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杰

(四川文理学院 校办公室，四川 达州 63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羌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萝卜寨①也不例外。建国前，萝卜寨的经济主要是封建性的自给小农经济，畜牧业、副业不发达。副业以挖药、卖柴为主，药材为其重要土特产。作为经济作物的花椒还不普遍。一般不种油菜，食用油脂全靠汉区输入。手工业亦不发达，铁器、陶器全由汉区供给。铁、木、石工依赖流动汉族工匠。该寨妇女虽普遍编织麻布和毯子，但因产量很少，不能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还要靠购买棉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之用。建国前，因羌族没有形成羌特色产品市场，萝卜寨寨民所需商业产品，如油、盐、布、酒、草鞋等项，均到由汉商为主的市场上购买。[1]

萝卜寨的农具主要靠输入，农具很不充分。建国初期，耕牛普遍不够，每户平均只有半头牛。建国前，因种鸦片烟、吸烟和男子不参加农业主要生产，寨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在生产中普遍有以亲友和村寨为单位的换工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不足的大问题。

在生产技术方面，萝卜寨的生产技术较为粗笨。建国前，萝卜寨犁地浅，松土不匀，冬天耕板地(冬耕)的少。除玉米实行点播外，其他作物一般撒播，也不注意选种。一般只上草肥，人粪使用不普遍。使用灌溉办法也仅限于河坝地和一部分山地，未及普遍。野猪、老熊危害成熟的庄稼十分厉害，病虫害也常有发生。

萝卜寨农业生产的上述状况一直处于时光流淌的自然状态中，直至1944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②川西区农业干事刘国士的农业调研，该寨的农业生产状况，特别是小麦的病虫害状况才得以为外界知晓。资料显示，刘氏的该次农业调研，是该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关农业的专门调查。其资料和数据的珍贵性，由此可见一斑。本文就该次农业调研的基本状况做一梗要述概。

受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托，1944年10月，金陵大学农学院农学专家刘国士在川西区做农业生产调研。在羌寨佳山寨调研时，发现该寨小麦线虫病瘿较为众多，旋于同地发现小麦患腥黑粉病亦甚严重。此为小麦该病虫虫害在川西的首次发现，在农业生产史上具有较重大意义，由是刘氏集中精力调研该地区危害小麦生长的病虫害。

在刘国士所调查的区域内，主要的农作物为玉麦(玉蜀黍)及小麦两种。据刘氏观察，民国时期的羌区，玉麦多虫害，小麦多病害。该区小麦品种甚多，就地势高低之别，可分早晚两种。早种因下种迟而收获早，耕种面积均为沿河区域，有白麦、蓝花麦及三月黄三种，量多而质低。晚种下种早而收获迟，耕种面积概在山坡，土名曰油条麦，量次而质优。一直以来，该区域小麦因病害严重，农民有怨天之举，耕作面积日渐减少，“量日渐低，质日渐劣”。

该次调研，刘氏“西至杂谷脑，东至威州，长凡一百二十华里，左右附近农村，几遍足迹，所得结果，深有所感！”历时半年，刘氏不仅摸清了川西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产品的基本概况，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走村串户的走访调查，刘氏发现了川西区农业受到严重危害的病虫害种类，不仅有小麦线虫病瘿，更有小麦患腥黑粉病等虫害。刘氏将该次走访调研情况撰写成了长篇报告《川西区农业调查》《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分别刊载于《边疆服务》第8期、第20期上。③

据刘氏报告，1944年12月19日至29日，刘氏一直在萝卜寨进行调查访问。现将刘氏在萝卜寨的调研过程和结果详述于后。

刘国士在萝卜寨的调查概况

以上资料根据刘国士：《川西区农业调查》(《边疆服务》第8期，1945年7月，第3-30页)及《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边疆服务》第20期，1947年8月，第2-29页)资料整理而成。

