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国际共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举措。不过，“一带一路”绝非古丝绸之路的简单重现，而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前提下，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发挥大国作用的战略选择。“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诉求是在海洋霸权国家的强力围堵下，中国实现“以陆权平衡海权”的战略突破，从而化解东南沿海地区的战略危机，通过“以境外投资消化境内过剩”“以合作共赢代替竞争对抗”“以美元储备换取人民币国际化”这三驾马车，最终实现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战略安全优化。基于此，“一带一路”建设赋予西部地区、陕西省和西安市特殊的战略价值。也正因如此，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产业布局乃至公共政策，必须契合国家战略布局和发展需求，才能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

一、“高铁时代”的现代陆权价值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即引起欧美大国的敌视，遭到各国围截。基于地缘政治安全考虑，美国和日本的极力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断强化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防务，美日同盟依靠“第一岛链”对中国面向海洋的战略实现有效围堵。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则以“陆权为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通欧亚，通过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陆权联盟，分享美日缔造的以海权为代表的国际霸权秩序。同时，中国在制海权方面积极“追赶超越”，加强以国产航母为主的造舰计划，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巧妙绕开了美日同盟的海上封锁，而且另辟蹊径，直达欧洲——“世界岛”。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沿海城市出发，路经印尼、印度、斯里兰卡、伊朗、肯尼亚到达希腊，最终两线相交。“中国需要经略海洋，需要通过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新的国际自由航行和合作规则。”海陆两线并行不悖的战略目标是把中国更好地“推销”出去，把各国更好地“吸引”进来，中国与盟友是互利共赢的共同体。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有分量的来自陆权的抗衡。

“一带一路”建设凸显了现代陆权的国际战略价值。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中国的战略储备具备了突破海权掣肘的战略实力。除了世界第一的人口、世界最全的生产体系、庞大的经济总量、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等经济优势外，促使中国面向陆地、确定西向战略的，还有两个条件是法、德等欧洲大国所不具备的优势——技术和资金。首先，中国高铁技术使陆地资源的大范围、大规模、高速度运动成为可能。通过技术输出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起跨越亚欧大陆的高铁网络，便可促进亚欧大陆之间的人员、物资的便捷往来，从而使得大宗商品和大规模人员流动，可以绕过直布罗陀、好望角、苏伊士运河、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直接贯通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沿途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其次，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但是，在美国所掌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并没有更多话语权，更无法通过扩大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投资成为国际经济体制的重要一极。

通過“一带一路”开拓国际战略的大后方优化陆权安全，是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安全转移的策略性选择。这也是国家层面对改革开放前四十年国内发展的战略调整，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而缓解美国重返亚太、强化“第一岛链”对中国的战略压制。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部地区尤其是占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位置的西安及陕西的战略价值随之凸显，建设大西安，带动关中城市群发展，辐射大西北乃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已成为国家战略决策，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发展与战略安全。

二、大西安——新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

西安城市发展并不理想，但推动西安快速对稳定西北安全战略意义重大。其实，早在1998年5月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时，西安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价值已非同小可，基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缩小东西部差别、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理念，以西安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起步。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天经济区发展规划》又明确指出，经济区处于中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是全国交通、信息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规划赋予西安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功能，大西安将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国家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2018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关于印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规划〔2018〕220号）》，明确提出了“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西安这座雄踞关中的千年古都，正式跻身于“国家中心城市”之列，是第九个获此地位的“新一线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对内，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对外，国家中心城市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潜力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于世界的金融、贸易、文化和行政中心。《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快西安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强西咸新区、西安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建设，强化面向西北地区的综合服务和对外交往门户功能，提升维护西北繁荣稳定的战略功能，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丝路科创中心、丝路文化高地、内陆开放高地、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保护好古都风貌，统筹老城、新区发展，加快大西安都市圈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形成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格局，建成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表明，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建设，国家赋予了大西安特殊的战略价值。它是国家新陆权战略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大西安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维护西北繁荣稳定的战略功能。同时，大西安也是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既是对外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开放高地，更是国家西向开放，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新高地。

三、聚焦国家战略加快大西安发展的战略选择

加快大西安城市建设，建设好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准确把握城市发展发展价值，服务于国家战略实施，基于此，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西安城市发展应优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强化以西安为中心的西部交通枢纽建设，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运输枢纽交通枢纽是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的交叉与衔接之处，共同办理客货的中转、发送、到达所需的多种运输设施的综合体。西安地处中国几何中心位置，是全国十大综合交通枢纽，九大物流集散中心之一，担负着西北地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功能。尤其是随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以西安北站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路网基本成型，包括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西安站、西安东（纺织城）站、新西安南站、西安西（阿房宫）站、新西安站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国家级客运枢纽，具备陆空便捷换乘的立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同时，以国际港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中心的国家级货运枢纽业已成型，便于实现陆海空联运，便于实现不同运输方式货运中转和国际直通业务开展。

当然，国家赋予西安国家级交通枢纽中心的功能定位，地方政府必须贯彻这一战略意图，优先布局枢纽经济产业、辅助以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从现在的产业发展态势来，隨着西安国际港务区和西安国家级航空经济示范区的设立，西安市政府要优先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加大投入，积极扶持、培育外向型经济产业，以适应港口经济、枢纽经济时代的到来。

第二，准确把握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专业定位，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展示区、传承区和示范区的国际化大都市功能。国际化大都市一般包括两大类型，即综合型和专业型。专业型又可分为文化型、金融型等多个细分类型。就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北京、上海和西安是中央政府布局打造的三大国际化大都市。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商贸发达程度来看，西安与上述两个城市相比都没有竞争优势。但是，从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来看，西安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国际化文化大都市，“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

西安市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规划功能，充分挖掘西安丰富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政府的资源整合功能，以大景区、大产业的模式积极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彰显力和文化示范功能，既可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辉煌，不断国家文化影响力，又可提升西安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与品位，凸显国际化文化大都市的城市价值和吸引力。

第三，充分发挥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立足“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与创新。西安在科技、文化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拥有8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科研院所、100多万科技人才，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和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是大西安建设的科技资源统筹、创新和创业示范基地，西安市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内外科技联合创新、产业合作示范功能，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形成示范、带动效果，推动大西安经济产业转型，积极培育科技型和外向型产业经济，不断提升大西安经济实力，进一步缩小与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差距。

总而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西安成为联通东西南北面向欧亚的战略节点城市，既是国家级战略中心城市，也是向西开放的门户口岸。这对大西安来说充满机遇，也充满了挑战，西安市乃至陕西省政府要精准定位西安的城市功能，及时转变政府职能，保障政策供给能够服务于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需求，促进大西安城市实现创新发展，实现与之匹配的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以创新驱动加速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作者简介：侯学华，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舆情与社会治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