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葳

批评家们已经意识到权力的弱化，但这仍然无法抵御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最初艺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受益于艺术批评和批评家群体的努力，但资本的侵入无疑逐步地削减了批评的权力。

十年前，从“批评的失语”作为一种现象和一个问题被艺术界广泛关注开始，就不断地引发批评家们的讨论，甚至焦虑和恐慌。然而，这种最初的焦虑和恐慌并非来源于批评自身的理论危机，而是更多地源自权力的丧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艺术批评就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的批评家们更是“新潮美术运动”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不过，无论是此时的批评家还是艺术家，大多都就职于国家体制内的艺术教育、创作、展示和行政机构，所谓“新潮”，实与传统的艺术制度和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个社会结构一致。正是批评家们利用了自己身边唾手可得的各种公共和社会资源，才使得“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深化为全国性的现代艺术思潮。作为一个反面的印证，可以看到，1983年以前的民间艺术社团（譬如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四月影会）则逐渐瓦解、销声匿迹。一方面，他们缺乏足够和长期的“体制内”力量支持；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专业理论基础和批评家的理论归纳与实际组织。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批评家将自己称为“历史的创造者”，而非艺术创作的“评论者”或艺术历史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