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婷婷

摘 要：管家这一职业虽然起源于法国却在与之隔海相望的英国盛行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在英国社会受到的高度认可与英国的贵族精神和绅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在位于亚洲的东方国家——中国，旧时为官僚和商贾管理家产和日常事务的地位较高的仆人也被称为管家。[1]在英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描写贵族和世家的文学作品，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为读者们塑造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管家形象。管家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能够在人物形象的背后挖掘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国民性和民族性格，体会不同文化背景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刻影响。本文将尝试以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和中国剧作家曹禺的《雷雨》中的鲁贵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两部在异文化的影响下孕育的作品中的管家形象，并从职业态度和人物性格角度上探寻两位管家形象的异同点。

关键词：管家 《长日留痕》 史蒂文斯 《雷雨》 鲁贵

一、管家形象溯源

英语中的“Butler”（管家）一词来源于法语“bouteillier”，原指贵族和宫廷宴会上的司酒官。[1]这一行业在重视礼仪的英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了在英国社会中具有爵位和身份的贵族家庭的象征。为满足这些贵族对荣誉与尊严的追求，英式管家行业具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管家在入职前需要经过特殊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他们需要具有优秀的个人素质和个人修养，能够细致入微地照料雇主的生活起居并游刃有余地接待不同身份的宾客。一名合格的管家需要熟知各种礼仪，具有敏锐的意识和聪慧的头脑，能够灵活应对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曾获得多次奖项的英国历史剧《唐顿庄园》中，忠诚公正、一丝不苟的卡森管家就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大众所熟知。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聪明能干、经验丰富而又虚伪无知的波尔顿太太、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呼啸山庄》中的纳莉和齐拉都是非常具有典型特点的管家形象。

中文中的“管家”一词多出现于明清小说中，如在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中就有：“却教管家看守门墙，自己带了三千两银子，领子四个家人，两个美童，雇了一只航船，逞至昆山来访刘翁、刘岖。”、“那些管家们欺他年幼，见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 的有关描写。[2]《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也有：“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也断不敢当；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向知县没奈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的有关叙述。[3]中国古代的封建家庭奴仆众多，账房、家丁、老妈子、丫鬟中地位较高的仆人也都具有一些管理家庭事务的职能。

《长日留痕》是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石黑一雄在这部以英国为背景、描写英国传统管家——史蒂文斯对往日岁月追忆的作品中，突破了他之前作品中对日本人和日本生活的内容描写限制，并凭借这部小说荣获了1982年的布克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幽默与感伤的笔法”塑造人物形象，探讨了小人物在大英帝国的没落和转型中的迷茫与成长。《雷雨》作为曹禺的处女剧作，塞满了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现实的控诉。在这部暴露具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罪恶的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周朴园、繁漪、四凤、周萍等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鲁贵作为周公馆的管家，是周公馆悲剧的见证者，也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缩影。《长日留痕》和《雷雨》是反映英国和中国这两个不同国家20世纪初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都倾向于暴露这种特殊时期中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体察这种社会失衡、传统失衡的特殊时期中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对这两部作品中史蒂文斯和鲁贵的管家形象的比较也能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异文化背景对人物职业态度和人物性格的影响。

