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90级的学生。

考上大学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也并不知道我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只是在一个汗流浃背的下午，我一个人在一片田地里被沉重的农活压弯了腰的时候，才迫切地想着要跳出农门了。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目光所及，也就是眼前的那一片天。

我的老家地处关中平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乡村。父亲老实巴交、目不识丁，母亲宅心仁厚、勤勤恳恳，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支撑着一个贫困的大家庭。那个时候的大学极难考，十里八村的，考上大学的少之又少，一个村有时候一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从小书读得还不错，但父母对于我的态度，也还是听天由命的，能考上大学，他们不怕累，考不上大学，他们也不责备。不是父母不严格管我，而是沉重的生活使他们自顾无暇，压根儿不敢抱太大的奢望。

如果我走出乡村，做一个吃公家饭的城里人，他们高兴，儿子有出息，却也担心，儿子离家远了；如果我守在家里，做了个农民，他们担心，儿子要吃苦受罪，却也高兴，儿子可以守在身边，一起守着那份并不算大，却足以温饱的家业了。无论如何，父母于我，都是恩重如山的人。

在1990年以前，我只进过县城，对于大城市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当我一个人来师大报到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在火车站看见有通往师大的车，扛着行李就上车了，售票员让我买票的时候，才知道上错了车。那时候火车站通往陕西师大的是3路公交，票价只有1毛钱。

大概三十分钟后，我到了师大。那个时候的师大校门，一点都不气派，大门左侧，是中文系的教学楼，右侧是地理系，正对着的是图书馆，一座仿古的建筑，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在这些建筑物的中间，有草地，有凉亭，有喷泉，也有一条通往校园深处的小路，我就是在这条路上，被接进了中文系的男生楼，9号学生公寓。那时候教学楼不是新的，公寓楼也不是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太崭新的环境中，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开始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补助，男生每月31斤粮票，女生28斤，男生不够吃的时候，经常盯着女生的饭票。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但师大的伙食却不错，以至于今天还流传着“吃在师大”的戏谑，而且师大的饭票居然可以在周圍一些商店通用，好像上师大，也是一件蛮荣耀的事情。

师大多美女，中文系更是这样，至少我就经常见那些高傲的工科男有事没事地跑过来。身处美女包围圈里的中文系的男生们，却多半很木讷，他们的风花雪月是写在文章里的，并不浪漫，那段不浪漫的往事，却裹着纯纯的友谊，要一辈子留在记忆里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个周末，学校都要放露天电影。通常是男生扛着凳子，三五个一伙儿，如果能约几个女同学，那场电影就会看得特别有滋味了。去早了，电影没开，就打扑克，男生女生打升级，没人计较输赢，赢了的人开心，输了的也一样开心。在红红的夕阳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三年级的时候，看露天电影的人渐渐少了，后来学校也就不放了。那些有了男女朋友的，再看电影，都去了正规的电影院，落了单的男生女生们，只好看书，准备考研究生了。我的一位同学，很没落地给自己的宿舍取了名字，叫寂寞山庄。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军训，很苦，大约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一个月，是在当时的西安陆军学院渡过的。从来没想过自己一口气要跑十几公里，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比地板还脏，从来没想过要把被子叠得四方四正，从来没想过吃饭前还得唱歌，从来没想过看电影还得整队，从来没想过说话前还得打报告。军训，让我体会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没黑没明地训练，走队列踢正步练瞄准拉歌紧急集合汇报表演，男生黑了，女生也黑了。军训结束，当我们一路欢歌，穿着统一的军训服，整齐地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有人开玩笑：“咋才一个月，男生女生都一个样了，从非洲回来的吧！”

我理想的大学十分简单：先生们认真教书，学生们认真学习，管理者认真服务，大学里的所有人都认真地生活。

先生们的本职是教育，搞不搞科研，是私事，搞得好，有名有利，挺好，但不能把与这些名利有关的各种情绪带进课堂，给学生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学生们的本职是接受教育，他学的是先生的业，看的却是先生的人了，先生正，学生也就正了，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再怎么着，性格却未必定型，他们的人生或许才刚刚开始，如果有幸碰上了一个用心工作，坦荡做人的先生，或许会产生无法想象的影响。

管理者的本质是服务教育，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只有勤勤恳恳的态度，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先生们把课上好，学生们能好好地成长。二十年前的陕西师大，虽然不是特别有名，但正是那样的一所大学！

清华大学先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演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现在是非常有名了，所有的大学都想有大师，但很少有人考虑，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师，大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大师？大师离我很遥远，可是师大离我很近。师大爱过我，我也爱着师大。比起那些以大师标榜自己的大学，师大是务实的，这里有太多的先生们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教学上，耳濡目染之间，我或许正在传承着师大的精神。

我固执地认为，师大也有大师，非学者之大，实师者之大，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师大这些默默无闻的先生们，我们期待的大师才会在以后的某一天，从厚重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如今的我，也像我的先生们一样，把一生定位成了一名教师，当越来越多的人说学生难教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教师误入歧途的时候，我时刻记得自己是一名师大的毕业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希望能够有和师大的先生们一样的荣幸，为培养大师而做一点事情。

如今，再回师大的时候，图书馆还在，图书馆前的水池与假山也还在，如果是万物萌动的春天，图书馆两侧的那几树白玉兰幽然而立，一树的淡雅，满园的清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这几株玉兰树下相识、相知而后分离，毕业照还在，但人已经不是从前了，好些，记得，却不认得。当年那个一头乌发的青葱少年，早已是两鬓斑白，而那些长发飘飘的美女们，虽然风韵犹存，却也是满脸的褶子了。岁月该有多么的不堪呢！

我们都老了，可是师大依旧年轻，在以后的日子里，师大四年，打打闹闹还在，恩怨情仇还在，一辈子与师大的缠绵与纠结，也一定还在了！

作者简介： 王红相，陕西师范大学1990级中文系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