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综述

2018-12-10赵琼

现代语文 2018年8期

关键词：译者

赵琼

摘要：Baker在2000年提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之后，国内外学者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研究者借助语料库强大的检索和分析功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译者风格及其成因。本文按照Saldanha对译者文体研究方法的分类，对国内近二十年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了梳理，从研究对象，考察项目参数和研究模式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讨论，以期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译者文体语料库翻译研究译者

一、语料库翻译学与译者文体概述

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年轻的学科—语料库翻译学，它“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3]。

语料库翻译学的出现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扩展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传统译学研究关注译者如何采取各种策略和调动自己的文化素养、语言功力以准确传达出原文的风格[4]，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译者的这种隐身“地位”使得其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压制或被忽略，故而译作自身的风格无从谈起。随着文化转向，翻译研究重心由规定性向描写性转变，翻译研究开始以译入语为导向，译者逐渐受到重视[5]。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对一些难以捉摸的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和阐释，能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译者的烙印确实存在[20]。

将语料库翻译学应用于译者文体研究的第一人是Mona Baker教授。2000年，她发表了《文学作品译者风格考察方法论探索》一文，提出了语料库翻译学的重要课题—译者文体研究。Baker以翻译英语语料库（TEC）为研究平台，通过考察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语言形式参数和叙事结构（转述动词say的使用），探究英国译者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译者文体。Baker的研究为翻译文体的分析，建立了一套可行的模式[21]。她借助于大量的文本数据分析，将两位译者所有翻译作品进行定量分析，并从语言特征方面描述了其各自的翻译风格，使译文的文体研究更加系统和客观。

Baker（2000：245）将译者风格理解为一种“指纹”，是译者表达在语言和非语言中的个性特征。语言“指纹”，即一位译者在其所有翻译作品中表现出的一些规律性语言模式，这种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而且这些特征不完全是源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影响的结果；非语言的“指纹”可包括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前言、后记、注释等。

此后國内外学者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Saldanha（2011）在Baker（2000）研究的基础上将译者风格的研究方法归纳为源语取向视角（source-oriented perspective）和目的语取向视角（target-oriented perspective）两种。前者主要关注的是译者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4]。即将原语文本纳入译者文体的研究范围，在分析过程中考虑原语文本的影响[19]，后者主要关注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表现在译本层面的规律性的处理[4]，即使用语料库分析工具对某一译者的全部译作进行类比分析，通过考察语言形式参数或具体语言项揭示译者文体特征[19]，本文将按上述分类，对国内学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进行评述。

二、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现状

（一）源语取向视角的译者文体研究

不少学者通过建立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平行语料库，并参照Baker的考察参数，从语言特征方面对译者文体进行了探讨。李敏杰、朱薇（2012）建立《红楼梦》的汉英平行语料库，从语言形式参数（形符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高频词、平均句长等）描写霍译本和杨译本的迥异。研究认为，两个译本均倾向于使用日常的、通俗易懂的词汇，以便于西方读者阅读。较之杨译本，霍译本显化特征更明显，杨译本更强调译作对原作的重现和作的文学性。除了语言形式参数，具体的语言项也是国内学者考察译者风格的一个重要内容。詹菊红、蒋跃（2017）以鲁迅先生的10部小说源本以及杨宪益和威廉莱尔的译本作为语料，考察了汉英文学翻译中的缩合现象。研究发现：杨译本的缩合总频次和比例、缩合形式多样性以及每个词的缩合率都远低于莱尔的译本。该研究试图将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从译者的翻译方向、源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源文本文体风格方面进行考察，但大都是在主观推断下做出的结论，仍需进一步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从翻译文本的叙事参数来探讨译者文体。黄立波、石欣玉（2018）从叙事参数（及物性、情态、指示语和人称代词）入手，探讨瞿世镜（1988）和王家湘（2001）在翻译《到灯塔去》时的风格差异。研究认为两译本对原作叙述视角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瞿译处理方法对原作意识流在汉译本中的再现造成的影响较大，王译产生的影响很小。如瞿译对原文中的认知情态和义务情态做了较多删减和修改，对原作情态产生了明显影响，而王译处理仅对情态产生了细微影响；对于空间指示语，瞿译倾向于省略，弱化空间指示，王译则倾向于变换措辞，凸显时间指示。黄、石两人对宏观的语言形式参数在译者风格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语言学形式参数不能将译者风格做出明显的区分，并指出翻译风格研究不应仅限于量化描写，而应深入语言和叙事层面，对其译者风格产生原因进行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解读。刘泽权、闫继苗（2010）以《红楼梦》前56回中报道动词（“（某人）道”）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描述性研究，分析了源语、译入语的影响下的报道动词的翻译。数据统计结果显示3位译者对报道动词的选择受报道方式和话语内容等多方面的影响，表明译者对报道动词使用的偏好，显示译者风格的差异。该研究仅对译者的某部译作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还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译者的所有作品进行类比分析，从而更加系统的分析出该译者的语言偏好和译者风格。

