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翰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1975年12月，考古工作队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战国至秦代墓葬，第一次大量发现秦代竹简。1983年12月，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发掘出土西汉早期竹简。两处墓葬中出土的法律条文，例如《秦律十八种》《二年律令》等，都表明秦汉政府对马牛这类大型畜产有着规范的管理。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确立和不同地域的开发，统治者不仅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人，而且对于畜牧业，特别是对马、牛这两类主要牲畜也制定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本文试对秦汉政府对马牛的管理进行梳理，希望对了解秦汉时期的法律和秦汉强盛的因素有所启发。

一、编制畜籍

云梦秦简《效律》云：“马牛误职(识)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赀官啬夫一盾。”整理小组注释：“古时牛、马常用烙印之类加以标记，如《居延汉简甲编》二○七一：‘牛一，黑牡，左斩首，三岁，久在右。’久也是加以标记的意思。”[1]74封建政府对马牛以及其他官属物品(如农具等)进行标记并登记著册，来作为管理官有物品的基础和依据，不仅方便日常管理，也彰显了国有物品与私有物品之间的区别。一旦标识有误或者出现磨损导致无法区分，相关人员要进行赔偿。登记过后，所记录的档案即成为日常管理的依据，要在一定时间进行核算复查。“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误自重也，减罪一等。”核查人员如果算错牛马的数量超过一头，同算错人口一户以上一样，都属于大的失误，应承担相应惩罚，算错一头，罚“赀一盾”，两头以上，“赀一甲”，但如果自行察觉错误，便可减罪一等。

汉代沿袭了秦朝的特征标识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规定，如果有马匹出关，津关的负责人需要查看马匹的相关标识物。“御史请诸出入津关者，诣入传□□吏(？)里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及马职(识)识物关舍人占者，津关谨阅，出入之。县官马勿职(识)物者，与出同罪。制曰：可。”[2]84

同样，第五○七号简文也有类似规定。“……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補名为久久马，为致告津关，津关谨以籍、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出，它如律令。”[2]85马匹出关时，相关人员要对马匹身上所做的标识进行检验，符合之前的登记情况才可以出关。《汉书》载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卫绾请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3]当时制定的“禁马出关”令，严禁优良马匹外流，其防范对象除了周边少数游牧民族外(尤其指匈奴)，还包括周边诸侯国。马匹作为重要的军事和社会资源，必然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汉初社会经济处于恢复阶段，马匹价格昂贵，数量少，乃至朝中将相也多乘的是牛车。虽然到景帝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无论是马匹的种类还是数量都远不及匈奴。匈奴军队以骑兵战马为主，其实力相较于汉朝前期的实力来讲处于优势，如高祖三年(前200年)，刘邦被冒顿单于率骑兵围困于白登。那么禁止马匹流入匈奴，也就多少显得有些矛盾。所以说《津关令》中涉及的诸多律令，都说明了汉代制定的禁马出关，更多是为了防范马匹流向关中地区附近的诸侯国，从而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如：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买私买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津关谨阅出入。马当复入不入，以令论。相国、御史以闻，制曰：可。[2]85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马匹都要被限制出关。服虔注曰：“马十岁，齿下平”，按照现在马匹平均年龄来看，马匹十岁大概处于中年时期，此时出关，对于政权的威胁相对较小。陈直先生也认为“上齿未平，不得出关者，以精壮之马不能流至诸侯王国及侯国也”。[4]既然秦汉政府在马匹进、出关时都要求进行登记入籍，那么在不同地区，尤其是关隘地区，这些记载着马牛特征的籍簿自然而然成为管理马牛的依据和基础。

二、设置职官

相传秦人祖先伯翳“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5]173故被赐姓嬴氏。后“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5]177周孝王将其邑于秦。在统一之后，由于军事上的必需和国内邮传、运输、仪仗、祭祀以及乘骑的需要，[6]秦统治者设立了专门的马牛管理人员和机构。中央设“太仆”，主管舆马事宜。太仆，设置之初主要负责管理皇帝车辆、马匹，后逐渐转变职责，负责管理官府畜牧事务。管理官有牲畜的机构有“厩”和“苑”。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云:“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也”。[1]24根据该律可以看出当时“大厩、中厩、宫厩”就是政府管理畜产的机构。除此以外，皇帝御厩还包括小厩、左厩和外厩。[7]苑初是养植禽兽花草的地方，天子有禁苑，后来也可以驯养牲畜和放牧。《田律》云：“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1]20可见当时的苑中也饲养着牲畜。各厩、苑中具体的负责人有厩啬夫、苑啬夫和皂啬夫。《秦律杂抄》中述：“肤吏乘马笃、□(胔)，及不会肤期，赀各一盾。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马劳课殿，赀皂啬夫一盾。”[1]86说明这几类人都是为国家管理畜产的基层官吏，在对乘马进行考核时，如果成绩为下等，都要受到惩罚。另外，《金布律》中还出现了“见牛者”一词。“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表明有秩的官吏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他们的牛和牛车的看管工作。