民国时期的萝卜寨玉麦为主要作物，产量较他寨为高，因而古有“汶川仓库”之称。但自民国以来，森林滥伐，无人过问，旱祸屡临，该寨所产不敷民食；寨民中的多数男子，改就苦力劳作，故该寨农业有日趋于下之势。在刘氏调查所见，萝卜寨一般良田，一年一季专种玉米，冬作小麦却不甚重视。该寨饮水供给严重不足，每届冬季，化雪饮水，夏秋间只足民用；一旦遇旱，寨中根本没有充足的水源以济灾害，玉米只能歉收，灾荒立马显现。因而刘氏认为，该寨“若实行与小麦轮作，定可减低灾情”。加之该寨“人口极密，疏散不易，欲救其危，当力求农业之改进，方为上策”。[2]

刘国士观察到，该寨因重种玉米而轻种小麦，因而1940年代，该寨少量小麦的种植“均为新垦土地(火地)，或较次之土地而少量种之”。此次刘氏调查小麦所得之病害情况如下表：

萝布寨小麦病害情形

以上资料根据刘国士：《川西区农业调查》(《边疆服务》第8期，1945年7月，第3-30页)及《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边疆服务》第20期，1947年8月，第2-29页)资料整理而成。

观表所示，萝卜寨麦病情形特异，最显著者，即线虫与腥黑粉两病，鲜有寄生于同种小麦者，如1号与4号两农家小麦有线虫寄生，其余六家独有腥黑粉之寄生。若是情形，刘氏得出结论认为：高山的新垦地，所种小麦，线虫寄生之；凡在村之左右两外侧，深谷间与河坝相连低地区，所种小麦，腥黑粉病寄生之。由威州北上沿岷江两旁，种植小麦，多罹患腥黑粉病。这再次佐证了刘氏的小麦病害与地势的研究结论：“高山小麦多线虫，山谷河坝小麦则多腥黑粉病。”⑤

事实上，长期以来，边民处于几乎原始的农业生存环境中，包括萝卜寨在内的羌民农耕观念十分陈旧，现代农耕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上述刘国士调查麦病虫害时偶然发现羌民的麦种，内含小麦线虫病甚多。[3]“询及此物，答以为野草子”，刘氏告知其为麦虫时，初羌民根本不相信，后刘氏“经多方辩证，彼乃信服”，羌民才真诚地求教施教良法。刘氏注意到，当地“小麦因病害之严重，而使农民有怨天之举，耕作面积日渐减少，量日渐低，质日渐劣”。对此，刘氏认为：“推行(对麦病的)防治，实为当前急务。”[4]

刘氏观察研究认为，川西小麦病害种类，主要为线虫病与腥黑粉病两种，“该两种病害之分布，与地势及气候极有关系”，高山区域“均为线虫病”，山腰“则为线虫与腥黑粉两病之混合地带”，河谷地区“概为腥黑粉病”。就如何防治，刘氏也利用自己力量奔走呼吁，于次年10月初开始，“承蒙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防治团之合作，并理番汶川两县府之协助，进行颇为顺利”。就防治方法，刘氏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力量，对村民走访告知：“关于腥黑粉病计用炭酸铜粉拌种与硫酸铜石灰液浸种，小麦线虫病，则用清水处理，若为两病之混合种子，则采用硫酸铜石灰液之浸种处理之”。[5]47

通过对萝卜寨的调查，刘氏证实小麦线虫病“不但在杂谷脑河上游为重，即岷江上游之茂属山区亦然”的结论是正确的，还发现了该寨拥有“贵重之黑色大豆”稀有农产品。

通过调查，刘氏认为，该寨寨民婚丧消耗占到了寨民生活支出的绝大部分，负担十分沉重。刘氏调查意外发现，该寨的养蜂业发展较好，并且该寨的地形、气候为养蜂业适宜发展的极好区域，刘氏建议应在该寨大力倡导养蜂业。

在调查中，刘氏深深感受到“此次调查作难不少”，主要原因有：

1. 村民疑心太大。此前，该寨寨民从未被告知小麦有病虫害之类知识，因而当刘氏来寨做此专项调研时，寨民“询问(调查)用意何在”，使得调查不甚深入。不过，因边疆服务部在该寨办有学校，调查时有学生当向导、作解释，因而该次调查最终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2. 村民有关农业病虫害知识太少。针对寨民不相信小麦有病虫害之类事宜，当被寨民诘问调查用意时，刘氏“取线虫瘿浸于水内，并以扩大镜，使他们看”，寨民才相信小麦真病害这类事。淳朴的寨民看到了听明白了，说：“你们真研究的到家”。 由此刘氏发出慨叹：“要取得农民相信，非有实在凭证不可。”