也有学者从译者的翻译策略角度来考察译者文体。吴晓龙、丁峻（2012）以张爱玲的三部汉英自译作品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准确传达原作的精神，坚持以直译为主，尽量做到忠实原文的风格，更加注重原文形象的转换，异化特征明显，目的在于保留中国人文风俗形象，从而通过译本向目标读者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范敏（2017）以《论语》五译本为研究对象，借助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策略，对不同译者在《论语》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策略进行了对比与阐释。研究结果表明：五译本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如森舸斓译文多使用各种长句与段落解释，辜鸿铭译文明显趋向英语地道的叙事与篇章手段，理雅各、刘殿爵、安乐哲的译文更强调原文形式传达，但阅读难度较大。该研究还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基于历史语境的原因考察，把数据差异背后的因素和语料库数据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扩大了对译者文体的考察维度，从语篇、语义韵、认知和文化层面分析译者文体特征。鞠玉梅（2018）对《论语》英译文语篇的连接词使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亚瑟·韦利与刘殿爵英译本在连接词的使用频率上基本一致，但在使用总量上有所不同。该研究对《论语》英译文语篇解读有一定的启示，但其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语料库的规模较小，只比较了《论语》的两个译本，并不能全面的说明译者一贯的语言偏好。赵朝勇（2014）认为语义韵是翻译评论的一个指标，也是译者风格描写的一个重要维度。译者应当把语义韵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并将语料库的数据转化为语义韵的理据。他以《红楼梦》“忙XX”结构在原文与三个译文中的对译项为例，考察翻译文本语义韵。研究表明，译者语言能力、翻译策略及原文牵制都将导致译文同目标语原创文本的语义韵冲突，并最终导致译文与原文语义冲突。由此，译本语义韵与本族语语言语义韵的和谐及冲突程度也可以作为衡量译者风格与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司炳月、霍跃红（2014）采用情感计算法，对《尘埃落定》英译本中的情感指纹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原作和译作的情感词汇密度、情感强度以及语篇的情感流动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英文译本与汉语原文无论是在情感词汇的使用数量、密度还是情感强度方面，都存在差异：汉语原文带有明显的消极情感倾向，而英语译文则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情感趋势。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二者都呈现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交替出现的波浪式流动模式。这说明虽然译者对中国语言文字及情感因素能够精准把握，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该文对译者的情感指纹进行研究，拓展了译者文体风格研究的维度，不足之处在于该研究只停留在量化描写阶段，对造成译文某些偏差的原因并未做深入探讨。陈水生（2017）結合语料库的方法和认知语言学理论，以《尤利西斯》的相关译例为个案，探讨了“微笑”构式中动词性隐喻上的异同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结果表明，两个中译本都通过句法形式和动词性隐喻的调整来降低原文中“微笑”的能动性，使译文的“微笑”表达符合汉语常规思维，在不同程度上常规化了原文的思维风格。构式语法和认知隐喻理论的引入，有利于具体而系统地描写和分析不同语言之间表达形式和隐喻思维上的异同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揭示翻译中常规化倾向产生的认知原因，对语料库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提供新思路。

（二）目的语取向视角的译者文体研究

目的语取向的译者文体研究在国内不太多。侯羽、刘泽权和刘鼎甲（2014）建立“葛浩文英译小说汉英语料库”，考察了莫言五部小说英译本中各种语言形式参数（包括标准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和平均句长、高频实词、汉英句子翻译对应类型）和强调斜体词的使用结果。从宏观和整体上揭示葛氏翻译风格及其一致性。该研究基于同一作者的众多原著的译本考察同一译者的风格及其一致性。此方法的优点在于涉及的变量会少一些，研究更具有可靠性。该研究还对葛氏翻译风格形成的背后原因进行了考察，把语料库数据分析和译者的身份背景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译者风格研究包含多个层面，侯、刘仅从宏观数据来证实译者的语言偏好与原作者风格关系不大，未免有失偏颇。李德凤、贺文照、侯林平（2018）采用同源多译类比语料库的研究方式，与王际真、杨宪益及莱尔三位译者的英译本进行对比，考察蓝诗玲英译鲁迅小说的翻译风格。并尝试用同一译者不同英译的类比语料库研究方法，将蓝氏英译鲁迅作品与其英译朱文的《我爱美元》进行比较，进一步验证其在翻译鲁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是其一贯的翻译风格，还是只囿于鲁迅作品的英译。该研究借助两个类比语料库来探讨一个新的命题，即译者风格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还是因原作不同而有所变化，开拓了译者风格研究的维度。

