店。在第一家买了一条很有年代感的丝巾,在第二家店看见一条蓝眼睛项链—它和我手上正戴的、买于去年生日的蓝眼睛手链仿佛有一种奇妙的呼应。对,当天还是我31岁的生日。这也是我在这一天大为光火的原因。

我以为,起码在这一天,我至少可以有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和选择权。于是在光线暗淡、时光感模糊的古着店里,那番在金紫荆广场的台阶上涌起的成熟感骤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同青春期时如出一辙的与父母的对抗,以及对抗后的失望。可能必须要承认,我们彼此的内心始终有许多地方无法具备互相理解的可能。也许这些地方,在这些年里,已经蔓延得比年少时还要多。最终,大家也只能各自待在一隅,独自消化掉对对方的不解与不满,然后无条件地选择原谅和包涵。

不过,三人行也有它微妙的好处—争吵之后的冷战,持续时间往往很短。在与我爸生气的时候,总还可以和我妈聊天说话;在与我妈闹得不愉快时,还可同我爸攀谈。

总之,生日的这一天,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顺利。原本计划的下午茶,也因为到达时已经快五点,被告知只能待到六点,而显得没有了什么意义。

三人心灰意冷地回到酒店,我想这不外乎就是个没有蛋糕的生日。没承想酒店竟在房间里为我预备下一碟方形巧克力蛋糕,虽然没有蜡烛,但附上了一张手写的生日卡,也算是这金钱社会里的一丝温暖了。

我妈在很多时候显示出了比我爸更强的接受新鲜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爸因为工作原因,走过的地方委实也不算少。而我妈这些年,外出旅行的机会屈指可数。但几日相处下来,我发现她反而不那么横冲直撞,会自己斟酌解决方法,也不惧与外人打交道。

当我找不到路,或者带着他们兜了大圈子时,她只是跟在我身边沉默地走路,我看见她的脖子上流下一颗颗的汗珠。尽管她对我看上的包或者衣服往往嗤之以鼻,也对我给她的穿衣建议没有丝毫采纳的意思。但无论如何想来,她是个越老越可爱的人。

我妈年轻时脾气十分暴躁,我年少时常同她爆发矛盾。如今她的性格平和了太多,也许是因为岁月,也许是因为曾经彼此过剩的荷尔蒙正在逐步减退。现在,她身上很多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长处正在慢慢凸显—她接纳新事物的速度很快,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早早就会用淘宝、支付宝,以及各种理财App;她乐意自己去买票、结账或者寻找厕所,而不是事事都依赖我。

再看我爸,我少时认为他更理智、更温和,或者说更讲理、更会解决问题。而到了现在,他的一部分自我僵化得非常明显。这也许是工作性质带来的,也许本就是他自身性格的一部分。社会和技术的变化,让他曾经具备的优势逐渐丧失,如今他几乎手机不离掌心,不外乎是关心那些与他个人没有一丝关联的国内、国际要闻,沉迷于获取各种宏观而肤浅的泛知识或者资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几乎一钱不值。当在现实中面对具体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法时,他很少从自身寻找原因,一贯是把问题归于外界。比如在找不到某个地铁口的时候,他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会好笑地埋怨起城市建设来。

没有完美的儿女。当然了,更没有完美的父母。

我们带着各自的问题和心事,游荡于维多利亚湾的天星小轮。在没有一起旅行前,我们也许对彼此充满了某种美好的如同幻觉般的期待,善解人意的父母,无所不能的女儿,但最后,我想我们可能对彼此都有些失望。

至于旅途的风景,沉淀在他们身体里的55年,和沉淀在我身体里的这30年,恐怕令我们看见的香港也不尽相同。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在旅行的终点发现,我们各自需要的风景,或者说需要的旅行,恐怕是完全不同的。我甚至觉得,跟团游可能更适合他们一些。

最后一日下午在机场,我们依照自己的航班号,在不同的登机口等候。登机口相隔很远,需乘摆渡车往返。于是这段旅行的最后时间,我们只能各自度过。

他们去成都的航班比我的早50分钟,两个人在外候机楼时,就迫不及待地换了登机牌,过了安检。等我打印好登机牌,排队托运了行李,过了安检,进了内候机厅,才知道他们的登机口在坐摆渡车才能到达的遥远一角,而他们已经乘车过去了。

到此刻,我心中都在怨:你们就不能不那么急吗?距离飞机起飞还有很长时间,就一定要那么早进去,坐在登机口的位置乖乖地等待?就不能和我多待一阵,或者等一等我吗?

在把他们送到柜台换登机牌的那一刻,我随意的一个挥手,就成了这趟旅行最终的再见,仿如一场对人生的预言。我其实并不太敢想这个问题。未来,上天会留给我们在世间足够的作别时间,或者说正式的作别机会吗?很多人的离别都太快、太突然、太过无情。这是我后来独自待在候机大厅里一直在想的事情。

明明待在同一个航空港,却无法互相陪伴,因彼此都有自己的方向要去,因彼此离开的时间不同。

独自一人候机时,我不停地反思这五天来自己诸多的自私自利之处,悔恨不够体谅、忍让他们。我也明白,或许下一次,我还是不会比这一次更周到、更有耐心,但这一次旅程,我无法不以遗憾作结,遗憾于我恐怕是破坏了第一次带父母旅行的珍贵与圆满。他们逐渐年迈,我此时尚未生育,还没有下一代的牵绊。他们和我一起出门旅行的机会,不知还剩下几回。而这一次,除了一点伴手礼,他们甚至不肯在香港为自己买什么东西。

回到北京,疲倦退去,只剩下失落感笼罩着我。

他们在成都还有一天行程,傍晚再坐高铁回家。之前反复交代过他们,可以很早退房,把行李寄存在前台,自己出去逛就好了。下午三四点回去拿上行李直接打车去车站,时间非常充裕。

这些他们都没有听,一味按照自己认定的方式行事。他们两个人上午拖着行李箱在春熙路走了一遭,逛了两层商场,不到中午就准备去车站了。我爸坚持要坐地铁去,却始终没有找到地铁口,我妈一气之下招手打了车—到车站也不过20块钱的事。这些,是第二天到家后,我妈与我通话时告诉我的。

“还有,登记入住后拿了房卡,你爸打不开门,非要硬开。你真是没看见他那个野蛮的样子。打不开就该去找大堂。我后来读了房卡背后的小字,说卡插进去要再刷一下,这才把门打开了。”

听到她这通抱怨后,我倒是有些释然:“你看,之前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在帮你们做,你们以为这些都很简单。的确简单,但那也要自己去经历,才能明白这种简单。自己没有独立去做过,事情就永远都是难的。”

“我对这趟旅行也做了总结。”她说,“我们跟你之间,肯定是有代沟的。我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以后不会再跟你爸一起出门。”

我当然希望他们以后能多出去走走,但说实话,试试分开旅行,可能是他们接下来的人生里更加快乐的事。我乐见她有她的闺密旅伴,他有他的同道中人。他们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在长久的日常里忍受着彼此的缺点和脾气,如今,终于可以有这样的自由和闲暇,去规划属于各自的风景跟旅程了。

与其彼此迁就,不如各有自由。自由,原来就是自由,才是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这几十年里,时常被放在最末尾的东西。

回来几天后,我寄给自己的明信片送到了,寄给他们的,我想可能也快到了。岁月会再次帮我们完成对记忆的提纯,未来,若想起三个人的香港之旅,恐怕依然会是如明信片般宏美流丽、毫无瑕疵的回忆,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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