二、异文化背景下的职业态度

职业作为一种劳动过程中的分工现象，是人类具有社会性的体现。管家作为一种职业类型，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出身、社会地位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管家所代表的身份的认识和理解能够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物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在小说《长日留痕》中，服务于达林顿府的男管家史蒂文斯对雇主达林顿勋爵十分忠诚，对于雇主的决定绝对服从，甚至不辨是非地去执行和落实。在他人质疑勋爵在私宅密会上的错误行为时，史蒂文斯依然表示“我绝对相信勋爵准确无误的判断力”（184）。[4]在勋爵向他提出要辞退两位犹太女仆时，史蒂文斯虽然在内心深处“出自本能是不赞同将她俩解雇的”（121），但是他还是对勋爵的做法表示服从，唯主人的意见马首是瞻。在女管家肯顿小姐对此事发表意见和表示气愤时，史蒂文斯却对她说“我们的工作职责不允许我们只顾及自己的癖好和个人情感，而是要遵从主人的意愿”（122）。石黑一雄笔下的史蒂文斯作为英国传统管家的代表，这种忠于雇主的职业态度是欧洲骑士精神的体现。骑士原指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军事训练的骑兵，在为领主的战争中保卫领土、替领主浴血奋战从而获取封地和荣誉。忠诚是骑士最重要的精神品质，骑士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领主和国家，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可以为教会和庄园英勇献身。他们彬彬有礼、谦卑谨慎，以身为骑士为荣誉，拥有强大的正义感，保护妇孺和弱者，抵抗强暴的凶徒。在英国，不列颠君王亚瑟的圆桌骑士的传说十分盛行，亚瑟王带领着他的一百多位英勇的骑士统一了不列颠群岛的传奇事迹在英国广为流传。骑士是勇敢、忠诚的象征，是英雄的化身，是中世纪欧洲保护基督教教会利益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忠诚卫士。骑士精神在英国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影响了英国贵族品格的形成。英式管家受雇与贵族雇主，与骑士一样，要以忠于主人为荣，通过服从主人的命令、博得主人的好感和赞赏从而获取自我荣誉感的满足。史蒂文斯忠于职责，具有狂热的工作热情，他像机器一样运作，尽力精心设计工作計划和内容，追求细致的完美。史蒂文斯将管家的工作完成得毫无挑剔，孜孜以求成为一名杰出的男管家——这与英国人的传统性格具有深刻的关系。严谨认真、沉着稳重，做事深思熟虑、井然有序，注重细节和质量是英国人的传统，英国人以力求完美和拥有强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荣。此外，史蒂文斯作为达林顿府沟通上下的管家，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在达林顿勋爵和客人面前，史蒂文斯总是斟酌字句，矜持多礼，像绅士一样做出让主人满意的回答和行动。而对肯顿小姐等下属以及旅途中遇见的小人物时，他便表现得自己是如何的高人一等，对这些人并没有过多的尊敬。这与英国至今都残留着的封建意识和等级观点都有着很大的联系。英国是在光荣革命后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承认王室的地位，在英国社会，贵族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史蒂文斯作为贵族庄园的管家，无时无刻不受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

相对于史蒂文斯的绝对忠诚，在《雷雨》中，曹禺笔下的鲁贵的“忠心”则是——“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些伛偻，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16）。[5]鲁贵在表面上对周公馆的主人十分恭敬，表现自己的逢迎——“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20）、“见着老爷，便不自主地好像说不出来话来”（56），但却在背后嘲笑周朴园，并“常常贪婪地窥视着，如一只狼”（16）。鲁贵的忠心不同于史蒂文斯，而是鲁迅先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聪明人和奴才的结合体，鲁贵具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聪明人”的伪善和阴险，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欺软怕硬，是骨子里的奴才性格。相对于史蒂文斯，他没有一点价值观意义上的职业尊严，在鲁贵的世界里的风光则是“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哪一个不说我鲁贵呱呱叫。”（19）、“一到夏天……你要什么，就有什么”（72），是一种贪婪的奴才的皮相，鲁贵在管家这一工作上获得的并不是史蒂文斯那种对管家职业的荣誉感，而是借此来获得欲望上的满足。鲁贵自轻自贱，认为自己的家人身份卑微，地位卑下，嘲笑四风和侍萍“你看你们这点穷相”（73）、斥责鲁大海“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24）。鲁贵的这种奴才性格是中国千百年来小农经济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国民身上烙下的深刻印记的反映，这种封建宗法的传统和等级观念深入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不断腐蚀着中国国民的思想和意识。此外，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渗透和影响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盛行的买办、市侩文化也不断在鲁贵这样的底层人物内心深处扎根，使得在底层社会中挣扎的小人物们滋生出圆滑、伪善和贪婪的人性缺点。

三、异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人物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相对稳定的态度，是能够表现人格特征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性格受基因遗传因素、成长期发育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能够体现人的社会属性。探查并比较史蒂文斯和鲁贵的人物性格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出两者的社会认知和道德认知的不同。