汉代在职官设置上承袭秦代官员的设置。汉朝官有马匹也是由太仆掌管。《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駼、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3]729

这些官职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所体现，如：“御史大夫……大僕……秩各两千石。”整理小组注：“大僕，即太僕，‘掌舆马’”；“□君(？)……□大僕，秩各千石。”[2]69-70整理小组认为“大僕”前一字应该是“中”字，即“中大僕”，“掌皇太后舆马”；“汾阴……家马……车府……各六百石……”[2]78颜师古注曰：“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3]729除了上述官员之外，其他官员如廷尉、都官等在一定条件下也管理着国家畜产。《厩苑律》云：“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内史课县，大(太)仓课都官及受服者。”[1]24在《二年律令·津关令》中也指出，长沙、关中地区如果需要购买传马，当地官员要上报丞相和御史，得到许可后才可以购买马匹。[2]87可见，秦汉时期政府组建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畜牧的官员体系，层层分级，各司其职，从而对职责范围内的畜产进行良好管理。

三、饲养、放牧、考课

首先，充足的饲料供应是保障马牛等畜产养殖的必备条件。在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都对草料的征收、储备和发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睡虎地秦简《田律》：“入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頃入芻三石、稾二石。”[1]21芻同“刍”，即牧草，稾为禾杆，在不放牧的时节主要依靠刍藁饲养牲畜。农民一旦接受了国家的土地，无论耕种与否，都要按照受田的数量缴纳刍稾。刍稾构成了封建国家重要税收物资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复作阿房宫。……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5]269征调菽粟和刍藁是由于咸阳周边人和牲畜数量增加，粮草供应紧张，所以需要从各郡县征调。高敏先生认为，国家征收芻稾税，说明当时饲养方式在逐水草饲养的基础上，加入一定数量的谷物和饲草作为补充，反映了畜牧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趋势。[6]在征收过后要依律收入仓库，之后的出入仓过程，官吏需要核验相关手续方可通行。《仓律》载：“入禾稼、芻稾，辄为廥籍，上内史。·芻稾各萬石一積，咸阳二萬一積，其出入、增積及效入禾。”[1]27将草料管理的重要性等同于与关系国家民生的榖物，体现出统治者对于畜产的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规定配发粮草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按规定：“乘马服牛稟，过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稟大田而毋(無)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勿深致。”[1]23这里的二月，应该指的是过了二月份就不再发放草料。二月之后，大致就属于放牧时间，所以也就不需要政府提供饲料供给了。驿传驾车用的马，既要保障马匹使用后要及时喂食，也规定避免喂食次数过多，如果驾车路途遥远可加喂一次。《仓律》云：“驾传马，一食禾，其顾来有(又)一食禾，皆八马共。其数驾、毋过日一食。驾縣马劳，有又益壺〈壹〉禾之。”[1]31这样做，既可以保证马牛得到充足的饲料供给，也可以更加合理的分配资源，避免浪费。

到了汉代，统治者同样征收专门的刍稾税：“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 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2]41在征收之后，要求官员“以二尺牒书一岁马、牛它物用稾数，余见芻稾数”上报给内史，每年八月望进行考核计算。[2]44关于马牛食用饲料数量多少的规定，在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日□芻一钧十六斤。

□□马日匹二斗粟、一斗叔(菽)。传马、使马、都厩马日匹叔(菽)一斗半斗。[2]66

这里的“以冬十一月稟之，盡三月止”，根据王世红、衣保中所述，意为马牛的圈养期大抵从十一月初开始添加饲料，三个月后，也就是一月底结束。[8]这和前文提到的“过二月弗稟、弗致者”，从时间上判断大体一致。以上简文，以牛的年龄和马的使用功能作为区分，将不同畜产的喂食标准一一标明，说明汉代关于马牛的饲养制度较之秦代已有所进步。

其次，由于马牛属于大型牲畜，所需要的饲养空间必然较其他牲畜会更为广阔。从秦简来看，国家允许将马牛带到水草丰富的地方进行放牧。《厩苑律》云：“将牧公牛马，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即(索)入其贾(价)钱。”[1]24按此律规定，放牧时牛马在外县发生死亡的，应向死时的所在县上报，由所在县及时处理，将马牛上缴。如果处理不及时而导致尸肉腐烂，则要照价赔偿。属于官有的牛马，死后需要将肉全部卖出，并上缴其皮、筋、角。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势必需要扩大战略物资的来源。所获钱财充公是防止了国家财产的流失，而马牛的皮、筋、革、角都是制造武器装备的原料，自然要上缴国家。另外，从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对比可以看出，秦律中包含着多条“赀甲”“赀盾”的惩罚措施，而汉律中并无此类记载。秦较汉前期来讲，所需武器较为迫切，也是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