3. 将植物病害与人病害概念混淆。刘氏到小寨子袁开科家去做小麦病虫害调查。其夫人“不敢招待”。待刘氏说清缘由并请她拿出麦子看看有无病害时，其夫人以为刘氏是医生，要刘氏给人看病，可把刘氏“难着了”，刘氏只得劝其去威州医院看病。该户人家在该地区属于受过教育、任过小学校长职务的人家，对于小麦病虫害知识的认识莫过于此，其他人家的相关知识即可管中窥见。

4.该寨农业成本太高。就该寨寨民的农业产出和收入，据刘氏粗略估算，寨民在农业上的人工“劳力太大”，“所得的收入，若按人工费用之折合算，是亏本的农业经营”，不过，寨民有两种主要的收入，“一是花椒，二是卖柴背茶包”，因而混在一起折算农业收入，才不显得农业收成的成本过高。[5]102

建国前后的时局因素致使边疆服务部农业生计事工逐渐呈萎缩之势。[6]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川西区主任王贯三透露，川西区的生计工作自1948年起，“因饮料高贵，牧场不良，畜牧成为保守状态；因交通不便，良种不易获得，复无土地可资试验，农业改良成为停顿记；此外防治小麦黑穗病，国病已大减，且种小麦之地亦复不多，显见得成为可有可无”。[7]值此情形下，川西区生计干事对工作一筹莫展。

正如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专家胡兴宗所言：民国时期的汶川农业因“自然因子之影响，使农业之发展，大受限制，生长季节短，年仅一季作物，土层薄而地力弱，产量甚低，人工不足，经营粗放，栽培不合理，诸如此类，足使农业渐形低下”。为解决该地区农业发展困难，胡氏认为，政府除了应该大力解决土地所属及发展川西交通之外，应着力在农艺方面下大力气：政府应组织力量帮助民众改良耕作方法，以减少土壤冲刷，保存水土；同时还应利用川西地区青草遍布的优势，制造堆肥，以弥补土地所需肥料不足。[8]作为川西区典型羌寨的萝卜寨，情况更是如此。刘国士所做的上述努力，已是个人力量的最大贡献噫！

注释：

① 萝卜寨地处东经103°39′，北纬31°30′，在汶川县雁门乡境内岷江南岸高半山台地上，平均海拔1970米。该台地属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区的第四纪冰水堆积形成的黄土台地，恰在凤山和凰山之间，背依林盘山，前临岷江大峡谷，地势险要，风景迤逦，是发现住户最多、人口最多的羌族聚居村，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黄泥羌寨。

②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1927年在上海成立，1937年完成在国民政府的立案手续，成为“国内唯一在中央取得法人资格之基督教会”。抗日时期，该机构在成都设立边疆服务部，分别在川西和西昌地区设立了服务区，服务边区民众的教育、医疗、农业等事项，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力。

③ 据《汶川县志.大事记述》，刘国士在该区的调查是该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关农业的专门调查。依据刘氏调查数据及结论，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雁门、克枯用农药为麦种消毒，防止小麦的黑穗病，是该地区的首次行为。参见《汶川县志.大事记述》，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7月，第19页。

④ 该日的调查中，刘氏获知该寨马姓家的小麦一份“含以最高百分率之线虫病”，“依此又证明该病，不但在杂谷脑河上游为重，即岷江上游之茂属山区亦然。”随后，刘氏即在该村使用农药为麦种消毒，这是该地区首次使用农药为小麦消毒。

⑤ 刘国士：《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边疆服务》第20期，1947年8月，第15页。该次调查对于川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及农作物病害的诊治有极大地价值和意义。此后在王贯三等人的组织下，川西区的麦病防治工作连年进行，在汶川、理县、茂县三县，每年组织一次麦病防治巡回团，较好地预防了羌区麦病防治。川西区的麦病防治工作成效重大，1949年得到了农复会的资金资助及华西大学的技术支持。参见拙文：《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农业改良》，《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起止页码为106-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