在小说《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细致勾勒了史蒂文斯的人物性格，我们能够在小说的许多细节之处发现他独特的人性特点。史蒂文斯在为人处事上十分偏执、刻板，并缺乏与人交往所需的温情。在工作上，史蒂文斯总是吹毛求疵，对待肯特小姐等下属的工作要求总是僵化教条，不知变通。史蒂文斯总是喜欢一个人待在配膳室里，审阅工作记录，不喜欢别人因同他交谈工作以外的事情打扰他。肯顿小姐在刚刚来到达灵顿勋爵府工作时，曾试图用插满花朵的花瓶替史蒂文斯的休息室“增添一点活力”（43），而史蒂文斯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房间的刻板和毫无生气，并表示“我很乐意将消遣保持到最低限度”（43），毫无生活的情趣。史蒂文斯总是自欺欺人，他在内心深处是存在着对爱情的渴望的，在阅读爱情小说被肯顿小姐发现后，他辩解道自己阅读爱情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并以此来掩饰自己真正的内心。肯顿小姐对史蒂文斯抱有好感，在多次暗示史蒂文斯都无动于衷后，她接受了贝恩先生的求婚并告知了史蒂文斯。史蒂文斯虽然内心深处也是对肯顿小姐爱慕的，却认不清自己的感情，并没有表示挽留，而是祝福她幸福快乐。明明对肯顿小姐怀有深厚的感情，史蒂文斯在回忆过去时却表示和肯顿小姐之间只是良好的工作关系，在收到肯顿小姐的书信后，史蒂文斯明明十分期待与肯顿小姐能够再次见面，却把这次旅行的目的解释成重新调整并制定为达林顿府工作的员工计划。史蒂文斯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十分克制自己的情感，使他缺乏自我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人生缺失亲情与爱情的温暖，并对主人已经决定的事情毫无己见。英国作为被海洋和海峡包围着的岛国，虽然气候温和却天气多变，多雾多雨的气候特点深刻影响了英国人的性格。英国人多古怪矜持、沉默寡言、性格孤僻、生活刻板、循规守矩，不喜欢主动与人接近或者接触，总是与他人保持着距离感。英国人的这种性格特点也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保守精神的体现，妥协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传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向皇室妥协，一战后奉行绥靖政策向德国妥协。史蒂文斯的性格还是英国绅士文化影响的产物，英国绅士多注重礼仪，行为端庄。此外，史蒂文斯还怀有着对国家的高度自豪感，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民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大英帝国抱有强大的荣誉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民众对于国家政权的盲从，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相对于史蒂文斯的缺乏温情，鲁贵在人性上则是贪婪并自私。在家里好吃懒做，又对侍萍和四凤、大海作威作福。他是一个鲜明的市侩，工于心计，精明地计算女儿的青春资本，把女儿四凤当做自己的摇钱树，让四凤在周家的两个公子之间周旋从而获取利益来满足自己庸俗鄙陋的吃喝嫖赌的欲望。鲁贵是20世纪初病态的中国民众的典型代表，他们自甘堕落，不知反省，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在小说《长日留痕》的最后，史蒂文斯还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应该停止过多地回顾过去，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且应尽力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200），而曹禺先生笔下的鲁贵，却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堪，从未做过任何反省。鲁贵他并不像史蒂文斯一样对主人绝对的顺从，而是圆滑并熟谙人情世故。他善于察言观色并且狡诈，对待雇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窥探主人的私隐，厚颜无耻地攫取最大的利益，毫无尊严人格可言。鲁贵不仅对四风和两个少爷之间的交往状态进行监视，还偷听主人的私隐，借繁漪与周萍的私情，向繁漪多次勒索，给本就遭受强大精神压力和折磨的繁漪带来更大的苦痛和绝望。鲁贵没有知识和文化，是庸俗的平民和看客的代表，他從未体会和同情繁漪的痛苦，而是冷酷无情地把繁漪的悲剧当做自己获得利益的手段。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家族文化、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等为代表的封建旧礼教仍然腐蚀和麻痹着中国民众，使得像鲁贵这样的底层人物愚昧、麻木、奴性十足。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使阶级矛盾激化，小人物在地主阶级等统治阶级的压榨下苦不堪言。西方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渗透也激发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兴起，鲁贵作为普通的底层人物，不得不为生存抛弃人性的善，在道德沦丧和人性沦丧的黑暗社会中猥琐地挣扎。曹禺作为一名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在《雷雨》中不仅通过这个大家族的悲剧表明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必然崩溃，还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剔爬到了人性的灵魂深处。他刻画的鲁贵这个小人物身上暴露的人性的缺点不仅对唤醒20世纪初的民众具有重要意义，对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我们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四、结语

在史蒂文斯和鲁贵这两个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管家形象的对比中，我们不仅能够在人物形象的背后挖掘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国民性和民族性格，体会不同文化背景对人物职业态度以及性格的深刻影响，也能在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中看到一些普遍的人性弱点，并以此为戒，不断反思，健全自身的人格。通过对这两部反映社会转型期作品的对比，我们能够了解到这种社会失衡的特殊时期中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并对人性和命运这两个永恒的命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大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 英汉大词典第2版[Z].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 （明）冯梦龙，编.严敦易，校注.警示通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

[4] 吴敬梓.儒林外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 本文引用的石黑一雄的小说译文均出自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以下引文，只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6] 本文引用的《雷雨》作品内容均出自曹禺.曹禺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以下引文，只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