最后，统治者还要定期组织考课来检验马牛的饲养程度。《厩苑律》载：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壺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嗇夫，罚冗皂者二月。以其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1]22

牛耕的普遍推行与应用，使之作为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工具，对于牛的考课自然受到重视。牛的腰围增长，便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反之则惩罚，这对保障耕牛健康、提高农业产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从简文来看，除了耕田之外，拉车、食用以及制造武器和皮甲的相关规定，都表明这时期秦国对于牛的使用已日趋多样。而作为战争的重要战斗力，对军马的选拔与考核也是尤为严格。《秦律杂抄》中记载了两条关于战马的考课律令：

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摯)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廢)。[1]81

课駃騠，卒岁六匹以下到一匹，赀一盾。·志马舍乘车马后，毋(勿)敢炊饬，犯令，赀一盾。已驰马不去车，赀一盾。[1]86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注：“駃騠，《淮南子·齐俗》注：‘北翟之良马也。’” 駃騠是马与驴所产的杂种力畜，外貌偏似驴，耐粗饲，适应性强，挽力大而持久，“骡骡之子，千里駃騠”。秦简中对駃騠进行考课的规定，说明秦朝当时已经认识这种马并加以训练。

四、繁殖与死亡

除了日常管理外，统治者还通过法律规定成活率和死亡率来保证畜群的数量。《秦律杂抄》中规定：“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嗇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无)子，赀嗇夫、佐各一盾。”[1]87成年母牛十头，其中六头不生小牛的，和母羊十只，其中四只不生小羊的，相关人员都要受到惩罚，罚啬夫、佐各一盾。在保证生殖率的基础上，律令还规定了牲畜的成活率。“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律文所规定的繁殖率和死亡率，应当都是根据长期的畜牧生产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这对发展当时的畜牧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9]

除了牲畜自然死亡外，统治者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伤害马牛的行为应受到惩罚。云梦秦简中不少材料记载了伤害马牛的后果。如果隶臣妾丢失了官府的牲畜，要从丢失之日起按月扣除他(她)的衣食；如果有人伤害了“乘舆马”，“夬(决)革一寸，赀一盾；二寸，赀二盾；过二寸，赀一甲”。[1]86《田律》云：“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1]20即便有私人饲养的犬类进入天子禁苑，如果没有对苑中所养兽类造成危害的，也不可以捕杀。如果是小牲畜进入人户家中，人用棍棒将其打死，“所杀直(值)二百五十钱”，就要对伤害它的人进行“赀二甲”的处罚。[1]115汉代出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统治者制定了更加完备和严格的法律，惩罚伤及马和牛的行为。桓宽《盐铁论·刑德篇》中记载：“盗马者死，盗牛者加。”[10]关于汉代加重盗马牛的处罚，应该是为了提供肉食和提升战力的需要。张家山汉简中关于伤害马牛畜产的法律可见《盗律》“贼杀伤人畜产，与盗同法”“犬杀伤人畜产，犬主赏(偿)之”；[2]15《金布律》“亡、杀、伤县官畜产，不可复以为畜产，及牧之而疾死，其肉、革腐败毋用，皆令以平贾(价)偿。入死、伤县官，贾(价)以减偿”；[2]68《田律》：“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穽，穿穽及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盜同法。杀人，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2]43无论马牛是被故意杀死，或是管理不善导致丢失的，负责人员都要进行赔偿。此外汉简中有一条法律，规定了畜产侵犯人的利益时，它的主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田律》：“马、牛、羊……食人稼穑，罚主金马、牛各一两，”[2]43如果没钱赔偿就要在县官府服劳役，如果是已服刑人员，“笞百”后由县官代替偿还给畜产主人。

五、结 语

自春秋战国以来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前提，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经营也积累了对马、牛饲养的经验。[6]军事上无论是统一战争，还是后来巩固统治的战争，马、牛在战争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战国之中，尤以秦国畜牧业最为发达。张仪曾向韩王称秦国战马优良，车骑千万乘，戎兵不可胜数。严耕望先生指出，秦国范围内拥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实力远胜六国。[11]除此以外，正是由于制定了的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的法律，才能为秦国源源不断的提供马牛等畜力，从而保证其骑兵战斗力的强大。汉朝前期，由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统治者依旧效仿秦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保障马牛的发展，并最终在军事上击败匈奴，马牛的军事作用由此可见。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同时，畜牧业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牛畜已经开始运用于农耕过程中，到了秦汉时期，牛耕的形式逐渐向二牛一人，并最终向更加节省劳动力的一牛一人形式过渡。这对于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简牍中多次提及牛车、传马的使用，说明畜力已成为当时主要的运输动力。马和牛在其军事和经济作用之外，也为当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注释：

① 文中所涉及简牍内容，均出自《睡虎地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