（三）源语取向和目的语取向相结合的译者文体研究

随着译者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逐渐将目标语文本和源语文本都纳入研究领域，做出综合性的考量。卢静（2013）提出构建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该研究模式综合了语料库研究手段和传统译者风格的评价内容，从不同层面探索译本的T型译者文体和S型译者文体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卢静以《聊斋志异》的英译本译者文体风格研究为个案，探讨将这一项研究模式应用于译者文体研究理论模式构建按案例研究规划的可能性。但是该研究涉及变量过多，可能会对实践操纵带来困难，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黄立波（2014）应用双语平行语料库，将话语表达作为考察译者风格的切入点，分析了《骆驼祥子》的三个英译本，即施译本、James译本以及葛浩文译本，考察了汉语小说中“两可型”叙述话语英译的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的译者之间在处理“两可型”叙述话语时存在差异，而且不同译者群体之间，如L1译者和L2译者之间在处理“两可型”叙述话语时也存在差异。将汉语“两可型”叙述话语纳入译者风格研究视野，从S-型风格着手，同时结合T-型风格视角，拓展了译者风格研究课题和方法论研究视角[17]。

三、问题分析与探讨

将语料库分析工具应用到翻译研究，其强大的文本索引功能为译文的研究和欣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纵观国内关于译者文体的研究，总体看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多以文学体裁为主，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非文学翻译的译者风格研究很少涉猎。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丰富的语言和句式特征、复杂的感情色彩，以及原作者的情感倾给译者的翻译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译者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最大限度地忠于原文还是可以保留译者的痕迹。研究者可以通过采集译者某部或全部译作，借助语料库检索手段，发现译者特有的风格。非文学文本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译文常常要忠于目标文本的体裁以及语言表述，其翻译的创造性程度以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空间不及文学翻译，但仍然会留下译者特有的个人印记，因而要系统、全面地研究译者风格，有必要将其他文体的翻译作品作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22]。

其次，从考察项目参数看，语言形式参数和具体的语言项依然是许多译者文体研究的主要视角。以语义韵或认知语言学等为视角的译者风格研究则不多见。因而对于脱离了语境与认知的语言形式的分析是否能真正体现译者的翻译风格还有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并且Baker关于译者文体的论述当中认为除了语言形式，非语言特征即译者的选材、前言、后记、注释也应该是考量译者文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的是译者个性化的特征。因而只有将译文的非语言特征也纳入译者文体研究当中，才能更加全面的描述译者风格。

最后，从研究模式看，以源语取向视角的译者文体研究居多，而且多以一文同语多译模式为主，从历时层面对比不同译本所表现出的语言特征。以语际研究为主，从语内角度研究译者文体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平行语料库的发展使得研究者能够将源语文本与一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对，另一方面是由于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研究译者文体可能需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精力进行对比分析。因而如何将语内和语际研究结合，形成一个兼顾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的分析模式，是译者文体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总之，语料库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凭借经验、感受进行译作文体风格研究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译者文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尽管现有的成果在研究对象、考察项目以及研究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但随着语料库资源和分析手段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必将从多维度，向纵深方向对译者文体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Baker M.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Target，2000，（2）：241-266.

[2]Saldanha G.Translator style：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The Translator，2011，（1）：25-50.

[3]胡开宝.国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12，（4）：380-395.

[4]卢静.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探索——以《聊斋志异》译本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3，（3）：53-58.

[5]杨子.翻译构式观与语料库翻译学下的译者风格研究[J].上海翻译，2016，（3）：28-34.

[6]李敏杰，朱薇.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英译本文体风格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177-190.

[7]詹菊红，蒋跃.汉英文学翻译中的缩合现象研究——以鲁迅小说为例[J].外语研究，2017，（5）：75-82.

[8]黄立波，石欣玉.《到灯塔去》两个汉译本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3）：11-20.

[9]刘泽权，闫继苗.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中报道动词及英译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8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